献礼片《秋喜》：孙周孙淳“第二次握手”(图)
导演孙周
孙周与孙淳是中国影坛为数不多的一对“兄弟档”，但两人在电影上的合作却并不多。20年前，孙周与孙淳曾合作过一部未获公映的《军人的证明》，而10月14日上映的《秋喜》则是兄弟俩在电影上的第二次握手。
主笔◎李菁 题图摄影◎黄宇
“献礼片”秋喜
1949年10月1日，当中华人民共和国宣布成立之时，蒋介石正停留在广州东山梅花村32号陈济棠的公馆里，无望地面对已全面崩溃的旧政权。两天后，他与蒋经国一道，黯然飞往台湾。10月14日，广州宣布解放。这14天里，广州究竟发生了些什么？这便是孙周创作《秋喜》最初的灵感。
“我脑海中有这样一个画面：有一个叫秋喜的渔家女，穿着个木屐，在空旷的、基本处于无政府状态的广州城里嘎啦嘎啦地走着……我觉得这样的故事很别致。”孙周说。
这是一个“命题作业”。年初，广东省委希望在今年推出一部与广州解放有关的电影，在广州发展多年、现为珠江电影制片厂艺术总监的孙周成为当然人选。而当孙周发现这是一个必须完成的任务时，留给他的时间不足一年。
“原来就是想做一个安安静静的小片子，但是电影局的人对我说，现在的主旋律也应有所改变，一定要好看，要和市场连接在一起，我想，那么就往商业里试一试。”孙周说。
在为创作剧本而翻阅的大量历史资料过程中，孙周的一个感受越来越强烈：“这个国家的建立是靠很多人对信仰的坚持才完成的，那个年代共产党员身上都有强烈的理想主义色彩，他们对信仰的忠诚，我绝对是非常敬佩。不然你很难解释那些人在极端的情况下，怎样可以坚持下来，他们的心理支持到底是什么？”郭晓冬扮演的共产党员晏海清正是这种角色。
江一燕扮演的秋喜，是电影里的一个象征性人物。对这个人物身份的设计，孙周拒绝了让她加入地下组织的建议。“我希望建立一个和国共两党没有任何关系的平民百姓，非常纯洁，几乎靠自己天然的判别、好恶去评判这个世界，去发现好人和坏人，她的政治信仰还没有来得及建立，却死于这场战争。”
在这部片子里，孙淳饰演一个出身黄埔军校的国民党特务人员夏惠民，在大厦将倾之际，他仍“忠于职守”，一方面负责在溃逃时执行破坏广州的计划，一方面执著地要完成所谓的“肃清共党”任务。在孙淳看来，夏惠民也是自己信仰的坚持者。
“拍摄过程中我一直告诫自己，要还原那个时代的这个人，怎样走到这一步，是什么东西促使他疯狂的？要让他立体丰满起来。”在一部关于解放战争的纪录片里，孙淳从毙命于淮海战役的黄埔军校生邱清泉身上，或多或少找到了夏惠民在历史中的投射，“在大势已去之际，他却天天在兵营里莺歌燕舞喝得烂醉，因为他知道，最后的结局肯定是死亡。夏惠民身上多多少少有邱清泉的影子”。
试水之作
孙周出名甚早，却并不是一个高产导演，此番推出的《秋喜》与他的前一部影片《周渔的火车》相隔了7年。
在为电影所做的宣传中，《秋喜》被归为谍战片，由此它不免被拿来与华谊兄弟的《风声》相提并论。孙周并没有回避这一话题：“有记者问我，现在谍战片越来越多，你会不会觉得有压力？我说从电影角度来说，这是一个进步。”
孙周说：“从中国电影发展的历史来看，我们的类型显然还远远不够。我觉得体裁的瓶颈，是电影作为产业链里非常重要的一环，这个瓶颈什么时候能打开，我们的类型才能产生。”关于电影“分级”沸沸扬扬的讨论，在孙周看来，离开类型片充分发展的基础谈“分级”，是毫无意义的，“只有在惊悚片、枪战片或者是谍战片这些类型片发展丰富后，才有可能谈到分级问题。你投资这部影片，如果过于血腥，你就必须限定级别，也就是限定一个市场规模。每一个投资人站在市场角度，选择自己的投资类型，这就是影片类型进入良性循环，真正进入市场调节”。
