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山大地震》：从冷小说到暖电影
改编原著，让苏小卫的内心，也有了伤口。
原著是一本诉说震后人们疼痛的书，有无数阴冷的细节，而编剧苏小卫却将之处理成了一个暖意无处不在的故事。“这些要求都是和制片方商量后决定的。我们不排除戏剧化的故事设计，但常态生活也能充分展现人的情感。”
特约记者 _ 陈雨 摄影_邵欣
改编原著，让苏小卫的内心，也有了伤口。
电影《唐山大地震》的原著小说叫《余震》，加拿大华裔女作家张翎的作品。按照张翎的说法，小说强调的是一个“痛”字，在电影里，“疼痛被温暖代替”。因而，电影对小说进行了大篇幅的删改和加工。
编剧苏小卫说，正是这样的大删大改，把一本气质阴冷的小说变成了一部引爆大众泪点的电影。作为电影《唐山大地震》的编剧，苏小卫也开始进入公众视野。
传递正面能量
苏小卫是国家广电总局电影剧本中心副主任，每周两天参与电影局的审片工作，审片之余，她的身份是编剧，写过不少“主旋律”剧本，比如2007年的《超级台风》、2009年的《沂蒙六姐妹》。电影《唐山大地震》项目运行了一段时间后，剧组对前几位编剧不满意，电影局张宏森副局长向冯小刚推荐了她。
冯小刚为什么选她？
苏小卫说：“这个片子不是特别典型的灾难片，更注重灾难背后的情感故事，主要讲母女关系。常态生活、感情和家庭化的东西，我写得多，像《那山，那人，那狗》。”对苏小卫来说，这个工作不算挑战，从介入到写完只花了两个月，还算顺利，但对剧本的修改和讨论进行了将近一年。
苏小卫进入剧组时，《唐山大地震》这个项目已经走过摸索期，冯小刚选择了张翎的小说《余震》，因为小说独特的个体感受视角。在苏小卫看来，《余震》的切入角度很好，没有流于类型化的灾难故事，像《后天》、《2012》那种，写灾难来了英雄如何拯救大家，全景式的场面控制，主要人物有贪生怕死的，有指挥不利的等等。“如果我接到《唐山大地震》的命题作文，我也有可能这么写，但张翎老师的小说摆脱了这个模式，写灾难后的余震，冲出了题材的局限，不仅仅是灾难，还有生活和情感。”
在苏小卫看来，小说《余震》有一个“好起点”：面对地震中被压在一块混凝土预制板下的龙凤胎(方登、方达)，母亲李元妮只有能力救出一个……这个“选择的命题”成为电影最大的催泪弹。这个故事很像美国作家威廉·斯泰隆的小说《苏菲的选择》，波兰女子苏菲和儿子、女儿一起生活在纳粹集中营里，纳粹指挥官让她在儿子、女儿之间作一个“生死选择”，她选择了让儿子活下来，只能看着女儿被推向焚尸炉。小说《苏菲的选择》获得了美国国家图书奖，由梅丽尔·斯特里普主演的电影则获得了奥斯卡最佳女主角奖。
《唐山大地震》是一部主旋律电影，投资1.2亿元人民币，由唐山市政府、广电局、中影集团、华谊兄弟联合出品。“唐山市政府拍摄这部片子有非常特殊的理由——对唐山的历史和人民有个交代。唐山人对大地震的记忆无法淡忘，他们也很为这30多年唐山的巨大变化而骄傲，在他们对自然的敬畏和对社会感恩的情绪下，来做这样的片子，势必是包含着正面和积极的东西。小说《余震》尽管略微悲观，但也是一个乐观的结局。”苏小卫说，因为上述种种理由，在各方的协商沟通下，由她“大刀阔斧”地对小说进行了改动，把更多笔墨放在时代感、人物的命运、情感纠葛和心灵治疗的过程上，这让电影有了更广阔的容量，更加温暖的色调，充满希望，释放出正面的能量。
更温暖，更时代
苏小卫喜欢用白菜和炒白菜来形容小说和电影的关系，“不能因为你炒菜只需要叶子，没用菜帮，就说菜帮不好，这主要取决于这盘菜需要什么。”她说，虽然小说的存在决定了电影的存在，但两者有传承也有改变。电影是小说的衍生品，但不是小说的复制品。电影《唐山大地震》对小说《余震》的改动很大，以至于可以称得上是挣脱小说的“另一部电影”。
从单线人物改成三条线的家庭群戏，是电影对小说的一个大改动。小说中女儿方登是绝对的主角，7岁那年在地震中被母亲放弃，经过一场暴雨，奇迹般地活过来，跟随养父母长大，经历人生坎坷，出国求学，并最终回到了唐山。而电影把故事分成母亲、女儿和儿子三条线，讲述32年来一个家庭的每个成员的命运和生活。苏小卫说：“电影反映了一个较长的时代变迁和更多人物的命运，故事展开以后，视角更开阔，也能引起更多观众共鸣。”
除了故事的结构，电影在主题上也做了“大手脚”，故事的基调由阴暗、疼痛变为温暖、希望。小说家张翎要表达的是，即使灾难过去，被摧毁的地貌逐渐平复，建筑物重新盖起，但地震在孩子的心灵上刮擦出的血，却暗暗地渗流得更久。小说着重描写了女儿方登在地震后遭遇的一连串“生活灾难”：养母病逝，被养父性侵害、丈夫移情别恋、女儿离家出走、躺在心理医生的病房、多次试图自杀等等。这些阴暗残酷的故事，反映了张翎对女主人公的命运设计：经历过地震的方登，蒙上心灵阴影，形成偏执性格，无法回归家庭，不能像正常人一样生活。小说令人黯然落泪。
