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片上映反响较大 李少红：《门》为学生白领拍

　　18日，李少红(blog)执导的惊竦片《门》(blog)在全国上映，引起了很大反响。该片很好地营造出惊竦、悬疑的气氛，但是复杂情节和人物关系令观众犯晕。18日，李少红接受本报独家专访，谈起了《门》的创作以及商业片与艺术片之争等话题。她直言，《门》就是拍给学生和白领看的。

　　记者(下称记)：你看中原著小说《三岔口》的哪些内容？

　　李少红(下称李)：原著最重要的一点是当代都市人的生活，写了人的心理变异、生活压力，还有价值观改变带来的困惑，这点对我启发很大。另外，原著中很多讲述、暗示都很视觉化，比如“三岔口”隐喻了人物内心的分界线。故事本身能和现实产生共鸣，比简单的娱乐要有意义。我们保留了原著的主要人物关系、主要矛盾冲突，还有基础事件。有一些不允许表现的内容只能舍弃。

　　记：观众很难分清《门》的现实部分和幻想部分，比如林申(blog)扮演的李作文到底死还是没死。你如何解释？

　　李：我们完全尊重蒋中天的私人化视角，没有横加干预，所以会出现表相的错乱。林申演的李作文被蒋中天误杀也好，或者他完全是蒋中天杜撰出来的敌人也好，可以理解成为蒋中天自己内心的另一个分裂的人格。许多观众的分析都很有道理，大大丰富了我们最初的想法。

　　记：惊竦片对于中国电影界来说，有很多禁忌，《门》的拍摄和审查遇到困难了吗？

　　李：中国目前还不能实现电影分级，所以有些领域，比如迷信、灵异、暴力、血腥都被明确限制。因此，我们选择用心理展开故事。忽视影片中杀人的具体过程，将笔墨放在杀人造成人物心理变异的过程。让观众深入人物的内心世界。这样要比简单视觉暴力更耐人寻味吧。

　　记：《门》似乎不太适合老人、孩子或是文化水平较低的观众？

　　李：这个类型的影片的最大观众群是学生和白领。它拍给15岁至45岁的人看。但是我们发现，也有中年观众来看，他们不像年轻观众那样把重点放在害不害怕上，而是会问一些基本的问题，比如故事是怎样的，因果关系如何。年轻观众的娱乐心态比我们预想的还要成熟，他们是玩网络游戏长大的，没有那么多羁绊，什么花样都见过。反而是父母们、文化圈子的有作为者才会杞人忧天。

　　记：你怎么看时下商业大片和小成本艺术电影的争论？

　　李：大、小制作的电影都应该有。我们没必要一窝蜂地上大片，或者反其道行之。市场应该像餐馆，备下各种口味的菜肴，让顾客根据喜好选择。一部影片的大小是根据市场计算出来的，盲目求大很外行。我们不能盲目地把成本高的影片一味冠以大片之名。我们不满意的是大片的内容不理想，应该将内容与大不大分开。好莱坞经历了六七十年才形成全球化的电影市场，我们才短短十年，可我们还没怎么着，就遭受了来自各方面的不理解和打击。任何经济活动都没有电影经济这么艰难、不被理解。我作为努力打拼着的一分子，感到世态炎凉。我们努力，但需要一个良好的生态环境。 本报记者 曾家新

　　精神病漫游奇境

　　怀着恭敬和严肃的心情坐在黑暗里，等待着《门》。影片片头出手不凡：像水草又像是人闭上眼时的睫毛的抽象画面，鲜血倏忽聚来悄然散去的文字，灵魂出窍，梦呓般的独白……这是某个人神秘、紧张却不乏深情的内心世界。然而接下来的故事，却很快变成喜剧。主人公越来越荒诞的遭遇，引发了电影院里一阵又一阵的笑声。此情此景，让我想起两年前观看《恋爱中的宝贝》的情景，海报上那温馨甜蜜的文艺片，在影院里突然“变脸”成令人汗毛直立的先锋剧。我不禁感慨，中国电影多么擅长制造意外啊。

　　我对《门》的纯粹并不怀疑，对它形式上的精益求精甚至怀有敬意，但我想，《门》的编导犯下一个致命错误，它不能用主人公蒋中天(陈坤饰)陷入幻想来取代整部电影的情节逻辑。百分之百执著于蒋中天的视角，对于《门》的叙事来说，是一个机会，它可以为情节的强调、省略、隐藏和暗示提供非常多的方便；但同时是一个陷阱，那就是你必须在这个人混乱的思维里，仍然给观众留下一个拼凑出最终真相的可能性。可惜的是，《门》没有抓住机会却掉进了陷阱。影片结束时，除了可以确定文馨是蒋中天所杀外，我们什么都无法肯定。对于一部悬疑片来说，这是非常失败的。

　　《门》还应该搞清楚的另外一个问题是，蒋中天是一个心理疾病患者，而不是精神分裂病人。两者在面对一个由自己虚构出来的、完全变形的主观世界的时候，最大的区别是，前者心里其实明白，面前的一切并不存在，但是他无法克服；而后者则彻底生活在一个主观、客观混为一谈的世界里，面对头脑里的虚构景象，他们信以为真。《门》令人发噱的原因是，它把蒋中天当作了一个精神分裂的人，所以他才会对身边那么多不合情理的“灵异”现象(特别靠山别墅寻人那一段)视而不见，反而在“你在哪里啊”“为什么我看不见你啊”这样的问题上纠缠不清。把一个精神分裂病人头脑中的幻象描绘得再惟妙惟肖，都不可能使人恐惧。《门》不小心让人发笑的原理，其实同《大腕》结尾李成儒那段经典台词是一样的。(王陈)记者：本报记者 曾家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