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红美丽》即将公映 邬君梅：我知道我带着符号

《红美丽》的北京首映式上，邬君梅展示了她与影片中不同的一面。本报记者王嘉宁摄

《枕边禁书》是一部备受争议的电影，却是邬君梅在表演上最受肯定的电影

　　1 没有脊椎的感觉陪伴我很多年

　　新京报：生长在一个演艺世家，16岁就开始拍电影，演戏是一件水到渠成的事情吧？

　　邬君梅：没错。我从小就在摄影棚里“混”，那时我就意识到这个环境是属于我的，而且离开这个环境我就会有某种恐惧感。有时我也觉得挺悲哀的，除了这件事我什么都不会，其他领域我没有生存能力。

　　新京报：第一次演戏的时候感觉很放松吗？

　　邬君梅：演之前我也这么认为，没想到拍《青春万岁》的第一个镜头我差点没从山上滚下去。我这才发现当镜头真的把焦点放在我身上的时候，感觉是如此的害怕和紧张。而且这种感觉一直持续到现在，从签完约那一刻开始我就变得紧张，不知道该怎么演，而且希望最好就是这件事情突然之间可以不发生了，可以消失了。到了真正拍摄的时候，尤其是第一天，我都会紧张得跑好几次厕所，过了一段时间之后才会松弛下来。

　　新京报：当初出国的原因是什么？

　　邬君梅：猎奇。我出国的时候是高中毕业，已经拍电影了。其实我大可以留在国内继续拍电影，做成像刘晓庆(blog)、陈冲(blog)那样，那时候她们已经是影后了。但是做演员终了了也就是像她们那样。可是我偏偏在19岁的时候接拍了《末代皇帝》，去了意大利，我觉得我可能更适应国外的环境。因为我不想过已经知道结果的生活，我更向往自由，国外对我充满了诱惑。再加上那时我刚刚失恋，也很想出去寻找我新的王子。

　　新京报：找到想要的自由和生活了吗？

　　邬君梅：刚去国外的时候不能用痛苦之类的词一言概论，应该是留学生所能体会到的一切离乡背井的滋味。那时候在国外不到21岁就不能喝酒，像什么制造假ID之类的事情我都干过。我当时也不相信男人，因为刚被伤害过，就开始对男人复仇。酗酒、整夜蹦迪、一夜之欢，背井离乡之后没有脊椎的感觉伴随着青春期的叛逆陪伴我很多年。

　　2《枕边禁书》对我来说是革命性的

　　新京报：后来如何与贝托鲁奇、彼得·格林纳威、奥利弗·斯通等国际知名大导演结缘的呢？

　　邬君梅：要感谢《末代皇帝》。我记得当时副导演在找我的时候很有意思，他问我说：小姐，你想当演员吗？我说本小姐已经是演员了，我当时还以为他是拉皮条的。出国后我的第一部片子的导演是因为看了《末代皇帝》。《末代皇帝》就是给我的第一个符号，也打开了好莱坞之路。

　　新京报：你与格林纳威合作了两次，《枕边禁书》虽然备受争议，但也是你的演技获得最大认可的作品。

　　邬君梅：与格林纳威的合作是《喜福会》的制片推荐的，看过剧本之后我的感觉就是从来都没见过如此怪异的一个剧本。作为演员来说我应该去拍，但是中国传统的思想又让我不可能去拍，那时候我刚刚因为有接吻和半裸的镜头推掉了两部好莱坞的电影，更何况要全裸。制片人用八个月来说服我，格林纳威也承受着很大的压力，因为这是改编自日本的作品，日本人要求必须由日本人演，但是导演硬是把她的身份改成了有一半中国人血统的女人。后来导演对我说，第一次见到我的时候，觉得我是个神秘、深不可测，又充满智慧的亚洲女人，想这部电影的时候，眼里看到的就只有你。这部电影对我来说是表演上的革命性的事件。拍完后我很怕家里人会打我，根本就没敢告诉他们。后来父母都是听朋友说起才知道这部电影，到现在我都一直没让我父亲看这部电影。

