奥斯卡得主托马斯：我是最了解亚洲的制片人
奥斯卡奖得主杰瑞米-托马斯是《白银帝国》的监制
杰瑞米-托马斯侃侃而谈
出身电影世家，24岁开始活跃于国际影坛的杰瑞米-托马斯，先后担任过40多部影片的制片人，还当过导演和演员。他与贝纳尔多-贝托鲁奇合作的《末代皇帝》是第60届奥斯卡的大赢家，一共获得9项大奖；时隔20年后，杰瑞米-托马斯再度来到中国，监制《白银帝国》。在接受本报专访时，他说：“我是最了解亚洲的制片人，但是我对中国电影市场有些埋怨。”
文/ 李俊 罗伦(实习) 图/胡滢
1985年的英国唐人街，一个意大利中年男子推开了一间普通中餐馆的大门。餐厅的角落里，制片人杰瑞米-托马斯举手招呼他过去。
“中餐馆？你怎么知道我要跟你谈的是个有关中国的剧本呢？”一坐下，男子开口道。
他是意大利著名导演贝纳尔多-贝托鲁奇。那天，他带给杰瑞米的剧本讲述的是中国清朝最后一个皇帝爱新觉罗-溥仪的故事，之后该片荣获了奥斯卡9项大奖。
上世纪80年代，托马斯和贝托鲁奇来华拍摄《末代皇帝》，让中国题材跨入了奥斯卡的视野。据坊间传闻，为了表现中国人的友好和热情，故宫全面对剧组开放，并配合剧组工作。当时，一个20岁的美国年轻人就可以随意支使数名20年工龄的老美工。
拍完《末代皇帝》之后，托马斯收到了不下100个来自中国的项目，其中绝大多数都和皇帝题材有关。“甚至有95个都是各种各样的皇帝，当然我对这些项目都没有什么兴趣。”除《末代皇帝》之外，托马斯还制作过尼古拉斯。罗格的《性昏迷》、大岛渚的《战场上快乐的圣诞节》、大卫-柯南伯格的《裸体午餐》等，是国际各大电影节的常客，涉及的题材也非常广泛。
现在，杰瑞米-托马斯再度来到中国，只是他没有从一开始就以制片身份介入《白银帝国》，而仅仅担任了监制。在上海发布会现场，这个在国际影坛享有盛誉的制片人显得很寂寞，几乎没有记者向他提问。他戴着茶色方框眼镜，穿纯黑色衬衫，一头银灰微卷的头发，一个人坐在那里饶有兴致地和翻译低语，偶尔看着记者笑笑，像个局外人。
专访时，没等记者说完一个问题，他早已心领神会，直接开始表达自己的想法。他说：“我在全世界到处拍电影，没有其他国外制片人比我更了解亚洲。除了中国之外，日本、印度等亚洲众多地方我都拍过戏。”而他自己了解中国的主要途径是看小说和电影。现在，他最看好的中国电影人是贾樟柯。
摄像师给托马斯拍照的时候，他一边对着镜头，一边对记者说：“我热爱中国，我热爱中国文化。”当年的《末代皇帝》仿佛就是个巧合，“冥冥中就暗示着我与中国的牵连与渊源”。
托马斯是个工作狂，他认为电影对他而言“已经超越了工作本身”。现在，他手头还有不少新电影计划：他已经买下好莱坞明星强尼-戴普拍了一半搁浅的影片《杀死堂-吉诃德的人》，还被日本名导三池崇史说服，参与他的新片《十三刺客》；另外，他还会帮助德国导演大师维姆-文德斯，拍摄他的首部3D影片《皮娜》。
除了电影，托马斯最大的爱好竟然是摇滚乐。他说：“音乐和电影是我生命的两大要素。”
B ＝《外滩画报》J ＝杰瑞米-托马斯(Jeremy Thomas)
和贝托鲁奇一起度假
B：你和世界上很多名导有过合作。其中，中国观众最熟悉的就是贝托鲁奇和他的《末代皇帝》，当年贝托鲁奇怎么打动你参加项目的？
J：这本身是个很奇妙的故事。你想，一个原本高高在上的皇帝，他是最尊贵的人，一个甚至不用自己动手穿衣的人，但是在电影的最后镜头中，他却变成了一个园丁，开始忙碌于花园耕作。这是一个传奇的人物，故事本身有很大的吸引力。
B：故宫这种国宝级的文物保护单位，现在都是禁止影视剧拍摄的，《末代皇帝》作为合拍片却得到了优待，你们是怎么做到的？
J：这主要是得益于中国政府的支持。因为我们拍的是末代皇帝溥仪，中国支持我们拍这部电影。当时他们也希望把中国的文化带入西方国家，所以争取进入紫禁城并不是很难。
B：作为贝纳尔多。贝托鲁奇多部作品的制片人，您和他私底下的交情如何，贝托鲁奇导演最近有计划推出新作吗？
J：这次来中国之前，我还在和他一起度假，我是中断了假期赶到中国的。贝托鲁奇刚刚动了背部的手术，目前在疗养过程中。在我心目中，他就是最好的电影导演，所以只要是他的作品，我都愿意做制片。目前我们手头上已经有好几个故事，只不过都还没有确定，相信等贝托鲁奇痊愈以后，我们就会开始考虑下一个计划了。
嘿，这里有部蛮有意思的片子
B：作为《白银帝国》的监制，你负责该片的海外发行，也把它推荐给了柏林影展主席Kosslick先生，你做这些事情是被什么吸引？
J：我和姚树华导演有个共同的好朋友，这让我们相互认识。姚导演给我讲了这部片子的一些情况，也希望让这部片子走向海外市场，我在伦敦乃至国际上都认识些朋友，我想我能给她和这部片子提供些帮助。我和Kosslick是很好的朋友，所以顺理成章地利用我的资源做了推荐，我就跟他说：“嘿，这里有部蛮有意思的片子，你看看。”
B：对你来说，这部电影有意思的地方在哪里？
