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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风声》原著作者麦家:靠地图写遍大江南北

http://www.sina.com.cn  2009年09月26日09:56  扬子晚报
《风声》原著作者麦家:靠地图写遍大江南北

《风声》原著作者麦家

  昨日,跟随《风声》剧组来宁宣传的,还有同名小说作者、著名作家麦家。前晚,记者独家专访了这位被导演高群书誉为“帅哥”的作家。对于电影《风声》,快人快语的麦家直言从导演到主演很喜欢,影片就故事层面而言,“把我这个原著作者都欺骗了。”

  关于刑罚

  人生何尝不是受刑

  电影分级迟早实行

  记者:有报道说,您看完电影后都哭了?是被电影感动的吗?

  麦家:这是以讹传讹,我是不会哭的,有泪顶多也是悄悄地流。电影中有一场戏,是用针灸扎张涵予的痛穴,试图击垮他的意志,我在审片时看这场长达三分钟,看得我确实流泪了,因为我突然想到:人生在世,何尝不是这样一个受刑、挨罚的过程?生活中虽然没有老虎凳,没有试痛针,但由于我们内心孤独、脆弱、敏感,一句辱骂,一次失恋,一次离别,一次散财,都可能变成恐怖的老虎凳、试痛针,叫我们无尽地承受。我写《风声》小说,从故事层面上说设计的就是一个惊险的逃逸魔术,但从意义上说,我想考量一个人的智力到底有多深,丈量一个人信念的力量到底有多大。我希望在一种惊心动魄的心智较量中,为人性那无法度量的边界下一个“我”的注脚。电影巧妙地改编了我故事的壳,但忠诚地保留了里面的核,探究人心之深厚,人性之复杂,人世之恐惧。人生多险,生命多难,我们要坦然、平安地度过一生,也许惟一的办法就是把自己“交出去”,交给一个“信仰”——它可以是一个具体的人或组织,也可能是一个虚无的人或组织,让这个你终身信仰的东西陪伴你,让你变得坚强,去挑战,去赢得。

  记者:小说和电影,虽然主题有所延续,但真的是两种不同的审美感受。电影突出放大了很多东西,比如刑具,让很多女观众受不了,您觉得这是必须的吗?觉得影片是否需要限制级?

  麦家:我不觉得这是必须的,但现在这样做也有它的寓意。至于电影分级,很多国家都已经实行,我想中国也是迟早而已。中国电影现在步入了最好的年月,以后的五到十年是中国电影的黄金岁月,超过韩国势在必然。

  关于改编

  有些改动是必须的

  遗憾隐喻色彩没了

  记者:电影对小说的改动很大,从一个原作者的角度,您能够接受吗?对于喜欢这部小说的读者来说,这个改变让最后的高潮显得有些突然。而原小说中李宁玉的形象比较一致些,而且结局更具开放性。《达芬奇密码》拍成电影,就没有做那么多改编,很多悬疑电影也不会做那么大的改动。

  麦家:应该说,你不接受也得接受,中国作家在影视面前从来是弱者。但具体到《风声》这部电影来说,我倒觉得有些改动是必须的。小说《风声》有两条情节链:一条是谁是“老鬼”,第二,“老鬼”在密室中如何把救命的情报传出去。如果电影不能对小说的这两个关键情节拐点、最后的谜底作合理、巧妙的改编,等于是让观众看一场预先知道结局的球赛,就是失败。我对《风声》电影之所以满意,就因为它成功地改编了故事的一些关键情节和结局,它拿我的儿子(小说)又生了个儿子,父子俩似曾相识,不似之处又昭然若揭。它继承了我,又背叛了我。当然不背叛也是可以的,我认为小说的故事和逻辑性一点也不比现在的电影差。我不是个自以为是的人,而且我也不会把电影看作是我的孩子。小说才是我的孩子,电影是大家的孩子,既然是大家的,大家都要互相体谅。

  记者:《风声》其实挺有隐喻色彩的,去掉一个“献礼”的外衣,其实能从中看到很多,您最想隐喻的是什么?

  麦家:我觉得“隐喻色彩”小说更浓,小说分“东风”、“西风”、“静风”三部,分别是共产党、国民党和“作者”对历史上同一个故事的三种不同的述说,互相呼应又矛盾,统一又对立。这种多角度的叙述,甚至是矛盾的叙述,恰恰是抵达一事一物真实的途径。当你回头去看就会发现,历史就像“风声——远处传来的消息”一样,虚实不定,真假难辨。也许这就是小说的主题,但现在电影因为可以想象的原因,这一点几乎被消解掉了,为此主创人员也深感遗憾。

  记者:一个很俗的问题,给电影打多少分?

