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影时尚》电影天安门特刊之徐啸力访谈(2)
徐啸力专访
A:我觉得《红樱桃》是更加享受一点了，因为《红》一方面是异国情调嘛，而且时间上也没有这么赶，有时候我们都是在等，比如等季节，所以《红》更休闲一点。你会又忙了一段，又休闲了一段，它的闲散和紧张度很合理。但是《天安门》从头到尾都很紧张，所以看到这部电影以后，如果我演的角色能够获得认同的话，我觉得所有付出都是值得的，这种苦吃的也值得。
Q:听说你在这个戏里面特投入，下了戏都不卸妆？
A:是啊，我会觉得一卸掉，穿着便装的样子，自己看不惯自己了，觉得还是在那个状态力比较好，后来拍完戏以后那身衣服也拿回来了，做个纪念。那时候到处都坐，直接坐在土地上，因为觉得那时候的军人就是这样自的，故意让自己入戏。
Q:表演上的难题都有哪些？
A:当初对自己会有疑问的地方，应该是台词，我现在发现我的台词方面的问题挺严重的，因为我是南方人，南方口音很重，可是我又改不过来，我很努力的想去改正，结果越改正越不行，调都找不着了。表演这一块，我觉得自己还是技巧不够，这其实是一个很大的问题，因为有几场戏，我达不到导演的要求，因为时间很紧，能抓住就抓住了，抓不住就过去了，那时导演说，小马列你演不了这种(比较复杂的)戏。事后我还在想，但还是没有想明白，因为我觉得自己在生活里是一个非常敏感敏锐，接受事物的速度比较快的一个人，比较聪明的一个人，但是我在电影里的角色是一个不聪明，没有文化的人，我觉得一个聪明的人演一个不聪明的人，这个过程是有点难的。但是在演戏过程中，导演跟我讲戏，我还没有了解的时候，我发现自己已经入戏了。原来自己并不聪明，有很多问题自己觉得合理的时候，在大局里面可能并不合理，只有再修正每一场戏在整体里的关系，所以导演来把握全局的时候，我们演员就应该很努力去听、去解决这个问题。
Q:导演对你最多的要求是什么？
A:导演觉得没有台词的时候，我的戏特别弱。好的演员是在没有台词的戏中表现出来的，所以我就去拼命地去找这种没有台词的戏去看，去学习，我总觉得我的心里已经达到了，可是表现在我的表演中时，我却达不到，我就想：是不是我的眼镜挡着我的眼神和我内心的交流了，导演让我看双喜的戏，他的眼神戏演得很好，但是我在演这种戏的时候，总是表现不出来。这很困难，我要解决眼神的戏和没有台词交流的戏。
不过导演夸我演喊戏演的还不错，我觉得演喊戏特痛快，喊完以后总是觉得意犹未尽，但我觉得很幸运找到自己的弱点，我会花大量的时间去解决这个问题。
我在看小马列的一些片段的时候，我就觉得我是再看另外一个人一样，我真的看不到自己的影子。就像你在开着一辆车，其实这辆车并不是由你来操控。这让我有种恐惧感，就是我觉得我不能驾驭，没有安全感，自己不知道应该怎么演，因为自己心里达到了，但是外在达不到。就是戏出来以后是导演想要的，不是你想要的，最关键的是你还不知道是不是达到了导演的要求。我觉得<天安门>这部戏跟《红》相比，我准备了很多年，我多少明白应该怎样去表演，但是在这个过程中我又发现了很多细节性的问题，所以表演对我来说是很有挑战的，但是我必须把它做好的事。
Q:你觉得导演对你满意么？
A:导演没夸我，但是导演说：“你的喊戏不错”。
Q:你还是乐在其中啊？
A:对啊。《红》之后我也接拍了一些电视剧，觉得自己演的太差了，无法原谅自己，这种差到低谷的感觉必须要改变，因为自己完全有可能做的更好。
Q:是不是因为那时候自己年纪比较小，经历和经验都不够造成的？
A:我觉得自己的经历和经验很重要，如果很多经历和经验能够都能用在演戏中，那么就能找到合理的自身的表现方式，自己以前的经历和经验很单薄，而且完全不了解演艺圈是个竞争非常激烈的行业，如果有一个机会去演戏，你又不能把自己的演技表现出来的话，那你就不如别演了。
Q:谈谈叶导。
A:没有他，我可能就不会接触电影，而且我发现他的某些视点很特别。比如，他说《天安门》是喜剧。我当时就很难理解，这么重大的一个题材拍出的电影说是喜剧会不会有点轻率。他对喜剧的诠释是：1，首先建国六十周年是个喜庆的电影2，不是演喜剧，而是去还原那个时代的人和事，因为与现在相隔了很久，现代人看那个时代的状态就会有戏剧的感觉。并不是让演员去装出来，相反是很真诚的表演，越真诚越有喜剧效果，这与周星驰的喜剧是完全不同的概念。
