导演陆川在《南京！南京！》的南京首映庆典上(资料图片)

　　日本军队是不是因为仇恨而制造了南京大屠杀？显然不是，是因为利益。长达十年、二十年甚至几十年的战争准备是为了让自己从岛国变成内陆国，消除生存危机，他们完全是根据生存利益、生存需要，非常按部就班地来做这件事。包括侵占东北、上海。淞沪会战之后，又侵占南京。

　　说日本军队做这事是魔鬼，那这事就没法解决了，因为精神病患者杀人是不受制裁的。可是我看到的历史证据表明他们在战争中很冷静，完全是正常人。《荻岛静夫日记》记载得很清楚，里面每天干什么都记得很清楚，行文中看不出他们疯了。咱们把他们描述成魔鬼，其实战争中的人还是人，这才是最可怕的。所以影片不仅是描述一场民族之间的战争，它描述的又是人与人性之间的战争，从这一个意义上说，这是一部具有世界意义的电影。看到人性的死与生，就是这部影片对于世界各民族的共同意义。

　　《瞭望》：这部电影当中，在女性身上，这种人性的力量特别突出。你自己也说过“女人真好”，是不是经历这部电影，才有了这样的结论？

　　陆川：确实是。我以前没有这个想法，我拍这部戏会觉得女人要比男人好太多，在电影当中，角色真正给观众以冲击力的可能还是这些女性。

　　这些女性给我温暖，会使我情不自禁地爱上电影中的这些角色。所以，我觉得拍这部电影和拍别的电影不一样，别的电影，包括《寻枪》《可可西里》，我觉得是带着对电影的热爱、决绝、梦想，来拍摄一个故事……但是拍这部戏，这么冰冷的戏，以诗意的表达就是我是带着爱情来拍的，因为我是真爱这些角色，尤其爱这些女性角色，她们太完美了，她们是死亡城市中的亮色，是人的神性中的亮色，在我看来，她们是中国最美的人。

　　《瞭望》：在这部电影里，女性不仅进行了一场有关肉体存亡的斗争，还进行了一场灵魂存亡的战争，与男性相比，她们不仅会受到侮辱，而且心理也是脆弱的，比如说电影中的姜淑云与其现实中的扮演者高圆圆，都发生了一些心理问题，再比如说用英文撰写《南京大屠杀》的张纯如女士，她最终选择了自杀。

　　陆川：其实姜淑云这个角色就是献给张纯如的。我觉得她那本书写得特别好，我不是谁的粉丝，但曾经是张纯如的崇拜者，我看到她照片的时刻，觉得她太美了，她的眼睛那么有光彩，给人一种力量，她的那种精神穿透照片辐射开来……

　　《瞭望》：你说过那是一种折服人的美。

　　陆川：对，我拿她的照片给高圆圆看，我说：你看，你也很漂亮，但是她的美是靠精神令人折服，而女性的各种媚笑，都没有任何意义。这部电影需要的是内心力量，内心对真理、对真知、对真相那种探求与表达的女性品性与勇气，如果加上外表美的容颜，就会折服所有的人，深刻地认知这一点是非常重要的。

　　《瞭望》：听说在这部影片的拍摄过程中，你经历了双重挑战，一个是题材比较阴暗，二是拍摄过程也异常艰难。

　　陆川：影片的制作过程就像在一个长长的黑暗隧道中行走。我从来没有往隧道的尽头张望，而是一路低头行走。有时候这里有烛光，是高圆圆帮你在照亮，有时是那里有烛光，是曹郁帮你在照亮，他们都一直陪伴你一路前行。

　　问题在于伙伴们都站在身后，你回头看的时候，会看见好多烛光在跟着你走，但是能不能走出去？如何不走错道路，这都是一个问题。

　　在一个密如蛛网的隧道中行走，你要在每一个岔路口上作出判断，选择左转，还是右转？所以，我几乎是低着头走完全程，当最终发现阳光洒在身上的时候，我自己都不敢相信。

　　《瞭望》：影片的完成是一个意外？

　　陆川：对，其实我觉得我一直在误导所有人，因为我告诉大家这事能做完，可是我自己并不相信，做这部电影就难到这种程度。

　　《瞭望》：这部电影你有遗憾的地方吗？

　　陆川：有，我觉得我有许多遗憾，但是现在还不想说。

　　“我们这一波人开始冲上来了”

