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元和新作《达达》的男女主角李霄峰与李昕芸。《达达》国内尚未公映，张元宣传先行 本报记者 潘慧 摄

　　从地下到地上

　　1998年是张元电影生涯的一个转折点：他取得了国家广播电影电视总局的“解禁令”，与西安电影制片厂联合摄制了反映女犯人生活的《过年回家》。这是张元第一部在国内公映的作品，为此，他走访了17个监狱，采访年轻的女杀人犯。

　　没有做大面积的宣传，《回家过年》被人们在电影院或者盗版碟上观看。“从这个角度看，这可以说是我最满意的一部电影。”今日已经身为张元新作《达达》男一号的编剧李霄峰当年还只是一个愤怒的大学生，猛烈抨击张元的“回归”，甚至认为那是对反抗体制的一种背叛。

　　但张元可能会更认同贾樟柯的话：“每次从电影节上回来，我就特别空虚，就像幻觉一样……什么都不存在了，你甚至都怀疑是不是发生过这些事情。所以我羡慕那些能在影院放映影片的导演。”

　　当别人都在鼓动他应该坚持自己的先锋和地下立场时，张元则一往无前地拍摄了《我爱你》、《绿茶》和《看上去很美》，无论票房是否让人满意，但至少，后者最终使他完全摆脱“地下”的标签，但同时又不失其先锋的色彩。有关上述影片的评论大量见诸报端，张元的形象也在国内观众眼前日益清晰。此外，张元还拍摄了影片《疯狂英语》、《金星小姐》、《施瓦辛格中国行》、《收养》等。

　　他的新作《达达》将于五月在国内公映。同期开幕的戛纳国际电影节，日前公布了本届“电影基石工作室”单元资助的15部电影，张元的新片计划《1933》入选。

　　20年后的今天，张元的电影已经不必蛰伏在异国他乡，独立制片司空见惯，同性恋不再是禁忌，当年的小演员成为名人，摇滚乐甚至已经过时，而他当年所扫视过的那些黑瓦灰墙和狭窄破落的胡同，今天都已不复存在，成为中国城市化进程的垫脚石，被扫进历史的暗角。

　　回首二十年，张元引用诺贝尔文学奖得住大江健三郎的话说：“在社会的剧烈变化中，如果把那些所谓的边缘人的性格凸现出来，那正是我们这个社会的性格。”

　　对话

　　宽容是我的最高原则

　　东莞时报：你是一个野心勃勃的人吗？

　　张元：不是，我特别没有野心。电影是我的兴趣爱好、生存方式、职业，以及表达方式，我能做这个工作其实挺幸福的。电影是我的情感的直接表露，我希望这种表达是准确的。

　　东莞时报：你对故事有一种执迷？

　　张元：任何一种艺术都有针对性。当我们看到太多虚假的东西时，你必须去寻找真实。一个艺术家对美有多种追求，美不仅是经过粉饰的东西，我认为强烈的真实在某种程度上更美。我需要拿出真实的东西才能打动自己，我希望把这种被打动传递给其他观众。当虚假的东西太多的时候，我们需要真实；当纪录片非常多的时候，我们需要非常浪漫的电影。电影需要对话。

　　东莞时报：你在题材选择上有没有偏好？

　　张元：我不希望有限制。艺术在某种程度上是追求自由。如果我们对自己有限制，那就不要去做艺术。我们为什么喜欢看电影？进入电影院，灯光熄灭，一束光打在荧幕上，自由之旅就开始了。

　　东莞时报：你对金融危机下的电影创作和市场有何看法？

　　张元：金融危机对电影可能是一件好事。我最近到美国纽约参加电影节，发现电影节的街道上人很多，几乎走不动路，大家都去看电影了。毫无疑问，在这种情况下，电影是一个好的产业。

　　东莞时报：你在拍电影的时候有没有一个立场或者最高原则？

　　张元：最高的原则就是宽容。我希望自己能同情和理解所有人，这是我拍电影最重要的一个原因。如果我失去同情心和好奇心，我就不拍电影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