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风声》原著作者麦家

　　昨日，跟随《风声》剧组来宁宣传的，还有同名小说作者、著名作家麦家。前晚，记者独家专访了这位被导演高群书誉为“帅哥”的作家。对于电影《风声》，快人快语的麦家直言从导演到主演很喜欢，影片就故事层面而言，“把我这个原著作者都欺骗了。”

　　关于刑罚

　　人生何尝不是受刑

　　电影分级迟早实行

　　记者：有报道说，您看完电影后都哭了？是被电影感动的吗？

　　麦家：这是以讹传讹，我是不会哭的，有泪顶多也是悄悄地流。电影中有一场戏，是用针灸扎张涵予的痛穴，试图击垮他的意志，我在审片时看这场长达三分钟，看得我确实流泪了，因为我突然想到：人生在世，何尝不是这样一个受刑、挨罚的过程？生活中虽然没有老虎凳，没有试痛针，但由于我们内心孤独、脆弱、敏感，一句辱骂，一次失恋，一次离别，一次散财，都可能变成恐怖的老虎凳、试痛针，叫我们无尽地承受。我写《风声》小说，从故事层面上说设计的就是一个惊险的逃逸魔术，但从意义上说，我想考量一个人的智力到底有多深，丈量一个人信念的力量到底有多大。我希望在一种惊心动魄的心智较量中，为人性那无法度量的边界下一个“我”的注脚。电影巧妙地改编了我故事的壳，但忠诚地保留了里面的核，探究人心之深厚，人性之复杂，人世之恐惧。人生多险，生命多难，我们要坦然、平安地度过一生，也许惟一的办法就是把自己“交出去”，交给一个“信仰”——它可以是一个具体的人或组织，也可能是一个虚无的人或组织，让这个你终身信仰的东西陪伴你，让你变得坚强，去挑战，去赢得。

　　记者：小说和电影，虽然主题有所延续，但真的是两种不同的审美感受。电影突出放大了很多东西，比如刑具，让很多女观众受不了，您觉得这是必须的吗？觉得影片是否需要限制级？

　　麦家：我不觉得这是必须的，但现在这样做也有它的寓意。至于电影分级，很多国家都已经实行，我想中国也是迟早而已。中国电影现在步入了最好的年月，以后的五到十年是中国电影的黄金岁月，超过韩国势在必然。

　　关于改编

　　有些改动是必须的

　　遗憾隐喻色彩没了

　　记者：电影对小说的改动很大，从一个原作者的角度，您能够接受吗？对于喜欢这部小说的读者来说，这个改变让最后的高潮显得有些突然。而原小说中李宁玉的形象比较一致些，而且结局更具开放性。《达芬奇密码》拍成电影，就没有做那么多改编，很多悬疑电影也不会做那么大的改动。

　　麦家：应该说，你不接受也得接受，中国作家在影视面前从来是弱者。但具体到《风声》这部电影来说，我倒觉得有些改动是必须的。小说《风声》有两条情节链：一条是谁是“老鬼”，第二，“老鬼”在密室中如何把救命的情报传出去。如果电影不能对小说的这两个关键情节拐点、最后的谜底作合理、巧妙的改编，等于是让观众看一场预先知道结局的球赛，就是失败。我对《风声》电影之所以满意，就因为它成功地改编了故事的一些关键情节和结局，它拿我的儿子(小说)又生了个儿子，父子俩似曾相识，不似之处又昭然若揭。它继承了我，又背叛了我。当然不背叛也是可以的，我认为小说的故事和逻辑性一点也不比现在的电影差。我不是个自以为是的人，而且我也不会把电影看作是我的孩子。小说才是我的孩子，电影是大家的孩子，既然是大家的，大家都要互相体谅。

　　记者：《风声》其实挺有隐喻色彩的，去掉一个“献礼”的外衣，其实能从中看到很多，您最想隐喻的是什么？

　　麦家：我觉得“隐喻色彩”小说更浓，小说分“东风”、“西风”、“静风”三部，分别是共产党、国民党和“作者”对历史上同一个故事的三种不同的述说，互相呼应又矛盾，统一又对立。这种多角度的叙述，甚至是矛盾的叙述，恰恰是抵达一事一物真实的途径。当你回头去看就会发现，历史就像“风声——远处传来的消息”一样，虚实不定，真假难辨。也许这就是小说的主题，但现在电影因为可以想象的原因，这一点几乎被消解掉了，为此主创人员也深感遗憾。

　　记者：一个很俗的问题，给电影打多少分？

　　麦家：上海试映，观众打了94分，北京专家看片会，打了91分，我就权当做个专家吧。

　　关于写作

　　很少看推理小说

　　写作是“穷则思变”