然而，“电影要温暖许多，删去了养父性侵害、丈夫移情别恋、女儿离家出走等情节，用更多笔墨写生活的常态和温暖的情感，在地震灾难后，人们克制忧伤，恢复平静，生活继续下去。”苏小卫说，“电影是跟更多观众对话的大众媒介，不像小说是比较个人化的书写，电影毕竟要给人温暖慰藉。”刚开始写剧本，导演和制片方就明确告诉她，要写一部给观众暖意的电影，不要让观众情感受伤感到绝望，电影里要“医治”女儿对母亲的恨。
为了塑造一个温情主题，电影不仅删去了养父侵犯方登的情节，而且把养父母正面塑造成解放军。苏小卫坦言：“这些要求都是和制片方商量后决定的。我们不排除戏剧化的故事设计，但常态生活也能充分展现人的情感。常态下，绝大多数养父是不会侵犯养女的，我们选择表现养父女很好相处的正常生活状态。而且，我们的电影是不分级的，大人小孩都看，所以有意识地修改了这段。”
除了更正面、更温暖，电影还特别注重时代感，毛主席去世、高考、南下打工潮、未婚先孕、香港回归等等。在制片方看来，这些能够展示普通中国人30年生活变迁的画面，都铺陈在电影里。“主流大片应该涵盖时代记忆。而且，生活面更宽了，只是这生活背后有一个阴影和伤口。”为了表现宏大的时代，电影并没有停留在1976年的唐山大地震，而是将时间拉长到发生汶川大地震的2008年。
电影中，救灾队伍轰隆隆驶进四川汉旺，带来大批食物和药品的弟弟方达，从加拿大飞来参加医疗队的姐姐方登，志愿者聊起了各自在唐山大地震中的遭遇——这是电影特意安排的姐弟相遇的桥段。“张翎老师写《余震》的时候还没有发生汶川地震。我们得找一个契机让母女相认。先是让姐弟相遇，她和弟弟去汶川救援，汶川大地震时确实有很多唐山人自愿去救援。其次前面也有铺垫，双胞胎往往是有感应的，两个人天各一方生的孩子，取的名字都一样，去救灾也是不约而同的。”苏小卫认为这样的“巧遇”比较合理。
享受与冯小刚的合作
这是苏小卫首次跟冯小刚合作，苏小卫形容这次合作挺轻松。
“剧本初稿完成后就得到了导演和制片方的认可，后面修改的次数很多，但改动都不是很大。”苏小卫以前多跟丈夫霍建起合作，“我经历的这种真正意义上的合作，只发生在这两个导演身上。他们俩都很尊重编剧，霍建起如果在拍摄现场要改戏，会给我打电话商量，冯小刚也一样。冯小刚导演自己能写剧本，但拍摄中遇到需要修改的地方，也打电话给我，有时候他也担心我会不会嫌烦。我觉得他们拍戏那么辛苦，我改几场戏其实没有什么。”苏小卫透露，冯导也提供了很多好的点子，还有王中军、张宏森，片子里很多想法是大家的。
比如一段和剧情没有多大关联的戏，一场人数庞大的群戏：毛主席逝世，解放军和小登一起折白纸花。“这是华谊兄弟总裁王中军珍贵的儿时回忆，他舍不得。”苏小卫说，这部电影是多方协商融合的产物，带有不少投资方的诉求，“王中军曾经在38军服役，当年38军是唐山抗震救灾的主力，因此将养父母的身份改成军人，既还原了历史的真实，也表达了他对部队生活的怀念。再比如对唐山新生面貌的展示，这是唐山市政府的希望。”
苏小卫挺享受跟冯小刚的合作。“我跟霍建起太熟了，所以我们往往谁也不给谁留面子，就经常会吵架。冯小刚和我不太熟，就特别客气，以商量的方式交流，互相也多表扬，这种合作方式很值得推广。”当然太客气了可能也有问题，导演让她写她就写，写了很多，后来装不下了，只好剪。苏小卫第一次看样片时，心想：完了，给冯小刚出了一个很大的难题——电影有三个小时长。一部电影的容量毕竟有限，只得忍痛删去一些情节，“比如方登在养母家渐渐不开心，很想到外地上大学，方登跟养父母的对手戏都去掉了，使得现在的情节比较跳，不明白养母为什么会临终忏悔。还有表现方登独自抚养女儿生活不易的部分也删了，不过，我觉得目前影片保留了所有重要的内容，很好地保持了影片叙事的完整性。”苏小卫说。
7月13日，苏小卫和观众一起看了《唐山大地震》的北京首映场。剧场内会意的笑声和纷飞的眼泪，让她觉得一切努力都是值得的。“电影能得到那么多观众的肯定，至少说明一点，参与其中的每个人都尽了全力，才使得这部影片在创作、制作、运作各环节都达到了预期的效果。有时候觉得如果每个人都能认真而尽力地这样对待工作和人生，我们的生活会好很多。”
除了工作上的收获，参与这部电影后，她也更加理解了自己的母亲。在她看来，母亲李元妮之所以选择救弟弟，并不是中国人传统的重男轻女观念决定的，而是人的本能。“因为生活中往往是弱一点的孩子受到家庭的重视比较多，例如我姐姐虽然比我大，但她身体不好，我妈从来都是偏向她的，记得小时候打扑克，妈妈总是叫我不要赢姐姐，我当时还不理解，想凭什么？但是现在，我理解了，如果是我，我也会选弟弟。”
|
|
|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