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道明：现在拍电影叫抢钱 改革开放迄今无好片
在电影《唐山大地震》里，陈道明扮演了一位叫王德清的普通军人，在唐山抗震救灾中收养了“孤儿”方登。曾在天津亲历唐山大地震的陈道明很想演这个角色，连剧本也没看就答应了下来。
南方周末7月30日报道 (记者 张英) 陈道明现在不看报纸，不看电视，平时在家里上网看看新闻，大部分时间用来读书、写字、听音乐。
对现实颇感悲哀的他说自己看到了问题，却改变不了。所以他选择远离人群，让自己边缘化。
汶川大地震发生后不久，陈道明在深圳碰到冯小刚。当时，冯正为该不该拍《唐山大地震》犯愁。经历过唐山大地震的陈道明，给冯小刚谈起了自己当年遭遇地震时看到的细节和场景，还出了不少主意。冯小刚就借机问陈道明是否愿意演一个当年去唐山救援的解放军干部，陈道明没看剧本就答应了。
在《一地鸡毛》之后的十几年里，冯小刚和陈道明没有再合作过。拍《夜宴》的时候，冯小刚想找陈道明演厉帝，当时陈道明刚演完《康熙王朝》，“怕自己有点黔驴技穷”，没有答应。后来冯小刚找了葛优。“我觉得军人有意思，在战争年代他们是在第一线，在地震、水灾等大大小小的灾难面前，或者是骚乱、带有群体性的危险事件面前，基本上中国军人都在第一线，同时军人又是被纪律管制的一个群体，在今天的社会生活里，他们的自由程度是最低限的。”陈道明对南方周末记者说。
2008年，陈道明在汶川地震现场看到，现场参与救援的军人全部是年轻人，大部分都只有二十多岁，这唤醒了他对唐山地震的记忆。
1976年，在天津人艺工作的陈道明，地震发生时顾不上穿衣服，就一步四个台阶往下跑，跑到宿舍楼中心的广场上，才发现自己的脚崴了。过了一会儿，下起了雨，余震频发，楼还在晃，陈道明看到在场的女同事穿着短裤抱着肩膀躲在角落里发抖，他和另外一位胆子比较大的同事又回到宿舍，为女同事取来了衣物。
天亮时，陈道明发现他们苏式风格的宿舍楼没什么损坏，只有几条裂缝。他打算回自己家看看，从单位所在的天津西郊往市中心走，越往城里走越感到恐怖——林荫道一侧的树没了，被倒下来的建筑压断了，另外一面的树却好好的。
“回到家，发现我们家住的那栋楼一面墙已经没了，就像七十二家房客似的，就像在演一出话剧，但是楼没倒，每间屋子里的家具、桌子、床什么的还都在。”
此后，陈道明家和当时所有的天津人一样，在街道两侧搭起帐篷，住了两个月。“后来就开始用木板、铁丝搭建临时宿舍，一直住了两三年。”
陈道明那个时候见到的救援军人，大部分也是年轻人。他们除了救人，还帮助天津人盖临时住房。“有了这些经历，我觉得不给军人树一笔，委实过不去。”冯小刚担心他的片酬问题，陈道明回答：“这是一部很美好的电影，片酬你看着给。”
“现在很多电影都是条件先行，已经不是创作先行了。我对这个角色感兴趣，钱就不那么重要了。然后冯小刚把剧本给我，我跟他聊了两次，就顺当地拍了电影。”陈道明说。
陈道明在《唐山大地震》里的角色是一位叫王德清的普通军人，在唐山抗震救灾中收养了“孤儿”方登，其后几十年间，妻子患病去世，养女不知其踪，直到有一天养女重新出现在他面前……
