李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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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胞弟李岗的眼中，李安做电影如同做人，是典型的中国君子。李安很真诚，非常律己，即使成功后，也绝不会自我膨胀，“吾日三省吾身”已成为他的生活座右铭。
在家中，李安是老大，我是老幺。爸爸是台南一中校长，妈妈是小学老师。台南一中是老哥读书的地方，是台湾南部最好的一间中学，出过很多政界和科学界的名人。我们哥俩从小就很像，经常被人认错。
我和老哥成长的那个年代很压抑。爸爸给老哥取名为“李安”，一是我们祖籍在江西德安， 二是爸爸来台湾时坐的轮船名叫“永安号”。
我们出身在一个传统的家庭，传统的中国家庭不是法治，而是人治。在家里，父亲当然就是“天”，民主这种东西在他眼里就是“没大没小”。一个家庭里，父爱跟母爱是不一样的— 母亲爱你，就是希望你能身体好；但父爱会让你很累，他的爱是让你有责任的。李安是长子， 他受过一些苦，比如现在全天下人都知道他曾在纽约煮了6 年饭，被太太养起来。一个大男人不能工作、不能养家，父亲当然会给他压力，但这些苦比起战乱来说，还是要好很多了。
科举观念在我家影响非常大。父亲是老一辈的人，士大夫观念尤其强，觉得读书就是为了报效国家。联考像梦魇一样跟随我们的少年时代。初中、高中，我们都要背诵《论语》，暑假里， 父亲还要我们背诵《古文观止》。
我们永远都赶不上爸爸这代人，他们最差也能写一手好毛笔字，写公文绝对没有问题。耳濡目染后的李安，成了《论语》里的谦谦君子， 非常律己，即使成功后，也绝不会自我膨胀，“吾日三省吾身”已成为他的生活座右铭。
我们兄弟俩都爱看艺术片
直到我上初中之前，我还和李安睡一张床。生活很压抑，唯一的消遣就是看电影、看小说， 我们男孩子还迷上了打篮球。
小时候台湾的电影环境比较健康，也有自已的电影工业，不像现在几乎90% 以上都是好莱坞的电影了。当时有意大利新现实主义、法国新浪潮、好莱坞和德国片，还有很多国语片。
妈妈也很喜欢看电影，怀孕时她有两个嗜好，一是看电影，二是啃甘蔗。李安还不会走路时， 她就推着婴儿车带他进电影院了。后来，李安在传记《十年一觉电影梦》里，还曾提到一次跟妈妈看电影后的对话。他问妈妈：“为什么我们老看外国片？”妈妈说：“外国片好看啊，等你长大， 看看能不能拍更好的外国片。”冥冥中，或许自有定数。
电影是成年人的梦想。美国有家电影公司叫“梦工厂”，这个名字真好。做电影，就是造梦； 看电影，就是做梦。你看我，做贸易这么多年， 发达过，也失败过。我卖过圆珠笔、卖过眼镜， 可我不会爱上它们，但是一看电影我就爱上它了。
这么多年过去了，我还是回过头跟李安一样，做电影这个行当。
长大点，我和李安看各种类型的电影，包括艺术片。我们印象比较深的是《梁山伯与祝英台》、《毕业生》、伯格曼的《处女泉》、索非亚·罗兰主演的《昨日，今日，明日》，还有日本的小津安二郎、美国的比利·怀德的片子，我们都很喜欢。再后来，李安到艺专，看的艺术电影比我更多。
我和李安是同一年大学毕业。他先是在台北艺术专科念影剧科，后来去美国伊利诺斯念舞台剧，那年我大二，正在念海洋大学。他在美国毕业后，向父亲提出要到纽约大学念导演系。
我家是公务员家庭，并不富裕，而纽约大学的学费非常昂贵。父亲原想他继续念博士，然后回台湾来教书，所以心里反对他去纽约大学读导演系， 但还是资助他继续读书。
电影对父亲而言是太陌生的东西，“婊子无情，戏子无义”是父辈人的概念，拍戏不是个上得了台面的职业。直到李安成名，父亲还是希望他能回台湾教书。我们家很奇怪，爸爸当初反对他拍摄电影，李安后来又反对我拍摄电影，但理由却完全不一样。爸爸是因为完全不了解电影，认为电影不是一个正当行业；而李安是太了解电影，认为电影的确不是一个正当行业。台湾目前完全没有电影工业，拍摄电影要付出很多代价，导演没有片可以拍，甚至可能没有饭吃。这些滋味和苦楚，他都有体会， 所以反对我来做电影。
我不熟悉的西方的李安
李安的第一部电影就让我吃惊。那是他在纽约大学的毕业作品《分界线》(Fine line)， 故事是根据他的几段暑假打工的经历写出来的。描写一个台湾来的、在美国非法打工的女孩子爱上一个贩毒的意大利裔小混混的恋爱故事，非常好。当时台湾华航一个空中少爷是我同学，李安托他带回来给我们看。我看了非常意外，哇，我老哥怎么会这个样子， 没有经过青涩阶段，电影作品就已经很成熟了。
