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国富：要去证明你能为这个行业提供什么
《风声》导演陈国富
记者 马戎戎
陈国富1958年生于中国台湾，没有受过系统电影教育。20世纪80年代初，他开始写影评，后来任金马奖国际影展策划，担任台湾著名的电影杂志《影响》总编辑，成为台湾最著名的影评人之一，是1982～1986年台湾新电影运动的重要见证者和参与者。他从写剧本开始导演生涯，加入过侯孝贤、杨德昌、詹宏志合组而成的“合作社电影公司”。他的电影《征婚启事》、《双瞳》等，在中国台湾和大陆都有很好的口碑。
在担任哥伦比亚电影公司亚洲区制作部总监期间，陈国富接触了华谊。2002年，《双瞳》执导完成后，他成为“华谊兄弟”的电影总监制，先后监制了《可可西里》、《天下无贼》、《集结号》等系列作品，在当年填补了中国电影行业缺乏监制环节的空白。
三联生活周刊：当年是怎样答应华谊担任监制这一职位的，是看到了这一环节的空缺么？
陈国富：对。一开始在哥伦比亚亚洲区任职，因为和华谊的合作，接触了华谊，接触了冯小刚、何平。我当时也不知道监制这个工作到底要干吗，因为台湾也没有这样的工作。当时华语片所挂的制片人的名字，要么就是某个电影制片厂的，要么就是投资人指派的，而他们并不是真正明白电影制作的流程。
好莱坞电影公司有所谓的“Production Executive”，他们通常是不挂名的，电影里通常看不到他们的名字，但他们负责和导演开会，负责和明星谈交易之类。我的工作其实也不是这样，我的工作是，剧本我有意见，演员组合我也提看法，样片我也看，剪辑我意见也特别多。这种工作模式其实从《卧虎藏龙》就开始了，我和哥伦比亚合作的第一部戏就是《卧虎藏龙》，之后是徐克的一部戏，最后结束于周星驰的《功夫》。《功夫》之后，哥伦比亚暂时就不在亚洲地区运作电影了。这些又给了我一些想法，同时印证了我的一些信念，在这几年和大陆合作的过程中，就发现这边没有人在干我的这个工作，我暂时套用概念，把我的工作叫做监制。
其实如果一直拍手工艺电影、拍作者电影的话，就导演决定一切，没有监制也无所谓。但是中国电影正在产业化，市场加大，品质的控管变成电影生产里很重要的环节。那么，有没有人在很早的阶段就去预见这样的投资、影片这样的定位和最后出来的结果，这三个点有没有一个逻辑性的存在，就需要有一个人，介于观众和制作者之间，建立一个检查机制。监制就是扮演这样的角色。
三联生活周刊：在《集结号》这部电影的制作生产过程中，从诞生一直到它成功上映，监制的角色起到了怎样的作用？
陈国富：简单地说是这样，可能冯小刚在选择题材的时候会和他身边的人聊，有些东西他一说我一听觉得就是这个。其实光我一票也不管用，只是我这里多了一票，如果他重视我意见的话，那么这一票很关键。接下来就是往下定这片子的规模，以及国内市场和国外市场应该是怎样的分配比例，这些东西我都会提我的看法。到了怎么组合，比如说，为了确保影片的商业价值，是不是要用这样的包装，我也会提自己的看法。“由于你要做的题材是极有突破性的意义，所以你要保住这东西本身的分量，先不去想包装的问题，先去想怎么把片子拍得让人感觉到我们的诚意。”当然诚意是一个概念化的东西，具体怎么做有技术上的选择，往左还是往右，在这方面我也能提供意见。
三联生活周刊：对于华谊这样的民营电影公司，您是怎样向王中军、王中磊来建议华谊的发展道路的？
陈国富：这是点点滴滴，这份工作不是一来就提出宏大的构想，然后大刀阔斧去实现的。我当时看到，如果华谊没有足够坚强的中间执行层，有很多理念就无法实现。所以，我刚开始的时候，主要引进了一些外地的工作人员，他们中有些是在外商电影公司服务的。因为大陆的私人企业做电影发行是比较新兴的，人才培养从哪里来呢？而在台湾和香港地区都有超过半个世纪以上的积累，所以一开始还是要引进的，从宣传素材到设计、营销的步骤。因为好莱坞已经有上百年的经验积累，你不需要从零开始。
当然，老板的观念也需要做一番修正，只是说因为这是非常技术性的东西，所以我说点点滴滴，从最基础的东西去做。做了之后，你发现它确实比原来像样一点、靠谱一点，你必须让它进入一个良性循环。这样一个良性循环到现在，我认为还是没有开花结果的，不仅仅是对华谊，对全中国也是这样。现在实际上是比两年前可能还要混乱还要畸形，我认为。