陈道明以“傲”著称，被认为“向来不爱接受媒体采访”。在《唐山大地震》北京新闻发布会上，冯小刚说：“这些年陈道明变得特别随和了。”陈道明在接受南方周末独家专访时说：“不是的，其实我一直挺随和的。”近年来，对电影或者电视剧完成后，制片方的宣传需求，陈道明逐渐理解了，也参加了不少集体性的新闻发布会。“我的原则是只回答有含金量的提问。”陈道明说。
如果你是精神上的暴发户，你的生活质量会很差
有些演员说我不好合作，而说这些话的人，我基本上都没跟他合作过。你跟我合作过，才可能评价我。
南方周末：《唐山大地震》剪掉了你多少戏？
陈道明：只保留了三分之一的戏份，有七八场戏被冯小刚删掉了。有一场戏是妻子癌症晚期住院后，我扮演的王德清回家给夫人整理衣物，看着这件衣服，他哭得稀里哗啦的，那是哭得最厉害的一场戏，哭完了之后妻子就死了。
另外一场戏是养女方登回到家里，王德清把妻子后事安顿好以后，留女儿方登一个人在家睡觉，妻子在世时一直比较嫉妒他和养女之间的感情。出于对前妻的尊重，他去办公室睡了。还有一场戏是最后方登走了，一个孤零零的老头站在门口……
如果这几场戏能够接起来，会很感人。目前的电影里，父亲王德清和女儿方登这条线还是有点突然，有点硬。我后来跟小刚说，你回头给我写一份书面检查，一共就这么点戏，你给我剪掉七八场，我以后更不拍电影了。
但小刚也确实无奈，片长就这么点，每个人物都要拎一下，我非常理解，可能全盘铺排下来只有我的能剪，所以就剪了我的部分。
南方周末：你如何评价你在电视剧《手机》里扮演的费墨？
陈道明：《手机》是交了差、过得去。导演沈严给我电话，觉得收视率没有达到预期效果，有点失望，我就劝他说，不指责你为什么要复制电影、根本是误读，不挨骂，已经算是最佳成绩了。
南方周末：你的期望值为什么那么低？
陈道明：期望值不能影响自己的创作初衷，拍戏的时候用功、用心、用力，就行了。观众怎么评价，收视率如何，是创作人员左右不了的。
南方周末：媒体上描述的陈道明是难以接近、孤傲、狂妄的，但熟悉你的人又说你是温和、幽默、平易近人的。哪一个陈道明更接近真实？
陈道明：如果把这两者视作我不同的人生状态，我是能够全部接受的。前几年在跟朋友聊，人生有金钱关和荣誉关，人在金钱面前往往容易走形，这是显而易见的，要不怎么会出这么多贪官？荣誉关是无形的，但可能让人变形得更大，当你突然间被别人的赞扬声包围了，你的抵抗力到底有多强？你还是你自己吗？
我经历过这样一段时期，就是1990年代那一阵子。好在我这种状态持续时间比较短，没过两三年我就明白了，我不可以这样，如果你是精神上的暴发户，你的生活质量会很差，所以我很快就调整过来了。
至于狂妄，其实某种程度上是优点。轻狂就不一样了，属于轻易地狂妄。至于外面传的那些七七八八的，我也反省过，尤其这十来年，我觉得不是这样的。那为什么大家对我有那样的印象？一是过去的某种延续，因为人的印象在局部，挺难磨灭的，大部分都是延续了这类传说。
有些演员说我不好合作，而说这些话的人，我基本上都没跟他合作过。你跟我合作过，才可能评价我，比如说陈瑾、江一燕、冯小刚、管虎这样跟我合作过好几部戏的人，如果他们说过我难合作，那我就必须得承认了。
南方周末：不少演员说，和你拍对手戏很紧张。
陈道明：你害怕我，说我不好合作，也要看你指的什么事情。一个演员拍戏迟到、不认真、不做功课、现场摆谱，这叫不好合作。我拍戏从不迟到。不光是拍戏，如果没有极为特殊的原因，我什么事都不会迟到。我也没有因为台词不熟半天过不去的，戏的问题我可以不厌其烦地给你演。
