吕建民

　　这些地下电影音像发行的最好时期，是2002到2005年。因为随着电影政策的宽松，很多过去的“地下电影”，都获得了走上大银幕的机会;而随着市场作用的增强，2005年之后，“地下电影”这个名词逐渐转换为“独立电影”。

　　吕建民自己观察到，这些年，这些“地下电影”音像制品的销路，慢慢变得不好了:“从开始的40万张，到后来的十几万张，5万张，后来都固定1万张，到现在就是一万张几千张。”他的解释是，“大家可能是刚刚接触这种地下电影，觉得很神秘，慢慢你看多了以后，觉得也就这么回事。包装成情色片这种招数，老百姓也看多了”。

　　从2006年开始，吕建民开始致力于一些小成本的商业电影的制作和发行，尝试之作是雪村(听歌 blog)导演的《新街口》。这部电影的质量粗糙，但他认为，自己这条路的方向是对的，因为这是“时势”的需要。

　　吕建民相信，个人的成功和失败是离不开时代的。2002年来到北京之前，他在福建曾经有过暴富又破产的经商经历。

　　1985年进入作家班，1986年结业，之后，他在福州“漂”了6年。1993年，凭借过去6年里积攒下来的在媒体的资源，他开了自己的广告公司。

　　那时在福州，广告业还是没开发的行业，福州有钱的小公司已经不少。吕建民公司里有个英国设计师，当时全福州的老外加起来不到5个，吕建民带着英国人到处跑，所有的有钱人都被震住了，觉得他的公司实力雄厚。于是吕建民的业务好做得不得了:“我什么都不懂，就觉得这个钱怎么就这么好赚。”

　　1996年，福州房地产市场起步，吕建民从广告转行地产，在市中心一气开发了6万多平方米的小区，走到了个人事业的顶峰。对于那一段时期的状态，吕建民形容是“张狂”。结果1997年赶上国家的宏观调控，银行贷款无法到账，为了套现，房子赔本卖掉了。吕建民瞬间破产:“卖了车卖了房，最后连女儿的学费都交不起了。”吕建民记得，那一次送女儿回姥姥家去，他身上只有10块钱，全给了女儿，自己只能步行回家。

　　那一年，吕建民33岁。1997到2000年，整整3年，他足不出户，在家反省，反省的结果是:他的成功是偶然的，失败是必然的。“那时候经济形势非常好，傻瓜都能赚钱，后来失败是必然的，因为我的性格不是一个商人的性格。反思之前赚到的钱，那不过是借着很好的经济形势耍耍小聪明，后来就不是这么回事了。”

　　那3年，日子过得无比灰暗。吕建民说，那种生活状态，是主流电影里从来没反映过的，所以来到北京后，他看那些地下电影，一下子起了共鸣。

　　38岁，吕建民冲着一个朋友的邀请重闯北京，寻找自己下半生的事业和生活:“特别简单，两件衣服、两条内裤就来了，还有一堆的书。”他强调他的书，“什么都没拿，就拿编织袋带来一堆的书，跟逃荒的民工一样”。

　　吕建民说，在发行地下电影、和这些电影人交往的时候，他始终被一种矛盾所困扰:他喜欢自己发行的那些电影，觉得其中有一些是非常优秀的影片，比如《盲井(
)》。但是他也看到，“这些电影赚不到钱，经常赔钱。我也不能永远赔钱，毕竟是在做生意”。这状态也不能满足他小小的虚荣心:“受众太小，你说你是做电影的，可说了人家也都不知道。我觉得这也是我和第6代导演之间共同面临的一个事，挺郁闷的，毕竟你做一个东西还是想让老百姓看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