三联生活周刊：为什么呢？大家公认现在市场很大，电影票房也很好，为什么您认为它比两年前还要混乱和畸形呢？
陈国富：市场大我们知道。一方面是因为影院的建设，另一方面是中产阶级的崛起，再一方面中国内地的消费观念还是缺乏想象力，在几方面结合的情况下，中国电影的票房增长了。但是，在我看来，这个增长并没有坚实的文化基础，只有社会现象的基础——是种种社会现象造成的，但怎么制造、怎么贩卖、怎么消费？智力含量到底有多少？这几者之间还没有形成一个有机的互动。比如说，现在的电影营销中，公关被过度地强调了，这绝对是不正常的。这些现象一定会改正，但时间表是什么，我看不出来。我毕竟不是趋势预测专家，但是我能感觉到这东西来得非常凶猛，也会造成从最上游到最下游都是一种混乱的状态。而且在这一过程中，如果不出来一个正面的例子，这恶性循环会持续很长时间，因为它会往上影响投资人对这一产业以及对产业所生产出来的产品的看法，从而产生误导。
三联生活周刊：也就是说，我们的电影其实并不能拿出真正有质量的东西。
陈国富：对。电影的创造性，我们是可以去等待的，而且是非常有耐心地等待。这和有钱人怎么去花他们的钱是一样的，突然有钱和你有钱了30年，消费的概念是不一样的。但是就怕出现恐慌性的胡乱找游戏规则，然后把游戏规则变成丛林规则。这就带来比较大的伤害，因为它会反过头来影响创作的源起。因为这样，你就永远不能心平气和地观察世界，你怎么呈现你的态度，你怎么追求电影这个工艺的精进，你想的不是这些，你想的只是怎么变现。
而且我认为这种态度已经影响到了电影的创造性，政府在不断开放，市场也是在不断开放的，而想象力在萎缩。
三联生活周刊：华谊是怎样在商业性和创造性之间找平衡？《集结号》的突破性在当年让人惊奇，但是到《非诚勿扰》，又觉得华谊往后退了一步，又保守了一点。
陈国富：《非诚勿扰》其实不是做任何商业算计的。当时商业算计的是《贵族》，然而《贵族》没拍。我觉得这是冯小刚非常可爱的地方，也是华谊非常可爱的地方。因为《贵族》不管是从置入性的行销还是对市场的预估，都是极其完整、保守、成熟的东西。但就因为冯小刚觉得他对这东西没感情(或用现在国内导演最爱用的名词是：激情)，那么，华谊就从善如流，就同意，就割下。
《非诚勿扰》是怎么出现的呢？其实冯小刚是从一个完成他自己愿望的目的出发的——他一直想拍《月亮背面》。电影的商业上很成功，但是和算计没有关系，我们也没有预料到票房会是这样，谁都没有预料到。
三联生活周刊：对今年10月份作为献礼片上映的《风声》期望是什么样的？
陈国富：对于《风声》，我还是希望它给这个产业一个选择，就是说我们不要只是抱怨题材有限制，不靠明星，不靠恶搞就站不住脚，不敢投资，或者说得再极致一点，大家都觉得大陆没有能撑得住票房的演员。这些抱怨到目前为止都是事实，但是我们还是希望能尝试挑战一下。
《风声》不是冯小刚导的，用的也都是华谊自己的明星。我觉得这一点不用去避讳，从剧组来说，价格上虽然便宜不了多少，用自己的明星也得付钱，但整个心气上的投入和配合程度是不一样的，这也会影响周边的演员和工作人员，那是一种投入打拼的精神。
《风声》有一个特点，它是以女性角色为轴心的类型片，这是非常难得的。如果把这个片子丢到香港去，没有人会理你的。但我一向对女性的叙事角度比较感兴趣，这方面我也有一个偏好。其次，我想讲一个类型故事，类型故事的特点在于一定要有套路，有套路观众才能理解，才能知道怎么进入情境里来，但又不能只是套路，套路之余另要有所谓的“意料之外、情理之中”的设计。那么我想，周迅算是这一设计里面最重要的元素，所以这是几个方面的撞击和设计产生的结果。
最终其实都归结到一点：作为一个大的电影公司，不管你是国营的还是民营的，我觉得总是有这样老的使命：你要去证明你能为这个行业、为观众提供什么，否则这工作就太没趣。
我老和投资人说一个观点：“你总能看到失败的终点。”这个行业，虽然它是一个可以工业化生产的行业，但是它的产品、它的核心，永远是创新，永远是挑战，永远是赌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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