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联生活周刊专访多伦多史实维持会主席王裕佳(2)

张纯如

　　王裕佳说，他认为他所做的一切，包括拍摄《张纯如》这部纪录片在内，都是为了一个目的——使华人得到社会尊重。“平反‘人头税’，使华裔得到社会尊重；维护‘二战’时日本侵略中国的史实，也同样会得到加拿大社会对华裔的尊重。”

　　纪录片《张纯如》的结尾，是张纯如生前的一段演讲，那段话是这样的：“人类表面上文明起来了，但他们还是如此容易就被挑动自相残杀。”她说：“国际政治和金钱总是会凌驾于人类权利之上，但我们每个人都有机会改变世界。”

　　记者：上世纪40年代，曾经有许多关于南京大屠杀的国际报道，包括美国主流媒体在内，但后来这些报道在50年代后都消失了。这是为什么？

　　王裕佳：我认为最重要的原因是，美国看到了这样一个机会，扶持日本能有效制止共产主义在战后远东的蔓延。中国共产党1948年实际掌控中国政权后，国际上关于南京大屠杀的报道就比那之前弱了很多，甚至到了1951年的《旧金山对日和约》中，很多条款都实际上偏袒了日本，改善了日本战后所处的不利地位。这个“和约”是一个大笑话，它的签订没有得到两个在战争中最重要的国家——中国和朝鲜的同意，尽管这两个国家是战胜国。再后来，日本经济恢复，许多国家都想赢得日本的支持，而中国的国力太弱了，在国际事务上没有任何影响。而既然中国当时没有什么影响力，别的国家也不想出头替中国说什么。所以，慢慢的，这么重要的话题就在国际主流媒体上消失了。

　　记者：对您来说，帮助大家重新来认识这段历史，最困难的事情是什么？

　　王裕佳：我们的观众有中国人，也有美国人、加拿大人，以及各国的华裔，但很多人对重提这段历史很冷漠，这令我深为失望。我不知道他们怎么能面对这段历史时如此冷漠，似乎不愿意再记起。所以，在过去的10年里，我一直在不断努力重新唤起他们对这段历史的兴趣，这是个大问题。同时，从政治上，中美政府也都不希望这段历史被忘记。所以我才能拿到如此丰富的影像资料、采访资料，而在多伦多、纽约、洛杉矶，我们的展览都是头条新闻，尤其是我们这部电影。

　　记者：在您的经验中，什么样的主题能超越国别、种族、肤色，唤起各国观众的共鸣，能被他们普遍接受？

　　王裕佳：我们的展览能够成功的原因之一就是，我们相信我们的方向和看法是正确的，我们不把这些话题当做国家的话题，而是全球的话题、世界公民的话题、和平的话题。所以我们并不想单纯表现中国对日作战，我们想唤起北美的人们对中国人民的尊敬，让人们能够更加和谐，而不是相互仇恨。

　　记者：多伦多“史维会”是一个非政府支持的独立民间机构。对于独立机构，你们怎么平衡独立立场和金钱支持呢？

　　王裕佳：我们从没收到过任何一个政府的金钱，因为我们认为能够畅所欲言是非常重要的。我们的钱都来自个人，我们不做任何政治宣传。我们希望人们要和谐，不要互相仇恨，这样历史才不会重演。我们的钱一半用来拍这部电影，另一半用来让各国的教师到我们的机构培训，让他们能从死难者、幸存者和研究者那里了解历史。我们发现有很多关于纳粹大屠杀的资料，但是关于中国的却很少，现在弥补这一点还不算太晚。我们要让人们对此进行研究，也要帮助受害者，屠杀的受害者、生化武器的受害者、被迫劳动的受害者。我们还要把研究成果出版发行，做成音像制品。我们在多伦多建有关于“二战”亚洲史的资料库，所有研究者都可以在那里找到资料。

　　记者：您怎么看待中日双方一直以来争执不下的数字问题？影片中也提到了这个问题。很多日本右翼势力否认这个数字，甚至污蔑中方编造证人证词。

　　王裕佳：在我自己看来，数字并不是非常重要。重要的是要告诉人们，人类，不论是德国人、日本人还是哪国人，在某些情况下会做出可怕的事情来。如何对待他人的生命，这依然是我们需要探究的东西。

　　记者：我认为日本人确实在某些方面做得很精确，值得中国学习，比如原子弹爆炸遇难者的统计就做得非常详细，精确到个位，而且每一个姓名他们都刻在了纪念碑上。

　　王裕佳：我认为这确实是个遗憾。

　　记者：影片的最后20分钟有这样一段话：“人类表面上看上去文明了，但他们还是很容易被操控互相残杀。”张纯如在演讲中也说过，“国际政治和金钱经常凌驾于人类权利之上”。你如何看待这个主题？

　　王裕佳：我觉得看待这个事件的视角非常重要。这部片子有两个重要的视角：第一，任何人在特定的情况下都会对他人非常残酷，这是人性的黑暗面；第二，每个人都有机会改变世界，我们可以帮助政府。我认为这部电影有很多日本需要学习的东西，因为他们的右翼和媒体让很多人不知道真相。而对于国际政治、金钱和人权的关系，我要通过这部电影的主人公教育年轻人，告诉他们个人可以改变世界，个人可以引起战争，也可以结束战争。张纯如是一个非常有启发性的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