冯小刚：我拍不了艺术片
冯小刚
“我们这个电影非常非常人道主义。其实不仅这一部电影，我所有电影都贯彻人道主义。这符合我的(风格)。艺术片往往要拍人性的恶，我为什么拍不了艺术片，就是因为这样。”
特约记者 _ 方夷敏
《唐山大地震》是电影局和唐山市市委市政府给冯小刚布置的一篇“命题作文”，这决定了从创作之日开始，它就无法摆脱主旋律电影的本质。但是，冯小刚自言自己是个“天性里有和观众沟通的畅顺通道”的人，他并不想让《唐山大地震》像传统的主旋律大片那么高高在上，刻板平面。冯小刚的野心，绝不仅仅是拍摄一部观众喜闻乐见的主旋律电影那么简单，作为国内最具有票房号召力的导演，他将自己日趋娴熟的商业化运作手段同样运用到了这部电影里，甚至喊出了“五亿票房”的惊人口号。
“接地气”
虽然是个命题作文，但冯小刚一直把拍摄这部电影视作“一种莫大的缘分”。
早在2005年，冯小刚就在多伦多看到旅居加拿大的作家张翎写的小说《余震》，小说通过一个劫后家庭母女的故事来描述唐山地震后漫长的心灵重建过程。看完以后，他有强烈的冲动想把它搬上银幕。由于资金限制，他一直没敢碰这个题材。“但这个小说一直深埋在我心里头。”
2007年的秋天，电影局副局长张宏森对冯小刚一提这个计划，他就想到了这本小说。
按照唐山市市委市政府的计划，他们原本想拍一部反映唐山人顽强面对震后生活、宣传今日新唐山的电影。但冯小刚说服了他们，让他们将原本可能宏大叙事的主旋律灾难片，变成了如今的“冯氏亲情电影”。用他自己的话来说：“我觉得这部电影，它真正震的不是这些房屋，而是我们每个人的内心。如果能做到这一点，我们就成功了。”
电影筹备拍摄之初，冯小刚找了不下三十个朋友，在饭桌上给他们讲《余震》的故事，他每讲一次，听的人就哭一次。“当时我就觉得，这个小说拍成电影肯定能成。 ”
冯小刚找的这些听众，都是经过特意挑选的——他不选艺术家，而是专挑圈外的普通人去讲。在他看来，他和艺术家们之间很难建立起沟通渠道。“我给普通人讲，他们听到后，关注的都是李元妮和方登的命运，关注的是当天灾把他们逼到死角绝境时，他们怎么去面对。要是跟搞艺术的人讲，他不这么想，他先去想另外的事。这可能也是我因为没上过电影学院，我没有背着一堆经典拍电影，我是从我直觉出发，从本能出发。”这一点，或许是冯小刚的作品一贯都能“接地气”的秘籍之一。
几轮试片下来，虽然每一场放映电影院里都哭声不断，与之相映成趣的是，电影院里也笑声不断，一贯知道如何点中观众笑穴的冯小刚在戏里安排了很多“接地气”的台词和段子，比如成年方达和妻子吵架，妻子威胁他“小心最后鸡飞蛋打”，方达来了一句“这里鸡不缺，蛋也有得是”，令观众们忍俊不禁。这样随处可见充满“烟火味”的台词，也让大家在如此沉重的题材中得到喘气的机会。
亲情牌
电影起于“两个孩子只能救一个”的选择。一场地震，不仅使李元妮失去丈夫，还让她在作出救儿子不救女儿的选择后，开始了纠缠一生的内疚和自责，“没了才知道什么叫做没了”。幸存的女儿方登，客居他乡多年仍难忘自己被压在废墟中听到妈妈作出的选择，“不是想不起，是忘不掉。”
这样的爱恨纠结，引爆了一场又一场的泪水，以至于有媒体将《唐山大地震》定义为一枚催泪弹，甚至称之为另一部《妈妈再爱我一次》。
但冯小刚说，这并不是刻意为之，走进唐山，你才能真正感受到唐山人心底里的这道伤口有什么样的切肤之痛。参与电影拍摄的群众演员们大多是唐山本地人。拍震后戏份的时候天气已经是十月份，但地震是发生在七月酷暑时节，很多群众演员穿的是裤衩背心。拍摄震后大雨的那场戏时，有一幕是一位母亲抱着孩子站在雨中。这场戏拍了多久，那对扮演母亲的群众演员就抱着孩子在雨中淋了多久。冯小刚问她：“对不住你啊，带着这么小的孩子，怎么愿意让她淋这么久的雨？”她答：“我在地震的时候就像她这么大，才三四岁，我想让她再跟我一起经历一次这种感觉。”
