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成本电影如何突围？ 马俪文张一白陈大明支招

　　央视四套《今日关注》春节特别节目近日播出了《小成本电影突出重围》专题节目，主持人王世林邀请了北京新影联院线公司市场总监高军，中国传媒大学教授赵宁宇及三位近年来卓有成就的青年导演———《我们俩》导演马俪文、《鸡犬不宁》导演陈大明、《好奇害死猫》导演张一白，一起探讨“小片”的发展前景和未来展望：期待更多职业经理人出现，降低“小片”票价等，是这些电影从业者的新年愿望。

　　★关注现实是亮点

　　张一白：我拍《好奇害死猫》这么个电影，虽然用了悬疑、惊悚手法，但我们在编剧的时候，强调一定要有个好看的故事。这个故事怎么编，是基于一种对现实的观察，比如社会变化过程中所带来的家庭危机。影片中的人物也是来源于对现实的关注，保安的角色就是我和编剧在观察了自己生活小区里的保安后创造出来的。

　　陈大明：拍《鸡犬不宁》这个电影，是因为我自己是学戏的。这个影片里讲的三个师兄弟，我自己就是其中的一员，演师傅的人也是真正的师傅。我觉得影片肯定要考虑观众，但首先要考虑到你自己本身就是观众。我们这样的片子没办法拿大场面、大明星来支持，我们唯一可以取胜的，就是故事和现实中的老百姓有直接的关系。

　　马俪文：拍《我们俩》有我自己的喜好———我拍戏，就是希望让观众心里头觉得有触动，看完以后会有很长时间在这个事情上琢磨，倒不是说要人哭得稀里哗啦。感动人，首先要感动自己，当你感动的时候，实际上观众也会感动，大家的感情是相通的。

　　★电影品质须保证

　　张一白：我觉得目前的中国电影，更多的是需要100万美元到300万美元之间这种规模的电影。这种规模为这个电影的品质提供了一个保证，你能拍出一个像电影的电影，否则的话我们在创意上、在故事上、在想象力上，永远在想要按照一个所谓的小成本的规模来拍，那么这个电影就被钱约束了想象力。

　　马俪文：中国现在的电影类型还比较少，获得成功获得价值的商业大片都是武侠片，就是在天上飞，只有这一种。小片还相对太文艺，市场又这么不健全。《疯狂的石头》以300万获得3000万的价值，我觉得它本身片子有很多娱乐性，这是唯一的一例，不管别人说它是抄袭谁也好，怎么着也好，它是中国第一个。

　　★缺乏职业经理人

　　高军：我认为中小成本电影要想取得成功，必须具备三点六个字———档期，故事，特色。

　　陈大明：首先有档期，才能去搞运作，连档期都没有，运作什么？

　　马俪文：仅仅靠运气来拍电影，其实挺遗憾的。我觉得在中国现在很缺少非常专业的制片人，或者说是电影“伯乐”。

　　张一白：中小成本电影的成功或失败有种种原因———有拍摄原因、有档期原因、有运气原因、有运作原因，归根到底，还是得回到那么一个人———现在咱们发行谈发行，导演谈导演，但没有一个专业的、职业的制片人来把这些问题全盘考虑，然后告诉导演该拍出什么样的电影。

　　高军：现在中国最缺的是中小成本电影的职业经理人，因为张艺谋有张伟平帮他忽悠，张伟平一直在说张艺谋是种萝卜的，他张伟平是卖萝卜的，种的也好卖的也好，都赚钱，而冯小刚，有王中军、王中磊哥俩。我们这些中小成本影片导演，有谁帮呢？

　　★制作档期有讲究

　　张一白：中小成本电影还有一个环节，就是在推广发行上，好多电影是有钱拍没钱发，没钱宣传。

　　陈大明：这特别重要。在美国也是，比方说艺术院线也是花少量的钱做宣传，因为成本低。《卧虎藏龙》是个典型例子，它先在艺术院线放了一段时间，后来艺术院线得排队去买，电影院满足不了观众需求了，口碑就传出去了，然后再扩大拿到商业电影院去发。而中国电影，像《鸡犬不宁》后来票房口碑非常好，等口碑传出去的时候，却下档期了。

　　高军：刚才讲三点六个字，把档期放在第一位，其实档期不光是一个运作的档期问题，还有一个制作的档期。你的影片能不能根据某一个档期为它量身定做中小成本的电影？因为人们在不同的时间段有不同的心理消费需求，那就针对这个需求给他做。举个例子，给情人节拍电影，就拍一个很温馨、浪漫的情感片，可能投资很小，却能以小博大。

　　★小片票价应降低

　　高军：应该给中小成本电影更多的市场平台，如果说每年电影院能容纳电影数量有限的话，那么我觉得应选出一些特定的档期让中小成本电影跟观众见面。去年我们曾经做过一件事，跟华夏电影公司联合搞了一个国产新片大超市，我们让原来进不了院线的一批影片进了院线，票价很便宜，十块钱。不管如何，起码让它们跟观众见了面。中国的地太大，收入水平不一样，我觉得这类片子的票价应该中等偏低。比如说北京吧，二三十块钱，中等城市十五、十块就可以了。我觉得类似的活动多了，市场逐渐成熟了、能细分了，它们的票房也应该相对能好起来。

　　陈大明：我个人认为15块钱是最合适的标准。

　　马俪文：我觉得票价跟电影本身的投资不成比例，比方说《金刚》投资几亿美金，平均票价是65元，《我们俩》投资200多万，票价是45元到50元———这太奇怪了，我们才投资了200多万人民币。 本报记者肖执缨实习生余锐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