这是我第一次知道戏剧还可以这样理解，很特别。
Q:除了导演的要求，自己是不是还有即兴的表演？
A:有啊，但是我的很多即兴创作最后都被导演否定了。因为我是个想法很多的人，所以当时跟我谈这个片子的时候，除了要求我不准随意外出，不准请假以外，还要求我不准有想法，好好演好这场戏。
我是个想法很多的人，多以我每次有我认为好的想法的时候，都会好好的在脑子里过一遍，当我觉得我的想法非常靠谱儿的时候我才会跟导演说，但基本都被导演否定了，因为每次我自己认为好的想法，从大局看来并不是那么回事，所以导演不让我有想法。
Q:叶大鹰是否有改变？
A:《红》那时候我还比较年轻，以我当时的智慧来说是无法看到他的智慧的，所以无法评估他的想法，包括现在也一样，就是我根本不知道他的改变在哪里，所以也无法对他的改变有一个评价。
Q:郭柯宇有没有什么改变？
A:我觉得她比小时候变得更真诚了，我觉得我们小时候都不真诚。多年以后再相见，一起合作，我们现在变得很惺惺相惜的。还有就是她的戏一直很好，我的戏都是一开始不好，后来慢慢变得好起来，因为我是个很努力的人，所以后来会变得越来越好。
Q:平时会不会关注叶导和郭柯宇的戏？
A:会啊，叶导的《红色恋人》。还有郭最近的新戏《完美新娘》我都有关注，郭的《完美新娘》这个戏不错啊，按那个成本的制作来说拍的已经很不错了。
Q:对于新合作的人有什么评价么？比如潘粤明啦？
A:潘粤明是我大学同学，我们是很熟的啦。潘粤明的戏演的相当好，评价一个人演戏好坏，我觉得是这样的，拿我自己来说，就是拍戏之前会很努力做很多的准备，很用力的练习，但是当实拍的时候力气都已经用光了，所以出来的效果不太好。而演戏演得好人，平常不用力，试戏的时候也不用力，但是实拍的时候戏就出来了，很到位，刚刚好，相当准。比如吴佩慈，平时走戏什么的都挺一般的，但是一实拍，眼神啊，台词啊就很到位，很厉害。所以这方面潘粤明是高手，我得向他学习。
Q:你自己就是学美术的？
A:我是艺术世家，6岁开始练书法，后来画油画。因为我们家收藏了很多艺术美学方面的书，从小就喜欢看这些书，所以总觉得自己在审美这方面与众不同。就是因为这样子所以想法特别多。但是后来接触到电影以后，觉得它真的是一门综合性的艺术，很诱惑人的，但是从来没想过自己会成为演员，因为之前我总是幻想自己会是个导演或者制片人，把朝鲜战争搬到银幕上。但后来还是觉得还是演员来的现实。
Q:这个片的美工方面有什么看法？里面好像也有让演员画画的戏，画天安门，你画的怎么样？
A:我画的太出彩了，美工可以直接用了，后来把我画的稿给没收了。结果找了一张别人画的很烂的放到戏里。
Q:听说你以前是在画宣传画的时候被发现的？
A:那时候心比天高，一门心思的就想当一名震撼全亚洲的著名画家。
Q:现在还画么？
A:现在不画了。因为当时《红》在苏联拍的，那时候我在普希金博物馆里看到了许多大师的原作，几天几夜都看不完，在看大师原作的时候就会感觉呼吸都停止了，之后我突然明白这么伟大的艺术，是一代人用毕生的经历去创作出来的，而不是靠某一位艺术家能够改变的，它是一个群体改变的，一个时代去改变的。所以说，我画的再好，用尽毕生的精力去创作也没用，因为我只是一个小分子，根本无法改变什么。霎那间我以前的那种自傲自狂，追求理想的动力就没了。所以后来就转变为欣赏，平面的、立体的、抽象的、音乐啊等等，很会看很会听，也是很感谢以前的基础。我发现这种感官的视听也会给自己带来很多思考。
Q:你还玩过音乐？
A:对啊。玩过一年多，很有勇气啊，说是摇滚，但是做出来的唱片啊，唱片公司的老总说有点像齐秦的早期音乐，全是情歌，但是都是真实的发生过的爱情故事。
Q:组了个乐队？
A:对，我是主唱兼词曲作者。
Q:专辑发行了么？
A:没有，因为那时候专辑刚做出来的时候很兴奋的给各个朋友听，但是过了段时间以后，我自己再听当时的歌的时候，问题就出来了，这些问题使我没有勇气再把它推向市场。在从这个基础上去听别人的歌，会发现别人的配器啊，编曲啊是那么丰富，然后就想，如果还有一次重来的机会，我一定会做得更好。
