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上海电影院　　2008年伊始，改建多时的大上海电影院终于又重新开门迎客。这座建立于1933年的电影院，前身是大上海大戏院。上世纪50年代后改名大上海电影院。　　早报见习记者 王浩然 图

　　年均20部进口分账大片的指标，培养起内地观众花钱到电影院“享受”大片的习惯。但另一方面，进口分账大片的盛行，把国产电影逼到了不得不变的地步。当李安从《卧虎藏龙》为华语电影开辟出一条有奖有市的道路后，中国内地的导演开始跃跃欲试。

　　2002年岁末，张艺谋的《英雄》横空出世。根据制片人张伟平公开的数据，从当年12月20日公映至次年1月9日，《英雄》在20天的时间里，席卷了内地市场2亿元的票房。需要指出的是，在当时，内地银幕数不过2000块，而其时的电影票价封顶不过50元。可见，观看《英雄》的观影人次之多。

　　据上海联和院线副总吴鹤沪回忆，张艺谋拍摄《英雄》还有个“妥协”的小典故。在1999年带着《我的父亲母亲》来上海宣传时，张艺谋已经意识到进口片对于中国电影市场的推动力。有感于吴鹤沪所说的“现在看电影的人多了”，张艺谋开始“向中国的电影管理妥协，向种种条约妥协，向观众妥协”，最终成就了《英雄》的成功。而《英雄》两年后在北美登陆，首周票房达到1780万美元，最后的票房收入超过5000万美元。一举将内地导演在北美市场的票房成绩提升了20多倍。

　　因为《英雄》在十天内内地票房就过了亿，使得2002年度内地票房市场的最终成绩定格在9.5亿元。

　　《英雄》的成功，一方面是张艺谋与他的制片人张伟平，开始学习好莱坞的大片模式。李连杰( blog)、梁朝伟( 听歌)、张曼玉、陈道明、章子怡()、甄子丹( blog)，豪华的演员阵容加上大投入下的场面，使得《英雄》具备了足够的观赏性。而另一方面，《英雄》的成功也有赖于启动于2002年的院线制改革。

　　“院线制”被定义为：以若干影院为依托，以资本和供片为纽带，由一个发行主体和若干影院组合形成，实行统一品牌、统一排片、统一经营、统一管理的发行放映机制。而院线制建立后最具象的表现就是，开始出现“同步”上映。联和院线副总吴鹤沪说，在以前北京不在乎上海放什么电影，这家电影院也不关心另一家放的哪部电影更火。“可换到现在，早上一天，早放几个小时，都会斤斤计较。”由于院线可以跨地区拥有各自的影院，而同一城市又可以容纳不同的院线，使得各大院线之间形成了良性“竞争”。也因此促进了内地影市的蓬勃发展。有数据表明，院线制建立迄今，不仅发行市场更规范更有序，内地的票房更是每一年都在创新高。在2003年年度票房实现两位数突破，达到11亿元后，2004年突破15亿元，2005年实现20亿元，而2006年、2007年则分别为26.2亿元和33亿元。2008年，业内人士预估年度票房至少实现40亿元。

　　【电影院故事】

　　永华电影城

　　2003年，上海消失了两家叫“永乐”的电影院。全国首批五星级电影院之一的永乐电影院，改名永华电影城。好莱坞八大电影巨头的华纳公司拥有永华电影城49%的股份，被认为是其全面进军内地电影市场的第一步。不过四年后，因为政策有变，华纳全面撤出了中国电影院市场。

　　2003年11月，同属永乐集团旗下的另一家老字号电影院永乐宫，因为经营不善，面临着改建为大浴场的尴尬。这家始建于1988年的电影院，曾经在上世纪90年代初和上海影城、新光电影院一起成为以放映内部资料片为特色的名牌影院，鼎盛时期曾有日票房10万余元的业绩。1998年放映《拯救大兵瑞恩()》时，甚至因影院音响质量太过逼真，有观众看片时突发心脏病。

　　中国电影越来越“合拍”

　　随着2003年CEPA条款的签订，内地与港澳的合拍片市场大门被全面打开。2007年，“最后一个到内地拍电影”的香港导演陈可辛，凭借一部古装战争大片《投名状()》(blog)跻身内地2亿票房导演俱乐部。今年，他还将自己的工作室搬到了北京。在他看来，内地电影市场在未来十年大有可为，因为在全球电影票房都呈现下滑趋势时，只有中国内地的票房每年在以令人兴奋的劲头增长着。

　　在2008年，观众讨论最多的华语电影几乎无一例外都是“合拍”，其中包括《赤壁(上)》、《梅兰芳》、《非诚勿扰》等等。另一方面，好莱坞电影也不再满足于每年20个的“分账引进”名额。因此，成龙( 听歌 blog)、李连杰的《功夫之王》，李连杰、杨紫琼的《木乃伊()3》在2008年都是烙印着合拍的字样出现在大银幕上。多年来，一直负责合拍片、协拍片合约谈判的黄建新导演说，中国电影的合拍之路，越走越宽也越走越专业。“当年，我去《卧虎藏龙》的片场，看到李安导演的身后坐着两个人，什么都不做，就是喝着咖啡，偶尔盯着监视器……后来我才知道，这是保险公司的人。好莱坞的电影公司一般不会全额投拍电影，他们一定会向银行贷款一部分，这样也就有了保险公司的监督。”当时黄建新还觉得“不习惯”，毕竟在当时的中国，电影都是导演中心制，“导演心情不好，都可以成为一天不拍的理由。但在好莱坞这一套完全行不通。我亲眼见到昆汀·塔伦蒂诺在拍《杀死比尔()》的时候，因为太注重个人表达，超时超支。最后制片人直接拆除了他搭建了很久一直没拍的一个景，甚至将这场戏从剧本里取消。”如今，黄建新已经很习惯片场有保险公司的“制约”。他说，《赤壁》拍到最后吴宇森不得不自己追加投资，就是因为他超时超值，保险公司已经提出警告了。“在好莱坞，保险公司的权力大到可以换掉导演。”

　　在适应更严格的合拍标准的同时，内地电影人也在不断完善自己。黄建新说，因为拍摄《木乃伊3》时，要与好莱坞方面签署一份有关他们带来中国的工作人员的薪水报税的问题。使得北京方面培养出了一批懂得“涉外税务”的人才。在合拍日益成为全球电影发展趋势时，中国内地的电影人已经逐渐跟上了世界的脚步。诚如黄建新所说，“假以时日，中国的导演们也会习惯好莱坞工业体系的模式。就像王家卫到了美国可以按时完成《蓝莓之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