这部片子获得纽约大学导演系毕业作品第一名，后来美国三大经纪公司之一的威廉·莫瑞斯就和他签约，劝他在美国发展。结果帮他找了6 年的片子也没有找到，他就在家里当了6 年煮夫。
后来，李安因为《推手》和《喜宴》拿了台湾电影局的优良剧本奖，于是回到台湾拍片子。他拍摄的“父亲三部曲”—《推手》、《喜宴》和《饮食男女》，我都很喜欢。不过，因为电影讲述的就是我们家里的故事，我很熟悉，所以并不觉得有意外惊喜。
直到他拍摄简·奥斯汀的《知性与感性》， 才又让我惊讶起来。这是他重新回到美国以后拍摄的电影，我看后的第一感觉是，我老哥怎么会拍两百年前的英国？他怎么那么了解西方的社会？我开始意识到，老哥有了很多和我不一样的地方。后来的《冰风暴》等描述美国社会阶层的电影，我不再惊奇了，他在讲述外国人的故事。
《卧虎藏龙》是第三部让我惊讶的片子。他拍摄的武打片，不是我们传统中国人的武侠世界。我们看过的武打片，一定是充满国仇家恨的，而他完全是按照西方人的视角在拍， 写的是两个女人的战争，拍摄也是章回格局， 加上评剧，非常好。
这三部电影有一个共同的特质，都是我不熟悉的西方的李安。每次他讲英文的时候， 我就会觉得，那个我不熟悉的李安出现了。
后来我自己开始拍电影，拍摄第一部电影《条子阿不拉》(柯受良主演)时，我连分镜头都不会，那时他正好拍摄《与魔鬼共骑》，我就飞过去跟他学习。关于电影，我们哥俩无话不谈。
他就像马可·波罗、利玛窦、玄奘李安做电影如同做人，是典型的中国君子。《论语》有言：“为人谋而不忠乎？与朋友交而不信乎？传不习乎？”他的确如此。他很真诚，对自己的电影非常诚恳。替电影公司拍摄电影，基本态度是一定要尽其所能做到最好，不胡乱用投资人的钱，而现在的一些导演只管自己拍摄开心，不管别人死活。李安对身边的工作人员也非常讲诚信， 现在台湾很多女明星说哪怕露点也愿意上他的电影，那是因为大家对他的作品与做人做事的信任。
他的电影镜头叙述，也一定对得起观众。你看他的镜头绝对不会奇怪，拍摄前他已经把所有问题都研究得很透彻了，就像打篮球一样，传球永远要接球的人最舒服。另外， 他还懂得留白，他的电影永远不会有结论，不会教训人，他有自己的观点，但不会直接告诉你，也不会让你发呆。
电影这行当，就像武大郎卖烧饼，什么人卖什么货。李安电影的天分，就像麻将中的“五门齐”样样齐全。他会玩很多手段，电影的声、光、影、剪接，他都很在行，他还是一个说故事的高手。李安对于文化的态度是“中学为体，西学为用”，中国文化和西方文化都有好的部分和坏的部分，好的就留下来，坏的就抛弃，这是文化新中国的概念。
李安的中国电影里没有什么大中国、大王朝、大情怀，他的电影是西方视角的，而西方视角里面，又有东方人的观点和情怀。李安的电影会吸引西方人，会让他们觉得神秘的， 是他那里面的“文化中国”的那一部分，不是他从西方学来的电影技巧。
李安觉得幸运的不只是他的机运，而是他看西方文化的中国观点，与看中国文化的西方观点，而他的下一代就是美国人，不再有中国文化的内涵与观点了。可惜很多人现在都不重视这些。
如今，李安的工作已经超越了一个导演的意义，他就像马可·波罗、利玛窦、玄奘那样穿梭于东西两个世界，只不过他们沟通的媒介或许是商业、宗教、政治..李安是用电影。
化成灰也要做中国人
《断背山》的成功完全是意外。这部电影是他在《绿巨人》之后拍摄的，当时拍完这部商业电影后他身心俱疲，想拍一部自己开心、不关心票房、不要有压力的艺术电影。拍摄完成后，我有意购买《断背山》在台湾的版权， 亏点钱也无所谓，这也是我最有可能买我老哥电影版权的一次。因为以前都是大片，美国电影公司在台湾自己就代理了。但李安通过他的合作伙伴告知我，版权费很高，我买下肯定划不来。其实，说到底是他对自己电影在台湾的票房没有信心。他的《冰风暴》和《与魔鬼共骑》在台湾卖得很惨，赔了很多钱，要不是这一次他的电影获奖，台湾票房也不会这么好。我听从他的劝告没有买下版权，结果《断背山》上映不到三天，在台湾的票房已达到1120 万新台币，超过《艺伎回忆录》。
拍《断背山》前，2004 年，李安第一次带着大儿子回台湾过年。那时他对电影有点茫然，反对了他20 多年的父亲，却在那时开始鼓励他：“戴着钢盔向前冲，继续拍。”春节后两个星期，爸爸就去世了。
《断背山》获奖后，我跟老哥说，你很厉害， 一竿子撑到底，人家华人到美国，从留辫子开始，几代人也没有像你这样一上来就进入主流的。他却回答说，这当然是幸运，可这样一来， 儿子不就只成美国人了吗？李安化成灰也要做中国人。文/ 曾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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