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震云谈新片：幽默拧巴后爆发的又一腔废话

　　生活在底层的厨子刘跃进，因为寻找丢失的包捡到了一个别人的包，里边有个关系到几条人命的U盘，刘跃进就此陷入社会关系和现实交叉的网络中……

　　在即将上映的电影《我叫刘跃进》中，作家刘震云首次上阵担任制片，而这也是中影集团提出的“作家电影概念”的第一弹，从《手机》到《我叫刘跃进》，我们究竟将看到一个怎样崭新的喜剧故事呢？

　　不是我拧巴了刘跃进就是刘跃进拧巴了我

　　WHF：您认为中影集团选择您作为“作家电影”第一个合作对象的理由是？

　　刘震云：先说“作家电影”这个概念。韩总(韩三平)提出这个概念，是因为他对中国电影很是忧虑。忧虑其病灶是：内容缺失。中国电影正在加速变成八月十五的月饼，包装十分华丽，还附带赠送许多配件；价钱越来越昂贵；但一层层剥开，底层那块月饼，馅是馊的。去年秋天我们一块去济南，一开始说要做一部有内容有营养的电影，哪怕是一碗卤煮火烧或羊肉泡馍呢，别再让观众吃味同嚼蜡的大月饼了。我想他的意思，是想像曹操劫粮一样，从根上做起。

　　“作家电影”这个概念，法国上个世纪五十年代提过。但法国的“作家电影”，还是沉闷晦涩的“艺术片”，探索人的意识和潜意识；过去中国其他导演的“作家电影”，也是老、少、边、穷，注重残缺的民族元素。法国和中国其他导演的意思是，“作家电影就应该拍得让人不懂或睡觉”。这些都不是韩总想要的。他要的是另外一种东西。他开宗明义的一句话就是：好看。但好看不等于胡扯，好看不等于没内容。什么内容呢？“深邃的洞察力”，当下的生活；不能让西方再认为我们还生活在秦朝和唐代；其次，电影要跟看电影的人息息相关；三，颠覆大片的概念，不能说花钱多、场面大、动刀动枪就叫大片，真正的大片是人内心的洪流，洪流有多大，作品就有多大。

　　选择我来打第一炮，主要还是因为我是一个作者吧。我喜欢小说，也喜欢电影。小说和电影，对于情感的表达方式，特别是叙述方式，它所关注的生活、人物和人物感情的侧面，是非常不同的。但是，我所以写作，并不是因为世界上哪些故事、人、感情感动了我，而是因为世界和生活中的好多道理拧巴了我。拧巴过去，又拧巴不回来了。每天有十件事，八件都在拧巴，我对生活无能为力，只好通过写作矫正自己的心。否则，我离忧郁症也就不远了。所以，小说的表达形式，和电影的表达形式，对于我来讲，没有太大的区别。

　　对于写作，我还有一点体会，一个东西喜欢不喜欢，能不能矫正自己的心，也是可遇不可求的。二十多年的写作，一开始也是误打误撞，写到哪算哪。这是一种损失。后来才知道，与一个道理相通，与一个作品中的人相遇，也是十分不容易的。一个人，一个故事，一段人的感情，突然撞到了你面前，其实并不是偶然的。在你潜意识中，也是多年寻找的结果。刘跃进就是这么一个人。碰巧，他就戴上了韩总送的这顶帽子，叫“作家电影”。

　　WHF：您以前说过，马俪文导演是您三顾茅庐请来的，剧本也改了15遍。您曾经从冯小刚导演那里学到了很多，那马导演让您获得了什么？15次改动，改在了哪里，以您的经验，为什么在第三部影视作品中会出现这么大的改动？

　　刘震云：我历来觉得，判断一个好的导演的标志是：剧本停止的地方，导演出现了。一个好的演员则是：导演停止的地方，演员出现了。马导演在《我叫刘跃进》中，尽显才华。说她有才华，不是因为她对导演的技能掌控得多么好，而是因为她是一个与众不同的人。许多人会把常识当成真理；这还不可怕，更可怕的是他会把常识当成自己发现的真理。从生活和电影的关系论，所有的导演都热爱电影。但是，他们对于生活的认识是糊涂的。从马导演过去的作品可以看出，她所以拍电影并不仅是为了拍电影，而是因为有话要说，有不同的话要说，而不是把拍电影当成与生活交换的一桩生意。许多人做生意成功了，在《我叫刘跃进》中，马导演不同的话也说成功了。

