阿甘：惊悚片和喜剧片将是电影的两个出路

　　“中国现在最缺乏的是有眼光、有品位的投资人。”

　　1 内地电影太严肃了，要“搞”一下

　　新京报：现在《大电影》的票房不错，在拍电影之前预想到会有这么好的票房吗？

　　阿甘：因为我从拍电影那一天做的就是商业片，我必须得让电影盈利，这是要做下去必须要面对的。所以在市场上泡得久了，总是会有一些触觉吧，观众可能会喜欢什么，时下可能有些什么东西会流行。就像生产一个商品，总是生产完了拿到市场上才知道哪个好卖，电影也是一个产品。就是通过不断地培养，捕捉这种市场的触觉、娱乐的触觉。

　　新京报：这种“触觉”是怎样培养出来的呢？

　　阿甘：当然也是侥幸，我的电影都可以生存，都可以上院线等等，我其实是跑电影院最多的导演。我做电影从来都觉得自己是一个业余的，因为我是学理工出身。但是我热爱电影，我不想我此次拍的电影是我的最后一部作品，我也不觉得电影有公式可循，我从来不是那种技术型的，不觉得有公式。比如像《大电影》，我当时确实是有感于咱们内地的电影太严肃了，总是一板一眼，板着面孔讲故事，当时我的这种心态挺重，我觉得需要“搞”他们一下，让他们不要这么严肃。

　　新京报：这是你的第18部电影，为什么选择喜剧片？

　　阿甘：以我个人的判断，目前的本土电影，除了几千万上亿投资的电影以外，留给我们本地电影人的出路只有两种类型的片子，恐怖片和喜剧片，这是我们的命根子。虽然日韩的恐怖片有那么强的生命力，但总归关系到民族的信仰问题，他们害怕的东西我们并不害怕。那么喜剧就是“笑”嘛，“笑”这回事情必须得有自己的感觉，本土的元素。

　　新京报：那你为什么认为只有这两个片种是最有本土色彩的呢？

　　阿甘：比如动作片有半个小时都在打，全世界人看是一样的，可是喜剧片它涉及语言、文化，恐怖片也一样，恐怖片也是这么回事情，关于害怕这回事情全世界人的宗教、文化、背景不一样，他们害怕的东西我们不一定害怕，所以这两样东西是挺本土的，需要本土的色彩。你看到好莱坞有哪一部喜剧电影在中国大成功？

　　没有。虽然一些香港的功夫片影响了好莱坞，但这只是潮流，过两天这个时髦过去了，又回到好莱坞的那些动作上去了。但我们怎么笑是没有人能够改变的，我们害怕什么也是不能改变的。

　　2 我们现在最缺乏有品位的投资人

　　新京报：为什么内地有创意的喜剧片那么少？

　　阿甘：这个风气必须要打开的，让大家很轻松，知道这样也可以拍电影，不一定非要板着面孔。在创作人这方面，我觉得其实创作是存在的，最大的问题是投资的问题，其实我们现在最缺乏的是有眼光、有品位的投资人，是他们限制了中国电影，他们总试图从过去的经验里面拿到一些公式，好多创意都被他们阉割了。

　　新京报：这部《大电影》也是从国外的借鉴，并不是中国本土化的的东西呀？

　　阿甘：我还是说电影一百年了，我们没有能力创造全新的电影语言，一定有传承的，我不是在发明电影或电影形式，我是在人家的基础上进行创作。那每一个创作人都会有一个创作的刺激，就是你为什么拍这部电影，当时怎么想起来的，所以我老是提《ScaryMovie》系列（《惊声尖笑》），我看了它，喜欢它，觉得我们也可以拍。因为这种喜剧已经是一种形式了，但它又是借助别人的电影。

　　新京报：拍喜剧和拍恐怖片时有什么不同的感受？

　　阿甘：我从来没有这么痛苦过，在拍这个片子的时候我也在回忆以前拍电影，我觉得那个过程好像比我的这一次享受，我并没有想清楚是为什么。但是，我就发现这可能是拍喜剧困难的地方，有很多事儿你很难揣摸得清楚，只有拍完了，看片断都不行，看片断挺好笑的，连在一起可能又成了另外一回事，而且在这过程中不断地有有经验的人也提醒我，你别被那些片断欺骗了，可能连起来一点都不好玩。就是你不断地在这个中间被折磨着，即使觉得片断挺爽，你仍然不敢肯定，其实我今天拿出来的不是我电影里的精华，有更好玩的东西。

　　新京报：爱情题材呢？其实一部电影可以有多种类型？

　　阿甘：看你拍哪一种电影，如果就是拍自我表达的那种，你的这种描述就没问题，我有幽默的元素，但我不是喜剧，我有爱情但你也不能说我是爱情电影，可是问题在于市场是严酷的。观众不理你，如果观众十分钟都没一次笑声，你非要让我说这是喜剧，不可能。然后就有一些电影人说这叫“轻喜剧”（笑），观众没得骗，观众知道什么是喜剧片，什么是爱情片。

　　■记者手记

　　去采访阿甘导演之前，我对这个导演了解得不多，只知道他曾经拍摄过几部投资不大的恐怖片。后来通过采访得知《大电影》已经是他的第十八部电影，而且这些影片几乎都正式进入院线上映过，这对于一位导演来说确实是相当不容易。

　　他认为中国电影只有恐怖片和喜剧片是留给我们本土电影人的出路，这样的观点，也同样引起了我对他的兴趣。见到他之后，我发现他确实同其他的导演有很大区别。

　　一位学理工出身的人做电影导演本来就不常见，并且他又要面临现在这样一个制度并不健全的电影市场，他在拍摄每一部电影之前首先考虑的就是如何为制片方收回投资，因此对于中国电影市场及对于中国电影观众的心理他确实做过深入细致的分析，因此我完全相信他是去电影院次数最多的导演。

　　采写/本报记者 解宏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