  麦家:上海试映,观众打了94分,北京专家看片会,打了91分,我就权当做个专家吧。

  关于写作

  很少看推理小说

  写作是“穷则思变”

  记者:《风声》开启了国内真正的悬疑“杀人游戏”式的推理电影,您平时是否也钟爱这类猜谜式推理式小说?比如阿加莎·克里斯蒂的小说,日本的推理小说,希区柯克的电影,或者像《大逃杀》这样对人性极度考验的电影。这些对你有没有借鉴或启发,中国传统小说中也有惊悚元素,对您的写作过程中是否也有所影响?

  麦家:日本文学我是不关注的,我是个“仇日派”,外婆被鬼子炸死,家里没有一件日货,很狭隘。阿加莎也是去年春节才开始看,因为听有人说《风声》像阿加莎的什么什么小说,才引动我去看。我这么说,不是想说我如何高明,如何的无师自通,事实上那些小说不过是读物,很难给你什么启迪的。读得快,忘得快,这就是这类小说的特点,我连读了五本阿加莎,现在连书名都忘了。我们真正要学写这些小说,还是要去看爱伦·坡、博尔赫斯,这才是大师,高师才能出名徒,所谓“取乎其上,得乎其中”。

  记者:在当代作家中您算是个另类,因为多数作家走的路线都是偏文艺的或者写实类生活类的,而您似乎更专注于故事和技巧,不过茅盾文学奖给您“正了名”。

  麦家:我不需要谁来给我“正名”,这是我自己的选择,那些所谓“文艺小说”我也会写,事实上我在写《解密》之前写的都是这类小说,写了近十年呢,但大家可能连一个字都没读过。这就是我重新考虑小说走向的前提,穷则思变嘛。至于故事和叙述技巧,我认为这是小说家的基本功,连故事都不会编你当什么小说家?不过现在中国确实有大批这样的小说家,不会编故事还瞧不起故事。这是很荒唐的,就像歌手不会识乐谱会哼两曲流行曲子,或者吊两个高音就是大师了。其实故事不是那么好编的,你要真能编出一个精彩的故事好莱坞马上几百万美金收购了。我记得马尔克斯的回忆录的书名就叫《活着就是为了讲故事》,博尔赫斯也感叹:希区柯克真会折腾故事,还有,蒲松龄开免费茶馆就是为了听取故事。

  记者:您搭上(或者是引领)了“谍战戏”的影视潮。不过,现在的谍战戏太多了,质量参差不齐,您平时看不看?应该有很多影视公司找您写或者编这类的影视剧吧?

  麦家:我从来不看电视剧,找我写剧本的公司是多得很,如果要接活的话,一年挣个千把万应该没问题吧。但我认为这不过是个数字游戏,我不稀罕,我还是想当个小说家,争取一辈子写一部好小说。

  记者:小说《风声》真实与虚构并存,有些人物似乎是有原型的?

  麦家:不,全是虚构,没有一点真实。当小说家就这么一点特权,可以想象、虚构,以假乱真,我坚持不会放弃“上帝”(读者)给我的这个权利,舍近求远,去搜集资料,照葫芦画样。我是听风,看风,且看风影,且听风吟,靠一本地图册写遍大江南北。

  关于电影

  不能与《建国大业》类比

  一直看好冯小刚

  记者:有报道说,冯小刚看中了您的下一部?

  麦家:冯小刚对《风声》小说是蛮喜欢的,当初华谊买版权也是冯小刚要求的,后来他因为拍《非诚勿扰》和《唐山大地震》,时间上拖得太长才另作安排,他现在也是《风声》电影的监制,不是挂名的,是干事的。我对冯式电影一直看好,他对自己有明确的定位,有明确的个人风格。所有的艺术风格就是生命,就是价值,现在中国的导演包括作家都存在一个问题,就是不知道怎么对“当代”发言,当代题材找不到市场的兴趣点。这方面,最体现了冯小刚的智慧和功力。所以,我也期待与他有一次合作。合作有两种可能,一种是改编我新写的小说,我跟他说过大致故事,他很感兴趣。另一种,是改编他的一个故事,他曾对我讲过一个故事,我很推崇,很有热情去挑战它。

  记者:平时看电影喜欢看哪些?《建国大业》看了没有?

  麦家:看了,我觉得《建国大业》就是热闹,迷人的热闹。这两部片子定位不一样,没必要去类比,比不了的,各有所求,各有天地。如果单纯比票房,我想《风声》要赶超《建国大业》是困难的,后者是六十年一遇的大蛋糕。我平时特别爱看欧洲电影,文艺电影,比如安氏(安东尼奥尼)的《云上的日子》是我百看不厌的。从某种意义上说,我的欣赏趣味和创作是分裂的,而且我认为这是个“好习惯”。

  本报记者 马彧/文 尤晓源/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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