在唐山，每年到了这个时间都有一个约定俗成的祭奠方式，家家户户都在自己家的家门口烧纸钱，悼念在地震中冤死的亡灵。电影里有一场徐帆带着儿子烧纸钱的戏，剧组在当地请了很多群众演员。拍之前，冯小刚跟他们说，“如果你们也有地震中失去的亲人，你们也可以跟他们说说心里话。”到了真正拍摄的时候，群众演员们一开始说起来，就声泪俱下，“他们那种哭泣绝望都是真的，他们说的话，如果录下来，每个人都是在戳你的心”。拍那场戏时，整条巷子里头一片哭声。拍完后，冯小刚说了几次“停，停，我们拍完了”，群众演员们仍然停不下来。到最后，剧组里所有人都陪着他们蹲在地上，守着火苗和纸灰，哭成一片。
在唐山拍摄期间，冯小刚经常和当地人聊天，电影里的一些细节和台词就是来源于这些聊天中。有一天杨立新到剧组拍摄，有半天休息时间，听说唐山有一个哭墙，就跑去参观。去的那天，那里几乎没人，就看到一个老头在那儿，自行车就放在旁边，他默默地站了一会儿，对着墙上的名字说：“过两天我再来看你吧。”就骑着自行车走了。
杨立新回来后，在饭堂里给冯小刚说了这个事。冯小刚听完就决定把它用到电影里。而扮演这位老人的群众演员，就是唐山大地震的亲历者之一，一位普通的唐山退休老工人，哭墙上面刻着的其中一个名字，就是他儿子的名字。
最终，冯小刚的重点却放在了选择后的亲情疗伤上。编剧苏小卫曾在接受采访时透露，她在写剧本时，和王中军还有冯小刚聊了几次，大家觉得“两个孩子只能救一个”是一个文学的起点，也是一个电影的起点，把遭遇地震的母亲和女儿都推向了情感的悬崖，人是活下来了，但她们内心会是怎样的感受，生活会怎样继续，这是个悬念。一贯善于揣测观众心理的冯小刚，选择把《唐山大地震》拍成一部中国式的亲情展示片，期望以此唤起观众的共鸣。
但并不是所有的观众，都接受这样明显的“讨好”。有观众就认为，这一个桥段，太容易让人想起《苏菲的选择》。母亲在纳粹逼迫之下保全了儿子，眼睁睁看着女儿被推进焚化炉。第一个这么拍摄的导演可能是优秀的，然而继续模仿和重复这种极容易诱导观众情感的桥段，就可能是一种投机心理。
但对经历过地震的人们来说，他们未必关心艺术和商业之间的博弈。余震32年，对人心的伤害可能远远超越了和平年代人们的想象力。当人性被天灾逼到一个角落和绝境，亲历者内心的崩溃和坍塌也可能同样处于黑暗。几十年过去了，废墟已经被清理得了无痕迹，震塌的房子也都重建、恢复了，但内心深处的这种伤痛，实际上一直没有愈合。“几十年的时间，我觉得这些亲历者，这些失去亲人的人，他们每天就守着他们心灵深处的废墟在度日。”冯小刚说。而在女主角徐帆看来，人有各种各样的痛苦，但却不一定有各种各样的发泄渠道。也许这看似过分煽情的剧情，从侧面给予了幸存者一个出口。从这个角度来说，《唐山大地震》与传统的主旋律影片并不相同。
人道主义
原著作者张翎在写完《余震》后，说自己一直陷入疼痛之中，到最后也没有找到止痛药。如果将原著的情节照搬上舞台，小说之中，有更多令人疼痛的情节，比如小灯(剧中的方登)艰难生还，长大后却被养父性骚扰；原著中的元妮，是一个个性有点硬，并不随和的女人，她并没有能像在影片中一样，有很多表达感情的机会，她一生都在压抑中度过，原著结尾的母女团圆，并不能洗刷之前若干岁月中持续的绝望。
但正如张翎本人所说，原著和影片各有各的侧重。小说可能侧重于把人们的痛写出来，让那痛在若干年后再次痛入肺腑，这是一种安慰和治疗的方式，而电影则直接抒写温暖的部分，并不是假，只是人性的另一种需求的反映。
“当灾难的飓风扫过之后一切都不复存在，惟一留下的就是亲情。靠着这惟一剩下的亲情支撑着他们的生活，这是他们活下来的希望和勇气。”所以，在电影里，冯小刚安排了个大团圆结局，让李元妮一家三口团聚，彼此原谅。他就是希望让观众感觉到：“地震把所有东西都摧毁了，唯一剩下的就是亲情。”对于最后的结局处理，冯小刚一早就预料到可能会有人觉得他没有将主题的深刻性再推进一步，就像之前的《集结号》，很多人告诉他就应该让谷子地在寻找战友的途中饿死，这才叫深刻。但这显然不是冯小刚的风格，在他看来，这种所谓“大团圆式”的结局，与其说是为了迎合观众，不如说是为了迎合他自己，他说自己天性中向往温暖和光明的东西，如果非要留下一个残酷的尾巴，他反而觉得违背自己的良心和愿望。“我们这个电影非常非常人道主义。其实不仅这一部电影，我所有电影都贯彻人道主义。这符合我的(风格)。艺术片往往要拍人性的恶，我为什么拍不了艺术片，就是因为这样。”