J：《白银帝国》里有关于中国流通货币从银元到纸币的记录，我觉得太有意思了，这是很多国家历史中都会经历的事情。我爱中国，我爱中国文化。看到这部片子时，我的第一感觉就是片子太长了。当时这部片子已经拍完，在剪辑中，姚导演希望这部片子不仅能给中国观众看，还能得到世界观众的认同。我觉得对于一个“他文化”的观众来说，太长的故事会很无聊，于是我就介绍了一个非常出色的剪辑师Humphey Dixon 过来，后来他们整整剪掉一个小时的片长。
中国电影有的好有的烂
B：再次来中国，跟20年前所见所闻有什么不同吗？
J：完全不一样了！现在，我从虹桥机场下来，人潮涌动，都是高楼。20年前的时候，周围寸草不生，那时候的外滩都行人很少，就像乡下。不止这些，让我印象很深的是，当时路上的行人衣服的颜色、款式都是一样的。那时候，我过来都没有像你这样的记者来采访。20年不是一个很长的时间，但是对于中国来说变化太大了。不过我个人也有点遗憾，因为“中国味道”没有了。20多年前来到中国，你可以在空气中闻到一种特有的中国味，但是现在到处都是空调，或许现在让我去南京路走一圈才能找回那种感觉吧。
B：对中国电影和中国电影人有什么建议吗？
J：这个时代，因为技术的进步，拍电影变容易了。但做电影是件要看天赋和资质的事情，并不是投入多少钱就行了。中国那么大，人才很多，我相信未来的潜力很大。但是我觉得中国电影，尤其是有关中国现代的故事，还是应该由中国自己人来拍。
B：接下来，你还会与中国合作什么电影吗？
J：可能的话，我想拍一部关于毛泽东的片子，我对这个主题很感兴趣。
B：在中国，影视圈内的人说制片人就是“用智力骗人”，要动很多歪脑筋，你怎么看？
J：这句话我知道，是说在中国做电影就是做生意，特别对于制片人而言。其实，世界各地都是这样，只不过中国的电影市场有很多限制，对此我有些埋怨。在英国，可以看到很多中国电影；但是在中国，你们没机会看到我的电影。不过这几年这样的情况有了些好转。
B：所谓的限制就是引进片的数量限额吗？
J：对，我有很多电影都没法在中国上映，即便它们在世界各地都能获奖。这并不是因为我的电影内容，而只是因为整个的体制。如果中国能接纳我更多的电影，我想我会来得更多。
B：这么多次和中国演员合作，彼此愉快吗？中西方的工作方式有什么区别？
J：影视工作就是一样的，本质上没有太大的区别，包括像现在我们做的通告和宣传。中国有一批很棒的演员，我们合作很愉快。
B：说到演员，你正在运作的《杀死堂-吉诃德的人》原定男主演是强尼-戴普，他给你什么印象？
J：他什么都有了。大家都知道他是个很了不起的演员，也是很有魅力的人。我以前就和他合作过，他聪明而有创造力，在艺术上非常有天赋。尽管你们都认为他生活狂放不羁，但这就是艺术家，如果到现在还“羁”不起来，就太逊了。这部电影的拍摄后来中断了，我买下了所有版权，强尼-戴普也拍了一段时间了。目前情况还不清楚，在商议中。
B：你先后做过很多电影节的评委会主席，怎么评价中国电影？
J：真的让我说实话吗？中国电影有的好有的烂，有的中国电影比较爱走主旋律。不过，中国电影的发展很健康。
我喜欢有深度有内涵的电影
B：什么样类型的电影是你选择投资的重点？
J：没有特别的，我纯粹根据个人的口味来判断，根据自己的喜好来选择。我并不会规定自己一定要拍《蝙蝠侠》那样的电影，虽然我的很多电影在商业上确实也成绩不错。如果一定要说出什么规律的话，可能有三种情况，那就是：好的剧本、好的导演和偶然的契机，比如这次的《白银帝国》。
B：作为生意人，比起大制作大投资的大片，你个人更侧重那些有内涵和深度的电影？
J：没错，你很聪明。和商业片相比，我的电影更侧重艺术性。我喜欢拍有深度的电影，这些电影往往在表面的情节下，蕴含着另一条线索，我想用这些电影挑战观众的想法和观念。
B：中国观众最了解你的大作是《末代皇帝》，隐藏在背后的另一条线索是什么？
J：《末代皇帝》表面上讲的是一个皇帝到平民的故事，这本身是个很不可思议的事情。但它的背后是想说，通过改造，通过历史的变迁，一个高高在上的大人物真的能够被改变吗？他真的能够成为一个普通人吗？这才是在表面故事后的矛盾，我不知道观众是不是能够了解。
B：作为一部侧重文化的电影，你想到过《末代皇帝》能取得那么大的成就吗？
J：完全没有。我只是关注电影本身，努力做好电影。
B：从事制片人这个行业跟你的出身有关吗？家人为你感到自豪吗？
J：当然，我的父亲、叔叔都是制片人，不过他们现在都已经不在世了。《末代皇帝》获奥斯卡的时候父亲还在，他当然是乐坏了，很为我感到自豪。我没有上过大学专业学电影，但我从20多岁就开始入行做制片人，电影市场就是我的大学。
B：你做过制片人、导演、演员，你最喜欢哪个角色？
J：当然是制片人，这是我的老本行。我热爱电影，电影就像我的生活。我和电影的关系就像夫妻一般，电影就是我的太太，我的三个孩子现在也都在做与电影有关的事情。你可以把我的采访标题定成：做电影，不光是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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