反省我自己，可能有时说话不大注意，是不是会伤到别人？这次拍《手机》，别人问我王志文好合作吗？我说挺好合作的，志文是一个规规矩矩做事的演员，我反问“干吗非得叫他哈着你才算是好合作呢？”然后就有人说我和志文不合。
大家都在“抓住今天的钱再想明天的事”
我着急的就是人性、价值观的堕落。在某些地方，我们在退步。
南方周末：这些年对娱乐界的大环境有怎样的观感？
陈道明：娱乐界有相当一批人，出发点是为了名利，当然名利也不错，但质量是根本呀！戏好，老百姓喜欢，才有长远的名利。
大家现在都搞快餐，都觉得“花无百日红”，抓住当前的机会，走哪算哪，抓住今天的钱再想明天的事。钱现在成为了惟一标准。有收视率、票房，赚到了钱，就成功了。综观我们现在的文化现象，不管什么艺术、什么行当，都在高喊着“金钱万岁”、“向钱冲”，我们还要不要留一席之地，给真正的本土文化留点生存空间？
南方周末：你不喜欢商业化？
陈道明：关键是商业化要有一个度，文化变成金钱，金钱置换文化，要有度，不能把所有的文化艺术、教育科研全部推向市场，全部走江湖去赚钱。我在天津人艺工作过，现在许多文艺院团，走向市场后基本上都变成了江湖班子，说白了，耍玩艺谁耍得能吸引人，谁就能赚钱，最后赚钱成了惟一的标准。
难道所有存在价值的最高标准就是钱？那社会的德行到哪里去了？可能这个问题不是我该问的了。把张艺谋都挤到只能拍“三枪”这样的电影了，这个社会的价值观还在吗？过去我们文人还讲点风度，还讲点知识，哪怕是虚伪的也好。现在金钱变成主宰，都变成既得利益者了。
我着急的就是人性、价值观的堕落。在某些地方，我们在退步。我们不怕慢，就怕退，哪怕停着不动也行，退就不可以了，就像车不怕走，就怕停，更怕往后退，可现在往后退的地方很多。
不久前，我监制电视剧《我们无处安放的青春》，片子拍得很好，到了电视台，他们说“片子拍得很好，不用看”，但就是不肯播。我当时就说：“是不是我们的电视剧没有杀人放火？我不卖了！”
南方周末：他们怕没有收视率，没有收视率就没有广告，没有广告就没有钱。
陈道明：我就想问咱们的电视台，全国十几亿观众，是不是所有人都看那些戏说、恶搞、枪战？那些渴求文化、渴望安静的人不是观众吗？电视台有文化的导向功能，不能一味追求收视率，不能眼里就是钱。
我觉得现在没意思，特别想念上世纪60年代的那种纯朴、70年代的上进、80年代的创新和无畏。到了90年代，商业消费时代来了，发展到现在愈演愈烈，把文化当成商业。似乎什么都是文化，到处都在谈文化，但都把它当商业的外衣。
一个甚至一批不好的电视台会起什么样的作用，对社会造成什么样的影响？没人想、没人问、没人管，电视台想怎么样就怎么样，什么收视率高就放什么，怎么能这么纵容它们呢？
而且现在主宰电视台的收视率调查数字居然都是假的，调查的结果都是假的，调查标准也没有。谁是标准？这些假收视率影响着广告投放，影响着电视台播放什么样的电视剧，影响着几亿老百姓，但它的基点是假的。靠谎言赚的钱，是结构性的说谎，一个社会结构在讲假话，但是没有人处理它们。
南方周末：为什么没有人处理？
陈道明：因为我们的文化始终没有立法，天天靠着通知、电话、打招呼，靠这些指导性的意见、政策办事，这政策可能今年是这样，明年又变了。