冯小刚说，在他的作品里其实有个原则是始终没有动摇的，那就是人道主义精神。他认为人性中最柔软最温暖的那些东西一定要在电影里有所表现。像《手机》里费墨和严守一的那种感情。而《唐山大地震》是他把一贯推崇的人道主义推向了一个高潮，希望这个电影能够唤起人们内心深处的善。所以，谈到这部电影的情感诉求时，他屡次强调同一句话：“你会哭，但哭完了之后，心里是暖暖的。”
商业算计
经过几轮的试片，对《唐山大地震》的评价有褒有贬，但在国产电影最令人担心的特效方面，评论却出乎意料地一致称道，连最挑剔的影评人们，也没有在这方面提出批评。
但也正因为在技术上下了“血本”，一贯不差钱的冯小刚这次尝到了没钱的苦处，这也为后来植入广告的无奈埋下了地雷。
《唐山大地震》是冯小刚所导电影中投资最大的一部。华谊兄弟对外宣布这部电影的投资预算是1.5亿元人民币，但这已经是压缩过的预算。原本这部电影大约需要两亿元左右的投资，其中唐山方面投了6000万左右。差额过大，只能有一部分投资来自于植入广告。
冯小刚曾因《非诚勿扰》中植入明显广告太多而被观众批评，而在以灾难和人性为诉求点的《唐山大地震》中，也有若干植入广告。有细心观众统计，影片镜头中出现过银行、保险公司、白酒等多家知名企业的广告。
网上盛传，《非诚勿扰》植入广告才5000万，但《唐山大地震》的植入广告高达一亿元。对此，华谊兄弟总裁王中磊专门澄清，在这部电影里，冯小刚导演坚持婉拒了大量广告商。《唐山大地震》在这方面的收入仅是《非诚勿扰》的十分之一。香港导演彭浩翔此前则爆料，冯小刚曾经为了不满植入广告怒砸过片场。
谁知，外人以为受尽委屈的冯小刚，面对媒体时却相当坦然：“植入广告会长期存在，这是中国电影产业链唯一的一环，因为中国投资风险非常大，只有票房收入这一块。植入广告只选有影响力的电影。《天下无贼》时，DVD销量也有个千万，现在了不起80万。国外的电影频道购买电影是按照票房出价的，但在国内可能给你个一两百万。植入广告才能让投资电影的人继续做电影，否则电影早就死了。如果所有的人都不看盗版了，植入广告就不存在了。”
但是，并不是所有人都跟冯小刚想法一样，比如最大投资方唐山市政府，他们并不考虑收益，而更看重影片的社会效应和国际影响。据《唐山大地震》唐山方制片人姚建国说，唐山市委书记赵勇提出：“投拍的片子，即便不在好莱坞，至少也要在柏林拿个奖回来。”对于被某些影评人评价为“打着灾难旗帜的商业娱乐片”的《唐山大地震》来说，要在以艺术为取向的电影节上拿奖，难度不可谓不大。事实上，从2006年《夜宴》去法国戛纳电影节开始，冯小刚就年年去海外参展了。但大多数时候，只参展，不参赛。有内行人士评价说，去海外不过是为了多赚钱，在利益面前，荣誉必须让路。这正是华谊公司的商人作风。但这次，唐山市政府已经给出了硬性指标，冯小刚又如何将这部贴满商标的影片送上电影节的评审台？
不过，也有观众在看过电影后为冯小刚喊冤，他们认为，《唐山大地震》这部电影本身并不差，若是除去那些明显的广告再略作调整，无论是从导演立意还是拍摄技术来看，在艺术上还是经得起考验的，送去海外参赛，未必就不受肯定。
大幕刚开启，好戏才登场，《唐山大地震》能否实现五亿票房的新高峰，能不能经得起最严苛的批评，在接下来的一个月里，一切都将水落石出。
而自称“对娱乐圈烦透了”的冯小刚，已经在谋划他的下一杆高尔夫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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