　　除了跟马导演学到了不同的话，还跟她学到了独到的幽默。影片的幽默，是一个创作者日常幽默的体现。我说一下她在生活中的幽默。一天，我、她，还有中影的韩总，在一起讨论一个非常严肃的问题，什么叫良家妇女。马俪文说，良家妇女，就是干了潘金莲的事，又没有失身。这怎么可能呢？这话把我拧巴了一个多月，我没有能力把它拧巴回来。前不久，我终于憋不住了，又请教导演。导演非常鄙夷地看了我一眼，“就这点脑子，还出来混？不是自个失身，是让别人失身。”还有一次，大家在一块讨论孙悟空。我是孙悟空的粉丝。但导演告诉我，你是盲目崇拜；孙悟空并不是一个男的，他是个女的。捉了女妖精，不调戏，一棒子打死，没有可能。还有，他爱穿花衣服，爱戴花帽子。就像有的歌手爱女扮男装一样，孙悟空是男扮女装。取经路上，九九八十一难，不容易。孙悟空是花木兰她哥。马俪文对刘跃进的总结是，刘跃进是潘金莲和孙悟空的结合。

　　还有电影的节奏，可能也与其他电影不同。因《我叫刘跃进》通篇都在讲找贼，谁是贼在影片中变化得特别快；贼被捉住不叫贼，没被捉住的才叫贼呢；贼偷人不叫贼，贼偷贼才叫贼呢。所以大家看《我叫刘跃进》的时候会有些着急。看别的片子是着急它的拖泥带水，看《我叫刘跃进》是着急它急行军的速度。刘跃进不是一列慢车，是快车；也不是快车，是特快；也不是特快，是D字打头，动车组。看别的电影，看了三十分钟，你会觉得是九十分钟；看《我叫刘跃进》，九十分钟完了，你会觉得是三十分钟。这也是马导演的一种野心。她想通过《我叫刘跃进》，改变一下电影语言的叙述方式和节奏。

　　15次改动的过程，就是我向马导演学习的过程，也是需要改这么多次的原因。

　　WHF：作为制片人，您是新人。这个职位，让您学到了什么？您有什么深刻体会？

　　刘震云：一，这是韩总的一个试验，为了让作者在电影制作中更有发言权。二，没做过的事情，我总想试一下。对于一个作者，没有任何一段生活过程是浪费的。毛主席在《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中说，作者要到火热或水深的生活中去。三，做了一回制片人，我的体会是，什么叫制片人？就是四处求人的人。四，正是四处求人，我学到了许多东西。在与各种人打交道的过程中，我体会了过去没有遇到过的微妙的瞬间，各种人微妙的心态。

　　刘跃进是阿Q的外甥，是我表哥

　　WHF：“刘跃进”的原形是您的表哥吗？您是先有“刘跃进”这个故事还是为了“作家电影”而专门创作的？

　　刘震云：“刘跃进”这个名字引起的反响，是我没有料到的。作品中的人，总要叫一个名字。本也是信手拈来，“刘跃进”是我一个表哥的名字。他在一建筑工地当过厨子。一辈子有很多理想，没有一项是实现了的。但他从来不怪自己，把责任都推到别人身上。他每天关心的不是工地的食堂，而是与自己毫不相干的事。萨达姆被绞那天，义愤填膺地给我打了个电话，说太不像话了，绞得满脸是血。我劝他，哥，这事咱都改变不了，还是节哀顺变吧。我跟他谈话，发现沟通非常困难，他总把一件事说成另一件事，接着又说成了第三件事；或者把三件事说成了一件事。不知是他拧巴了我，还是我拧巴了他。

　　无意之中起的名字，没想到撞到了枪口上。全国叫刘跃进这个名字的，竟有二百多万。《我叫刘跃进》的消息见报之后，许多刘跃进自己寻上门来了。一个人长得象毛主席，他觉得古月先生去世之后，全国就是他了。但没有一个剧组找他。因他长得像毛主席，白天出门向大家挥手，夜里才是刘跃进。还有一个刘跃进是“超女”，膀大腰圆，唱歌没一句不跑调，但唱起歌来旁若无人，还与评委吵翻了。还有一个刘跃进是个农民，整天不种地，在制造飞机。但他的飞机没有一次能飞起来。还有一个刘跃进在禁毒，是我们国家禁毒局的副局长。还有一个刘跃进在研究文学，是社科院文学所的副所长。还有一个刘跃进和我表哥一样，是个厨子，不过不在建筑工地，整天在做国宴。这些表哥们又轮流把我拧巴了一番。这是我写作刘跃进的基本动力。刘跃进这本书写完，我比以前更喜欢我的表哥们。什么是生活的动力？就是拧巴。毛主席在《矛盾论》里花了几万字阐述这个道理。

　　刘跃进这个故事，并不是为“作家电影”专门创作的。我刚才说了，一个作者和作品中的人物相遇，是一种缘份，可遇不可求。刘跃进来了，“作家电影”也来了，他们的相遇，也是一种缘份。

