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元和新作《达达》的男女主角李霄峰与李昕芸。《达达》国内尚未公映，张元宣传先行 本报记者 潘慧 摄

　　导演张元上周六做客莞城文化周末大讲坛，讲述他以影像见证和记录中国社会成长的心路历程；并携新作《达达》主创人员亮相，透露《达达》将于五月份国内公映。执导20年，开中国独立电影先河，被冠之以“先锋、地下、边缘、非主流”等种种名号，张元一直渴望与国内观众对话，而非游离于国际电影节之间，手捧奖杯，内心却虚无寂寞。从《看起来很美》到尚未公映就好评不断的《达达》，张元似乎正向他的梦想越靠越近。

　　人物小传

　　1963年生于江苏，祖籍南京，自幼学习绘画。1989年拍摄《妈妈》，宣告中国独立电影的诞生。主要作品有《北京杂种》、《儿子》、《东宫西宫》、《过年回家》、《绿茶》、《看上去很美》等。执导20年共获得世界各大电影节奖项近30个，并被美国《时代周刊》推选为“21世纪世界百名青年领袖”，2001年被联合国授予文化和平奖。和张艺谋、陈凯歌等人一样，张元是国际上知名度最高的中国导演之一。

　　直到泡了一个热水澡，这个酷似加菲猫的伟岸的男人才缓过神来。

　　《秘岸》的导演张一白早就喝趴下了，而张元则坚挺到了凌晨五点钟。午餐，他又浅酌了五六杯白酒，慢悠悠地说——那是“回魂酒”。

　　3月28日下午3点，在莞城市民广场西正厅，一头细密卷发、白色西装、套着光脚的黑色皮鞋，这个被东莞文艺青年们所暗自推崇的导演，手拿一大杯星巴克咖啡站在文化周末大讲坛上问：“我是站着说，还是坐着？”

　　虽然彼时的张元还有一丝醉意，但他的影像，却一直清醒。20年前，张元开国内独立制片的先河，无论被如何冠以何种标签，他的电影始终洞察犀利，真诚记录这个转型社会中的底层人：弱智儿童、离异妈妈、同性恋者、女犯人、变性人、性格分裂病人、偏执狂……并从中窥见中国社会的自由、平等、民主正在日益发酵、新陈代谢。

　　“我的最高原则就是宽容。”对此，张元温和地说。

　　中国独立制片的开端

　　在《新上海滩》中饰演丁力的黄海波，1989年时才12岁。张元的处女作《妈妈》选角，副导演给他拉了一卡车的孩子。黄海波在车上就已经进入状态了：他变成了一个傻孩子。到了选角现场，张元一看，想都不用想，“就他吧”。

　　即使放在今天来看，《妈妈》也完全不像一部20年前的片子：黑白和彩色胶片并用，真实和虚构相互穿插，极具张力的影像，讲述了一个感人的故事：被丈夫抛弃的年轻母亲梁丹不得不独立抚养患有脑残疾的儿子冬冬，她执着地相信儿子的病会好起来，并用各种方法试图唤醒儿子的童年记忆。

　　25岁的张元刚从北京电影学院摄影系毕业，血气方刚。他采用了一个被儿童和八一电影制片厂弃之不用的剧本《太阳树》，走访那些有大脑障碍的孩子，直面那些家庭的无助，以及因失去勇气而绝望的父母。于是，在《妈妈》中有了这样的这一幕：梁丹用白色的床单，慢慢地把蜷缩着的裸体冬冬层层包裹起来。天地无声，却有着惊心动魄的庄严和肃穆。

　　张元在《妈妈》中所表现出的对社会边缘人群和弱势群体的人道主义关怀，以及其独特的叙事风格引起了国际电影节的强烈关注。从1991年开始，《妈妈》应邀参加了上百个国际电影节，并先后获得法国南特三大洲电影节评审委员会大奖和公众大奖、瑞士国际电影节导演特别奖、柏林电影节最佳评论奖、英国爱丁堡电影节欧洲影评人菲普雷希奖，等等。

　　更重要的是，在准许摄制电影的15个电影制片厂之外，张元开创了国内独立制片的先河。“今天我仍然感到震惊，独立制片就这样诞生了，”张元回顾说，“在当时，这是不可想象的。”