我们经常抽自己嘴巴，于是乎权威性越来越淡了、弱了。我记得很多年前，广电总局明确说，主持人第一要说普通话，第二不许染头发，现在照样又没人管了。当一个社会结构没有权威的时候，你仔细想想这个社会是什么样？无序，混乱，各自为政，想干嘛就干嘛。
我不觉得电视剧有多渺小，也不觉得电影有多伟大
拍戏不自在，要受各个方面的约束，所以我经常拍完一部戏，歇一年到两年。
南方周末：你最早是从电影《今夜有暴风雪》走进影视圈的，为什么电影代表作很少，反而是电视剧代表作很多？
陈道明：我不太认同电影和电视剧有高尚和低级之分，我不觉得电视剧有多渺小，也不觉得电影有多伟大。
我不会因为电影是胶片、是大银幕，就看低电视剧。其实电视剧从技术角度比电影难演，一部30集的电视剧天天在播，让观众不烦你，是一件不容易的事。
我这个人在影视行业没有太大的梦。因为演《我的1919》得华表奖，当时我上台发言时说了几句话：当电影低迷水落石出的时候，我得了这个奖，我很惭愧，我希望有一天电影水涨船高的时候，我再能拿奖。其实我对奖也兴趣不大，那都是演完以后演完以后的附加物。
南方周末：为什么？
陈道明：演员是我的一个职业，我当时进这行，就是为了避免上山下乡，有一个正经的城里饭碗，这个饭碗跟文化沾边。那时候都是大锅饭，主角和配角的收入相差不大，一年也拍不了几部电影，电视剧则根本没有。
起步阶段我没有经历过急功近利的熏陶，所以思考问题的方式跟现在的演员不同，他们接受的教育可能是以竞争为主，甚至可能是你死我活的，我们经历的那个年代没有太多功利性。
实事求是地讲，演好一场戏，它不会让我很兴奋，演不好也不会让我多沮丧，我觉得我的工作做完了，我没有那种“有一天‘花儿不再红’怎么办”的想法。
南方周末：你是个早熟的孩子吗？我采访过的陈冲、刘晓庆、潘虹在那个时候，就已经因为一部电影红得发紫了。
陈道明：她们过早地裹在了名里，那时候没有什么利。她们出名比较早，我是学话剧的，从群众演员开始做，跑了很多年龙套，没有太多出人头地的愿望，一是觉得自己能力有限，另外觉得出名这事离我比较遥远。
后来走红，也属于命好，我没有积极地做过一件事情，一直处于消极和被动状态。有人找我来了，合适我演就接。尤其是这些年，哪怕是一些不那么好的电视剧，找我来一说、两说，到第四说我就说好吧，拍吧。
我喜欢自由自在，在不妨碍和伤害别人的情况下，我心中要自在。拍戏是不自在的，要受各个方面的约束，所以我经常拍完一部戏，歇一年到两年。我不接戏拍不是我要积蓄文化能量之类的，没有那么高尚，我就是想自在。按理说应该玩命地往前走，尤其是所谓生命最成熟的时候。
南方周末：是，我们都觉得你到了黄金季节，在有限的时间段里，你应该多留一些经典的形象。
陈道明：如果为名和利，我就要年年拍，甚至一年拍几部戏。《围城》之后，我就是这样拍两部歇一部，拍一部歇两年。去年拍完《手机》和《唐山大地震》，今年谁找我拍戏都不接，不管谁来了都直接回绝。那些制片人问我为什么，我说就是想给自己一点空间。
随着年龄的变化，我的人生观有一定的转变。我读了那么多年的书，得出一个结论，真正的成功人士回首望其一生时，有多少时间属于自己支配，有多少事情是自己想干又干成的？如果你有很多想干又干成的事情，你这一辈子活得不管是穷或富，也不管是有名还是无名，你都是最成功的。
那个时候叫拍电影，现在叫抢钱