　　《瞭望》：你认为自己是新生代导演。新生代导演与中国第五代、第六代导演有什么不同？

　　陆川：在谈新生代导演之前就必须先谈第六代，第六代最后的终结者即地标式的人物是贾樟柯，事实上整个第六代在国际上的成绩是辉煌的。

　　这一代导演的特征，第一是体制外生存，他们一般都会在电影节获得第一次承认，以地下电影的方式进入电影节的视野，在电影节的支持下获得国际声誉，然后获得国际投资，最后再返回国内的电影舞台，这基本上是第六代导演的生存策略。

　　所以，他们在国际舞台上还是享有较高的声誉，他们身上有比较强的意识形态色彩。影片所反映的中国社会往往被西方的媒体和观众认为是真实中国的缩影。从创作题材上来讲，关注的基本上都是边缘性的小人物，比如小镇、城乡结合部，还有一些社会的底层人物：妓女、警察、小偷、艺术家，等等。第六代是对第五代成功地进行了一次“反动”，他们整体上的表达还是统一的。

　　他们回到国内之后，面临的是国内市场的认可。他们之前在国内也享有很高的声誉，随着浮出地面，越来越多的公众开始看到他们的影片，但无一例外，他们没有被太多公众所接受，现在第六代面临的考验是市场化的生存问题。

　　《瞭望》：你认为新生代导演中标志性人物是谁？

　　陆川：我觉得新生代导演标志性的人物第一个人就是张杨，从整个创作和生存方式来讲，他是第一个比较成功地在体制内生存的导演。

　　《洗澡》《落叶归根》《向日葵》都属于体制内的电影，虽然他在关注上与第六代有许多的相近之处，但是他是在中国民族电影工业机制下存活下来的，他的票房足够获得下一次拍片的机会。以前第六代在体制内是无法生存的。所以，我觉得张杨是新生代的重要标志性人物。

　　而张杨之后，就是徐静蕾，徐静蕾也是新生代中一个很重要的导演，她有两部戏《我和爸爸》《一个陌生女人的来信》，再后面就是我和宁浩，我们这一波人开始冲上来了。

　　《瞭望》：《疯狂的石头》确实令人耳目一新。

　　陆川：宁浩是一个非常鼓舞人心的导演，他原来也是走体制外的路线，但不是很成功，之后他马上转身，拍摄了《疯狂的石头》。《疯狂的石头》娱乐性和社会批判性都兼而有之，之后他又拍了《疯狂的赛车》。我觉得他的体制内生存有声有色，而且给很多年轻导演指明了方向。

　　新生代导演在创作姿态上变得更加活泼，更加多元化，电影类型也丰富起来，看起来很健康，并不仅仅是娱乐、单纯的娱乐。新生代导演在经历了市场化抉择之后，一部分人选择了拍文艺片，像张扬；一部分人坚持走商业的道路。我觉得这都很健康，而且意识形态倾向在新生代导演的作品中已越来越淡薄，电影开始回归电影本质，所以我认为新生代导演是有希望的一代人。

　　《瞭望》：新生代导演的作品与以前的中国“大片”也不一样？

　　陆川：对，不一样。比如就像我们这次拍大片，在制作上我们要求达到大片的精度，但是我们希望在人文情怀上依然有自己的表达，至少有独立的见解。所以，这种模式是有价值的，也是有希望的。

　　《瞭望》：你如何评价近几年来电影业中出现的独立制作公司？

　　陆川：新旧好莱坞在转型期间，一批新的公司开始崛起，就是在补充八大公司的既有格局。这种发展是从独立制片业开始的。与此相同，我认为中国电影也已经到了这个阶段，如今很多年轻导演都建立了自己的电影公司，例如贾樟柯、宁浩和我。

　　可以说，中国电影即将迎来一个独立制片业的时代，这些新公司的涌现有可能面临一系列的兼并和收购，但这是一个电影工业新时代的开启，从世界经验来看，最有活力的影片都是由这样的电影公司制作生产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