在孙周看来，被赋予太多政治功能的中国电影，直到几年前，才回归到娱乐产业。“商业片对我们而言，并不是发展过度，而只是刚刚起步。”孙周说，“在中国，只有不超过一个手掌的人数在做中国这样一件大事，这本身就看到我们在这个行当的基础极其幼稚。根据这个市场，最起码应该有一百个导演在做商业电影，那才真正叫鼎盛期。作为一名电影导演，他必须有足够多的作品去累积自己的经验，才可能在大投入的电影中有能力去驾驭，这是个必然的过程。”
作为一名出生于50年代的导演，孙周身上也有那个时代赋予的浓厚的“文以载道”的情结，他说：“我们所接受的教育和价值观念，大部分还是按照文艺片的道路走，我们这一代人总想在影片里表达一些个人的看法，说是社会责任也好，人文责任也好，这是传统在我们这一代人身上的反映。我们这一代人，在把自己定位为一个艺术家的过程中，对商业曾是不屑甚至排斥的。但这个世界就在你面前发生巨大变化，一个真正坚持文艺方向的导演到底有多大的生存空间，这是一个非常现实的问题。”
孙周毫不讳言，这一次的《秋喜》，是他在商业片上的一部试水之作。因此，在创作心态上，他也做了相应的调整。“以往，我每研究一个主题，深入下去，我的脑子永远是往前，是翻开一页再翻一页，我的习惯是觉得一定隔了什么东西，后面一定还有什么。我努力想把后面的东西揭示出来。”而在一部商业片里，孙周坦承，自己所钟情的这种探讨必须有所克制。“作为给百姓看的一部电影，我还是回到能让更多人接受的立场，从这样一个角度去选择故事发展、人物关系，而避免把很多事物的发展推到极致。”
尽管如此，对于一些问题的讨论，孙周还是不愿意彻底放弃。电影中有一段孙淳与郭晓冬关于信仰、忠诚与纯洁问题持续几分钟的讨论，孙周曾一度把它剪得很干净，但最终又将之完整地保留下来。“我不知道观众是不是有耐心听，但我觉得它很重要，我也想看在商业上能在多大程度上被接受。”孙周说。
在这部片子里，无论是郭晓冬与孙淳很具视觉效果的枪战戏，还是秋喜一个有争议的裸背镜头，都可以看出孙周在努力注入一些商业化元素。但另一方面，在影片某些环节的处理上，孙周又显得有些游离于商业片的一些操作套路之外，他对画面精细程度的讲究、人物内心刻画上的孜孜以求，又“暴露”出他一贯秉承的文艺片风格，而这又多少遮盖了《秋喜》作为商业片在情节设置上的一些不足。这个悖论或许也显示了孙周面对未来发展之路的些许困惑。
《秋喜》是否意味着一个转折点？对这个问题，孙周的回答是：“电影最重要的还是讲一个很好听的故事，我学着去讲一个很动听的故事，如果这个故事讲完了大家很喜欢，对我来讲这是一个鼓励，至少我知道怎样去讲一个调节大众口味的故事。这次只是我的一个尝试，唯一遗憾的是，这故事给我的时间少了些。”
成长史
孙周出生于1954年，孙淳小他2岁。孙家兄弟的童年是在山东一个干部大院度过的。相对于很多同龄人对于成长满是灰色的记忆，孙周与孙淳的回忆却是幸福无忧的。少年孙周在操作飞机模型、航海模型上显示出强烈的“技术优势”，与哥哥比，“孩子王”的孙淳则迷恋于向小朋友绘声绘色地讲故事或做表演。孙周15岁到部队当兵。“我们俩在最能交流的时候分开了。”谈起哥哥，孙淳说，“他小小年纪就在一个军事化的集体里生活，而我的幸福感则延续了好多年，从早期经历讲，他是历尽坎坷，我是从校门到校门。”
1978年，孙周从部队转业，进山东电视台当编导，担纲电视剧《高山下的花环》、《武松》的摄影师。也就在这一年，孙淳考到上海戏剧学院，成为“文革”结束后上戏招的第一批大学生。
孙淳经常戏称孙周是“八路军”，自己则是“黄埔的”，“但毕业以后，他的声望如日中天，相反，我这个黄埔的歇菜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