我是一个喜欢从零开始的人，本来音乐跟我没什么关系，我开始什么都不会，就是一点点的摸索，在完全没有人指导的情况下，最后终于把这个专辑弄出来了，这个过程其实很苦，但是我也乐在其中，很享受。
Q:表演也跟做音乐一样？
A:不一样，表演跟做因为完全不一样。表演是实施导演的要求，指导这块就是看片子去学习，
看到别人演的好的地方会去想自己是不是也能演的出来，当然现场的调度也很重要。最近我看了《越狱》以后，被里面的表演震撼了。
Q:你可能是受形象的影响吧，你的角色似乎都是比较活泼的角色？
A:我有种感觉，我一定会改变。其实我已经在改变了，《天》和《红》中的我已经是两种感觉了，《天》和我刚刚拍完的新电影中的形象又是两个感觉，我相信观众会认不出是同一人。因为反差特别大，所以给我一种信心，就是我会成为一名好演员，能够演绎出不相关联的角色。所以我一方面做内功的修炼，就是通过学习提升演技，另一方面我会在外在方面找出自己更多的特点来，经过我的努力也许有一天会看到我成熟的一面。
Q:最想尝试什么样的角色？
A:也没有特定的想演的角色，各种角色都想去尝试一下。最想演的是很有挑战性的角色，尽量演一些跟自己差别大的角色，或者跟灵魂深处有关联的戏。要是跟灵魂深处一点关系都没有也演不了，比如要是让我现在去演个同性恋的戏，我就演不了，因为这个跟我心理的东西是完全相悖的，要是真有个同性恋的角色让我去演的话，我恐怕的得先把自己变成一个真正的同性恋，否则我演不了。
Q:最喜欢演什么题材的电影？
A:我还是最喜欢演革命题材的电影，因为革命题材本身就是一个很正的东西，我总觉得我跟它有种关系在里面，我甚至怀疑自己前世是一名为革命献出生命的战士。
Q:你的博客里提到这个电影中的“革命美学”？
A:在革命的年代中去讲革命美学是不可以的，因为那时候谈不上美学。但是跳出那个年代以后，我们就可以很冷静的去看待这个问题，我认为这是最值得挖掘的一种题材了，我们现在再去回忆那个时代，再去看到让你产生共鸣的时候，某些观众绝对不是说笑场，他是共鸣。因为我们都是那血液里过来的，当再去冷静的看待它的时候，那种共鸣就比较容易让这种美学成为体系了。
那时候的教条也就是那时候的，但是从现在来看，那时候的教条和那时候的对理想的最崇高的追求和敢拿生命去换的勇气，现在的人有吗？其实现在的人去看那个时候的东西的时候，我觉得他们产生的是一种敬仰之情。
Q:如果在那个年代，你会去干革命么？
A:如果在那个年代，我会是第一个扛着炸药包冲向敌人碉堡的那个。
Q:你的小儿子在片子里也有角色？
A:对，演唱歌的孩子。
Q:谈谈自己吧。
A:从18岁拍《红樱桃》，之后会觉得人生就像过山车一样。18岁刚从学校出来，什么世面都没见过，18岁之前很梦幻很执着，就是一个象牙塔里的人，对绘画很痴迷，有个画家的梦想。没想到会在另一个舞台上有所发展，《红樱桃》改变了我很多，包括在北京留下来，拍《红樱桃》之前，我是一个很内向的人，但是后来我发现了很多值得让我追求的东西，但是既然要追求那么就得让自己变得外向，所以就开始有了一点独立的野心，发现自己有很多要去追求的东西，但是在去做的过程当中，其实自己还没有学会责任两个字，很多事说了但是做不到，一直在吹牛不顾别人的感受和利益，所以当初吃的苦头特别大。其实在拍完《红樱桃》之后，在北京留下来，有段时间，凭着我自己的努力和执着赚了一大笔钱，126万，是件很荣耀的事。那时候就有种错觉，觉得自己总会心想事成。但是我当时就想我怎么会得到这么多，这么幸运，这是没有道理的，周易上说物极必反，后来我就接连失去了两个很重要的亲人，钱财也被我赌博赌光了。我在新片里面演一个花花公子，就跟我的前半生一样。后来我到上海去了以后，反省自己，也戒了赌，懂得了责任两个字，言出必行，通过自己的努力，又赚到了许多钱，我现在对钱的欲望并不是很大。后来我做了许多公益事业，但是我觉得我现在能够去帮助很多人是我的一种使命，赚更多的钱就能帮助更多的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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