　　WHF：U盘的创意从何而来？您说过小说和剧本是两种不同的动物，在这部片子里，您把在小说和电影方面积累的经验应用的如何？

　　刘震云：U盘不算一个创意。U盘是我们的随身携带物，随处可见。当然，U盘也是一个时代的标志，只有在这个时代，才能产生这样的故事。这是它的作用。

　　电影和小说，确实是两种不同的动物。不但奔跑的姿势、速度、身子起伏的节奏、嘴里喘的气息不一样，要去的目的地也不相同，一个要到山林里捕获狍子，一个要到大海里捕鲸。如果小说是大海，电影就是一条奔腾不息的河流。它们关心的侧面也不一样。大海表面风平浪静，小说关心的是海水底部的涡流和潜流；电影恰恰相反，关心的是河流遇到礁石激起的浪花，如果遇到悬崖，它就叫瀑布。如果是吃饭，电影关心的是上到桌上的一盘菜，色、香、味俱全，而小说关心的是厨房里操作的过程，剥葱剥蒜，菜下到油锅里，腾出的火苗和“滋啦”的声音。小说的节奏很犹豫，电影的态度很坚决。写小说的人写剧本，会给电影的结构、节奏、情节、细节带来身后和深厚的动因；写过剧本的人再回头写小说，会给小说带来节奏和情节上的坚硬和爆发力。一个简单的例子是对话，再没有比剧本讲究人物对话了。小说的对话可以上一句接下一句，可以拉大车，而剧本没那么多时间让你罗嗦，讲的是“前言不搭后语”。如果写过剧本再看小说，就发现小说的对话太水了，太顺轴了，太没技术含量了。如果你用写剧本对话的功力回头写小说，这个小说会因此显得多么厚重和结实呀。既写小说，又写电影，等于自个儿向自个儿学习。三人行，必有我师；一人行，也有我师。从客观上讲，等于既拽了大象的尾巴，又抱了他的大腿，对大象的理解，就少了一份瞎子摸象。

　　这次《我叫刘跃进》的写作过程，电影对小说有借鉴，小说对电影也有借鉴，大概有互补作用吧。

　　WHF：您说过，“刘跃进”是“阿Q的外甥”，那么您在这部电影中，要表达的核心内容是什么？

　　刘震云：阿Q有两个特点，一是打一巴掌叫一声，转头就忘；二是“精神胜利法”，吃亏当成占便宜，为坐稳舂米的地位沾沾自喜。如今满大街走的，都有阿Q的影子。但刘跃进又不同于阿Q，阿Q那时候没有超女，没有铀浓缩，没有CBD，没有互联网和U盘。阿Q祖师时天地是大的，如今小了许多。阿Q后代最大的表现是，每个人都不承认自己是阿Q，这也是“精神胜利法”之一种。那么咱不是阿Q，是他外甥行不行啊？阿Q祖师最大的遗憾，是挨宰时，没把圈画圆，到了他外甥，也没画圆，但他打了个╳。这就是我们生活百年的变化。

　　刘跃进丢了一个包，包里装着他全部财产。刘跃进在找包时，又捡到一个包。这个包里装有一只U盘，牵涉到另一生活圈的几条人命。当一件事情变成另一件事情的时候，在刘跃进面前，出现了一种不可掌控的状态。刘跃进丢包的时候没人管，当到捡到一个包的时候，许多人开始找他。对于这许多人，事情也出现了不可掌控的状态。我感兴趣的，就是这种不可掌控的状态。而这种状态，我们每一个人每天都会遇到。

　　用以往的概念来讲，《我叫刘跃进》是一部喜剧。但它又不同意过去对喜剧的理解。喜剧不是笑话和噱头。喜剧不存在于生活大海的表面，而存在于海底深处的涡流和潜流，甚至于悲剧之中。比如我做厨子的表哥曾义愤填膺的萨达姆被绞。绞一个人，绞得满脸血痕，不但我表哥看不下去，全世界都看不下去。但这不是事情的结束，接着又绞萨达姆同母异父的兄弟易卜拉欣。有前车之鉴，这回该绞得好点吧，“哐当”一声，头又被绞掉了。还不如上一回绞得好。接着找头掉的原因，原来，易卜拉欣的体重和绞绳的长度，事前在比例上没计算好。作为政府的重要帮手刽子手，从小算术不及格。这种喜剧，就历历在目于我们面前。该哭还是该笑，喜剧本身都难以拿捏。而我们通常理解，哄堂大笑就叫喜剧。朋友，简陋了。《我叫刘跃进》要脱离的，就是这类喜剧。

　　在生活中，我们也可以发现，人有两类，一类是有趣味的人，一类是没有趣味的人。在有趣味的人中，又分两类，一类一说话你就笑，还有一类你当时没笑，回去的路上突然笑了；第二天再想起，突然又笑了。第二回笑，又不同于第一回笑。前一类人叫讲笑话，后一类人叫幽默。《我叫刘跃进》要靠拢的，是第二类。跟我们过去所说的“正剧”、“悲剧”和“喜剧”的概念没有关系。

　　WHF：除了拍这部电影，近期还有什么其他计划，有没有新作品出版？

　　刘震云：年底的时候会同时推出同名小说《我叫刘跃进》。就电影而言，如果大家喜欢刘跃进，他会陪着大家多走一段路。刘跃进的系列电影，会接着拍下去。这是我跟导演共同的野心。当然，这也不是什么大不了的事。转自《摩登大学》记者韩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