　　从北京杂种到儿子

　　1991年，张元拍摄了国内第一个MTV——崔健的《快让我在雪地上撒点野》，并获得美国有线电视网的MTV大奖，这也是亚洲导演首次在该项目上获国际大奖。

　　那时候杜可风还没有被誉为“亚洲第一摄影师”。第二年，他找到了张元，提议拍摄《北京杂种》。于是，中国第一部摇滚电影诞生了。

　　风华正茂的崔健在黑暗中低吼；青年卡子和女友毛毛在雨夜的大桥下争执，毛毛因为不肯打胎而愤然离去，崔健的乐音穿透雨幕，在远处徘徊；作家大庆和流氓袁红海等人在内讧中相互打骂；而崔健终究没有找到排练场，只好在风中唱着“我要结束最后的抱怨，那我只能迎风向前！”，毛毛突然在卡子面前出现，并且抱着初生啼哭的婴儿。

　　“《北京杂种》在某种意义上是一个真正的自由创作。”张元说，影片只有大纲，没有剧本，“我也不知道第二天要拍什么，常常是凭着即兴和随意的想法去做，完全是把自己身边的几个人物放在一起，很自由的一个空间。”这种“为了揭示某种真实的情境，实现彻底的记录性”的风格一直延续了下去。

　　有一天，张元正在家里闲着，楼下的一对兄弟李委和李季来敲门了——后者在《北京杂种》扮演卡子。他们第一句话就问张元：你为什么不拍我们家的事儿？我们家是这个院子里最牛的——他们父亲住精神病院。“我当时就觉得特别吃惊，对于一个父亲住在精神病院的家庭，还说自己家最牛？”张元纳闷了。

　　当晚，张元就开着车到回龙观精神病院去看他们父亲李茂阶，却发现了他蹦蹦跳跳，聊天的时候让人特别舒服，完全像一个健康的人。后来他才知道，他其实没有精神病，就只是喜欢喝酒，酗酒，会跳舞。10天后，张元把他从精神病院借了出来，还把已经和他离婚的妻子付德容劝说回来，按照从前的情景拍摄了《儿子》。

　　《北京杂种》获得了瑞士洛迦诺电影节特别奖和新加坡国际电影节评委会奖，《儿子》获得鹿特丹电影节最佳影片金虎大奖与最佳评论奖。

　　现在的李茂阶早已出院，少喝了很多，“上一次见他的时候，他给自己做了一副眼镜，一方一圆的。”张元说。

　　与王小波的东宫西宫

　　还在北京电影学院上学的时候，张元就想过要拍一部同性恋题材的电影。1994年，他得知有一个艾滋病研究所，请派出所到公园里抓同性恋者，通过审讯获得间接的研究资料。在他准备写剧本时，一个加拿大学者向他推荐了王小波和李银河。

　　在紫竹院公园里的一家川菜馆，张元见到了推着自行车来的王小波夫妇。42岁的王小波在那时还是一个“远看是一个坏人，近看是一个好人”的自由撰稿人，他拎着塑料袋，穿着拖鞋，头发翘起。那一年他刚出版了代表作《黄金时代》，引发了学界的热议。而他的妻子李银河，则因为在一次婚姻状况调查时设计了一道“你认为女性有无权利主动提出过性生活”的问题，遭到男性被访者的检举和质问：“怎么居然有人问这种问题？”

　　“王小波是一个非常用功的天才。”张元说，王小波将剧本写了10稿，还写了话剧剧本，接着又写了两部小说，“不是为了发表，是为了帮助我理解两个人之间的关系，帮助我理解这种感情，帮助我在拍摄时多一些提示。”

　　《东宫西宫》成为张元最重要的代表作之一，也成就了刚出道的胡军和赵薇。这部阐述隐私和情欲、权力和控制、施虐和受虐、文化传统和意识形态的电影，印证着张元的偶像之一、意大利导演宾纳杜·贝托鲁奇的名言：个人是历史的人质。

　　1997年，《东宫西宫》获得阿根廷国际电影节最佳导演、最佳编剧、最佳摄影奖；意大利托米那国际电影节最佳影片奖和斯波莱托艺术节戏剧大奖；斯洛文尼亚国际电影节最佳影片奖。在此之前的4月，“浪漫骑士、行吟诗人、自由思想者”王小波去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