　　新京报：后来你们合作《八又二分之一女人》，影片呈现的风格与第一部完全不同。

　　邬君梅：那时候的彼得有点不同，因为他正在恋爱。他从来不用同一个女演员两次，我是他惟一用了两次的演员，也是他有史以来付钱最多的演员。他的的片子几乎没人看得懂，《厨师、窃贼、他的妻子和她的情人》，每次问他他都叫我再看一遍，结果我看了11遍也没懂。后来他说，电影是需要看得懂看不懂的吗？你怎么说这么弱智的一句话？现在我才明白，电影就像人生，很多东西不是看不看得懂的问题，去品味去体会就行了。

　　3 一个演员最禁忌的就是争取

　　新京报：与诸多国际大导演合作，哪一部电影是你自己争取的？

　　邬君梅：我从来没有去争取过一个角色。而且即使我的理解与导演有偏差，我都会完全服从导演。每一次我到现场，都完全是以一个新人的态度去对待。你可以用你的表演去激发导演的灵感，但是一个演员最禁忌的就是争取，而且并不因此绝望。演员如果绝望了，导演会在第一时间闻到这股味道，他永远都不会找绝望的人来演。

　　新京报：很多到好莱坞发展的中国女明星都会被冠以一种符号性，对她们出演的一些角色或者举动都会与民族情结紧密相连。

　　邬君梅：每个人走每个人不同的路。对我来说，一切都是我的经历而已。我知道我是带了很多符号进组的，别人可以说你是国际明星，可以说你是性感明星，其实这些都是骗人的，跟我完全不搭，我就是作为一个演员赤裸裸地来的。

　　但是不可否认，她们的身上不可避免地被赋予一种使命感，比如说现在很成功的巩俐和章子怡，她们代表了一部分的中国电影。巩俐很棒，她以前是中国艺术片的代表，让外国观众对中国电影有了了解。现在她是凭演技征服了全世界。

　　但是电影你很难说，因为演员必须到五六十岁才能定位，需要一个很长时间的累积。

　　新京报：《红美丽》这是你和老公的公司拍摄的第一部电影，但是之前很多回国拍摄电影的电影人作品在国内的票房都非常惨淡，比如罗燕的《庭院里的女人》、张瑜的《太阳有耳》。

　　邬君梅：这部电影并不像你说的那两部，有意打造的一部中国电影。而是一部好莱坞的电影，一部可以发生在任何一个国家的故事，只是我们选择了上海而已。如果观众带着中国制造的心理去看，会感到很失望。

　　新京报：听说这部作品是你老公送你的一封情书？

　　邬君梅：他告诉我给我写了一封情书，没想到这封情书竟然是厚厚的一个剧本。其实这是对我演技的一个挑战，因为奥斯卡说我的潜力根本没被挖掘出来，我的巅峰期根本还没开始，根本就还是个新人。拍完《枕边禁书》之后，葛优说作为一个女演员，你有这部戏就可以退休了，那么现在我还想有一部《红美丽》。

　　-记者手记

　　采访之前我曾告知邬君梅的助理将会为她拍照，没想到邬君梅竟然穿着简单的衬衫牛仔裤现身，而且刚起床的她不施粉黛，头发也乱蓬蓬的，弄得摄影记者偷偷地问我：你确定就是她吗？邬君梅很健谈，而且用她的话说是“人来疯”，她可以很快地让陌生人消除掉拘谨的感觉，摄影记者提前离开的时候，她会大叫“你不陪我多聊一会儿啊”，完全没有上海小女人般的矜持。

　　因为采访时间是在一大早，当邬君梅嚷嚷着肚子很饿的时候，细心的老公奥斯卡已经让服务生端来了丰盛的早餐。“把他骗到手是我一生最大的杰作。”每每提到爱情，幸福便在她的脸上四处洋溢。

　　采写：本报记者 孙琳琳 实习生 柯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