　　记者：《风声》开启了国内真正的悬疑“杀人游戏”式的推理电影，您平时是否也钟爱这类猜谜式推理式小说？比如阿加莎·克里斯蒂的小说，日本的推理小说，希区柯克的电影，或者像《大逃杀》这样对人性极度考验的电影。这些对你有没有借鉴或启发，中国传统小说中也有惊悚元素，对您的写作过程中是否也有所影响？

　　麦家：日本文学我是不关注的，我是个“仇日派”，外婆被鬼子炸死，家里没有一件日货，很狭隘。阿加莎也是去年春节才开始看，因为听有人说《风声》像阿加莎的什么什么小说，才引动我去看。我这么说，不是想说我如何高明，如何的无师自通，事实上那些小说不过是读物，很难给你什么启迪的。读得快，忘得快，这就是这类小说的特点，我连读了五本阿加莎，现在连书名都忘了。我们真正要学写这些小说，还是要去看爱伦·坡、博尔赫斯，这才是大师，高师才能出名徒，所谓“取乎其上，得乎其中”。

　　记者：在当代作家中您算是个另类，因为多数作家走的路线都是偏文艺的或者写实类生活类的，而您似乎更专注于故事和技巧，不过茅盾文学奖给您“正了名”。

　　麦家：我不需要谁来给我“正名”，这是我自己的选择，那些所谓“文艺小说”我也会写，事实上我在写《解密》之前写的都是这类小说，写了近十年呢，但大家可能连一个字都没读过。这就是我重新考虑小说走向的前提，穷则思变嘛。至于故事和叙述技巧，我认为这是小说家的基本功，连故事都不会编你当什么小说家？不过现在中国确实有大批这样的小说家，不会编故事还瞧不起故事。这是很荒唐的，就像歌手不会识乐谱会哼两曲流行曲子，或者吊两个高音就是大师了。其实故事不是那么好编的，你要真能编出一个精彩的故事好莱坞马上几百万美金收购了。我记得马尔克斯的回忆录的书名就叫《活着就是为了讲故事》，博尔赫斯也感叹：希区柯克真会折腾故事，还有，蒲松龄开免费茶馆就是为了听取故事。

　　记者：您搭上(或者是引领)了“谍战戏”的影视潮。不过，现在的谍战戏太多了，质量参差不齐，您平时看不看？应该有很多影视公司找您写或者编这类的影视剧吧？

　　麦家：我从来不看电视剧，找我写剧本的公司是多得很，如果要接活的话，一年挣个千把万应该没问题吧。但我认为这不过是个数字游戏，我不稀罕，我还是想当个小说家，争取一辈子写一部好小说。

　　记者：小说《风声》真实与虚构并存，有些人物似乎是有原型的？

　　麦家：不，全是虚构，没有一点真实。当小说家就这么一点特权，可以想象、虚构，以假乱真，我坚持不会放弃“上帝”(读者)给我的这个权利，舍近求远，去搜集资料，照葫芦画样。我是听风，看风，且看风影，且听风吟，靠一本地图册写遍大江南北。

　　关于电影

　　不能与《建国大业》类比

　　一直看好冯小刚

　　记者：有报道说，冯小刚看中了您的下一部？

　　麦家：冯小刚对《风声》小说是蛮喜欢的，当初华谊买版权也是冯小刚要求的，后来他因为拍《非诚勿扰》和《唐山大地震》，时间上拖得太长才另作安排，他现在也是《风声》电影的监制，不是挂名的，是干事的。我对冯式电影一直看好，他对自己有明确的定位，有明确的个人风格。所有的艺术风格就是生命，就是价值，现在中国的导演包括作家都存在一个问题，就是不知道怎么对“当代”发言，当代题材找不到市场的兴趣点。这方面，最体现了冯小刚的智慧和功力。所以，我也期待与他有一次合作。合作有两种可能，一种是改编我新写的小说，我跟他说过大致故事，他很感兴趣。另一种，是改编他的一个故事，他曾对我讲过一个故事，我很推崇，很有热情去挑战它。

　　记者：平时看电影喜欢看哪些？《建国大业》看了没有？

　　麦家：看了，我觉得《建国大业》就是热闹，迷人的热闹。这两部片子定位不一样，没必要去类比，比不了的，各有所求，各有天地。如果单纯比票房，我想《风声》要赶超《建国大业》是困难的，后者是六十年一遇的大蛋糕。我平时特别爱看欧洲电影，文艺电影，比如安氏(安东尼奥尼)的《云上的日子》是我百看不厌的。从某种意义上说，我的欣赏趣味和创作是分裂的，而且我认为这是个“好习惯”。

　　本报记者 马彧/文 尤晓源/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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