献礼片《秋喜》：孙周孙淳“第二次握手”(图)(2)
导演孙周
1983年，29岁的孙周凭借《今夜有暴风雪》成名。那是孙周与孙淳都难以忘怀的一段记忆，孙淳说，每每当他们艰难迈过有大腿那么深的积雪，把取景器架在那儿时，经常是演员没有哭，监视器后面的孙周已泣不成声。“其实让我感动的，并不是演员的戏演得怎么样了，而是他们一出现、一走位，我就感觉作品里的人物站到了我想象的空间。那时候早上4点，那么安静，人物、马车一走，之前在脑海中设想无数次的空间立即变成现实，那种感动会油然而生。”孙周回忆。
1986年底，孙周孤身一人到珠江电影制片厂，相继拍摄了《给咖啡加点糖》、《滴血黄昏》、《心香》等，其中，《心香》获中国电影金鸡奖最佳导演、最佳摄影、最佳录音奖，及华表奖最佳影片奖，这几乎是一位青年导演所能得到的全部褒奖。“当时，张艺谋、陈凯歌这些未来的精英还在学校里如饥似渴地学习，而孙周在第一线干得正猛。”孙淳说。而他本人，虽然在刚毕业之初，他在《见习律师》和《大阅兵》两部作品里有了作为，但此后很长一段时间，却陷于迷茫中。
“我们这一代演员，其实也是伴随着第五代导演成长的。第五代导演的崛起，是一个反传统的过程，他们的反传统也包括对人物形象的诉求上面。我跟第五代导演的接触，也多少沾染了他们反传统的价值观。”孙淳的尴尬或许在于，他在选择角色时持反传统的立场，而符合中国传统美男形象的他，本身又成为反传统导演们不去选择的一类演员。早在他读书时，随着“伤痕文学”兴起，中国电影对传统的“高大全”男人形象已开始有所颠覆，那时走红的是杨在葆、许还山一类冷峻、不苟言笑的形象。“我记得当时最红的片子是《巴山夜雨》，李志舆在里面皱着眉头，不停地思索，仿佛背负着沉重的历史责任。”形象太过周正的孙淳，显然也不是那个时代需求的男人形象。
1985年，孙淳主演的3部电影，都因当年的“反自由化”而被枪毙。而那时的他，“对一个好角色的期盼，超出了对成名的期盼”，一直不愿意放下身段去接一些品质不高的片子。不但如此，他还阻止身为同行的妻子傅丽莉接那些他瞧不上的片子。“我都没有想：我们俩都不演戏，我们怎么生活？”回忆往事，孙淳连连感慨自己是个晚熟的人。
而远在广州的孙周，在《心香》之后，也陷于很长一段时期的沉寂。那时他非常想拍沈从文的《边城》，为此还曾在湘西调研很长时间，但包括《边城》在内的几个剧本，几次都未获通过。孙周后来回忆，这对自己是个很大的打击。那时候，他不愿意把自己内心的痛苦告诉别人，即便是父母或者弟弟。他经常一个人把自己关在屋里好几天，满脑子都是想象的画面。精神上的苦闷之外，也有现实生活的困窘。那时候孙周经常一天只买5块钱的煲仔饭，碗里的米吃得一颗也不剩。
1992年一个偶然机会，一个朋友介绍孙周去拍广东某牙膏的广告片，他抱着好奇心接了这件活，自此而一发不可收。他说他并没有仅把它当做一个谋生手段，“广告给我很多快乐，没有压力，满足了我的想象力，对我来说很轻松”。那段时间的孙周更多是以成功的广告人身份，出现在时尚圈一些场合，电影似乎成了副业。一个人静静面对自己的时候，他会问自己：我是不是堕落了？于是他又怀念起以前在北京居无定所，到处蹭饭吃的那段时光。
理想与现实
2001年，离别影坛9年的孙周以一部《漂亮妈妈》宣告自己的回归。这背后，有陈凯歌和巩俐的努力。1999年，陈凯歌找到孙周，邀请他在《荆轲刺秦》里出演太子丹一角。“我认识凯歌的时候，他还在上‘大三’，他对中国文化很精通，是我非常尊重的一位导演。他说你还是拍片子吧，不拍就废了。”孙周理解老朋友的一番苦心。
如果说陈凯歌是以一种微妙方式把孙周“拽”回电影圈，那么在《荆轲刺秦》中重逢的巩俐又“推”了他一把。孙周在山东电视台做摄影时，在一群小姑娘中发现了巩俐，所以对巩俐有知遇之恩。为鼓励孙周，巩俐愿意以低酬出演。于是两人很快合作了《漂亮妈妈》、《周渔的火车》。对于自己作品引起的一些争议，孙周并不在意，他对“电影”的概念也颇为有趣：“当我决定拍一部电影的时候，从研究剧本到每个现场、每个细节，一直到合成，把我的想法、声音都附加进胶片的时候，这个过程是有趣的。完成自己的作品之后，我就不再看，因为我拍电影是一个私人的角度，我所想象的过程已经结束了。一个作品，作为一个独立的生命，它已经不在我的掌握之中了，每人都会按照自己的好恶给它一些话语，但我和这个作品已经离开了，我觉得它就像长大的孩子，和我没有什么关系了。”
在孙周看来，一个导演最重要的在于是否有独特性，“有独特性，就有机会”。
与哥哥相似，孙淳也并不那么主流。信奉君子之交淡如水的孙淳，很少混圈子，他说：“我愿意享受现在的生活，也许就是每天坐在那里，静静看着太阳，感受时光的变化。”
1991年，不甘心被称为“内部明星”，年轻气盛的孙淳接了第一部电视剧《皇城根儿》。1995年，他又在张艺谋的《摇啊摇，摇到外婆桥》里出演了一个令人意外的角色——上海男人宋二爷，但他依然没获得足够的关注。对此，孙淳坦率地说：“我年轻时很介意别人说我半红半紫，现在的我完全不介意。如果当年我大红大紫了，我的戏路肯定没有今天这么宽。我当年的不红，造成了我今天的优势。我没有定型。孙淳到底有多大的可能性，导演们看不到底。”
回顾自己的人生之路，孙淳自认为1997年是个转折点。那一年，他因为在《缉毒英雄》里扮演一名毒枭而获得金鸡奖最佳男配角。2003年的《走向共和》对他而言，则意味着另一次蜕变。“我把所有的能力释放之后，让别人看到了自己的实力。”孙淳说，自此以后，他变得从容多了。“孙周也发现了变化。他说，从那部戏之后，我的状态不一样了，整个人定定的。”
孙周与孙淳兄弟是中国电影圈一对稍显特别的存在，无论是做导演的哥哥孙周，还是做演员的弟弟孙淳，都很难称得上是大红大紫的人物，他们也与主流电影圈保持着若即若离的关系。但每次但凡他们出场，又不得不令人注意几分。有趣的是，彼此了解的兄弟俩，在各自接受采访时都毫不避讳地给予对方专业上的认可。孙周觉得孙淳的形象是中国难得一见的小生，应该珍惜这个条件完成更多的角色；而孙淳也认为，以哥哥的才华，应该拿出更多更好的作品。这固然是兄弟间的情谊，也是男人间的惺惺相惜。从某种角度，两个人艺术生涯的曲折沉浮，实际上也是中国电影发展的一个见证。回顾自己的艺术道路，孙周坦承，自己最大的遗憾是作品不多，“一个导演最重要的，是不同时间可以有自己作品的一个编年。只要有，不管是不是成功，都记录了你的世界观的演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