我不认为中国有好电影，现在中国的电影最高质量只达到了85分。
南方周末：相比电视剧，是电影不给您机会吗？
陈道明：不是。陈凯歌的《梅兰芳》里的齐如山最早找到我，正赶上我不想拍戏，后来凯歌就找了孙红雷。胡玫的《孔子》也找我，合同都签了，后来我给她发了个信息，说算了，我还是不拍了。后来周润发接了孔子。
我对自己演的角色没有完整的设计，比如我非要演哪些角色之类的，我完全是随性的。如果我想拍戏了，可能我平常根本不可能上的一部戏，这时候就接了。
南方周末：究其原因，是因为这些电影剧本不好吗？
陈道明：不是，有的剧本很好。我不认为中国有好电影，改革开放到现在为止，真没有好电影。
南方周末：为什么？你的好电影是什么标准？
陈道明：好电影应该是讲一个完美的故事，有文学性、社会性、哲学性，要有完美的表达，有一双看不见的手在引着观众往前走，有像水一样自然流动的电影画面，看不见任何刻意的造势。按照这个标准衡量，我认为现在中国的电影最高质量只达到了85分。
南方周末：你这个标准包括哪些电影？
陈道明：这样的电影太多了，比如《目击者》、《轿夫》，包括《毕业生》这种轻松的电影，也包括法国电影《蝴蝶》、美国老片《魂断蓝桥》。
中国电影从品种、类别一直到拍摄的质量，真的像中国足球一样，连亚洲都没冲出去。
南方周末：中国电影里哪些电影是你认为能得85分的？
陈道明：我不想说，得罪人。我觉得中国导演的好年代还没有到，我们都是拉纤的纤夫。不光是电影，文学、美术、音乐也一样，我们只有艺术家，没有大师。
中国电影目前还是当成广告和装饰来拍的，它没成体系，没有产业链，没有真正形成非常成熟的市场和制作班底。包括我们的剧场设施，我们的欣赏习惯，都没有形成。我们拍电影的受各方面的制约，那些编剧和导演也是很痛苦的。
我们的整体文化和电影设施都没有达到一个举国的文化，包括上面说要发展电影文化，只是流于一种渴望政策的宽松和释放，电影的繁荣和热闹就是一些票房数字，它真正的成熟和健全需要相当长的过程。
这个时代还没有来，我相信有一天它会来的。
南方周末：我们差在哪里呢？
陈道明：差在德上，差在职业精神、文化精神上。拍《一个和八个》的时候，为了晒黑皮肤，我们可以在广西大龙山水库什么都不干，光晒太阳晒一个月，一个小电影，拍四五个月的时间。那个时候叫拍电影，现在叫抢钱，完全是两个时代。
那时候我们拍《围城》，10集的电视剧，按现在的节奏，满打满算就一个月，但是我们整整拍了100天，那时还有创作可言，现在哪有这样充裕的时间？我是经历过那个年代的人，我不适应现在这种两天一集、三天一集的模式，我说你们这是干嘛？已经不符合基本规律了，制片人不管导演怎么拍，但你一天必须得消灭多少页剧本！所以现在出现了一大堆烂玩意。
南方周末：这都是从西方学来的，制片人、监制通过导演控制进度和成本。
陈道明：但是美国用这套方法大都是做室内情景剧，都在一个屋子里头，电视台即拍即播，一弄就200集，咱们把这套切换体制转换到中国，不管是拍电视剧还是拍电影，都用这套拍摄方式。
过去的老电影比如《芙蓉镇》、《老井》，可能有破绽，电影叙述得比较笨，叙述得不那么智慧，但憨厚也是美，电影里的那种力量、劲道非常扎实。
过去是“占一个便宜”就行了，现在是什么便宜都要占，华丽、假贵族，憨厚是狡猾的憨厚，属于城乡接合部的憨厚，不尊重人。你蹲下身段了，以为观众也和你一起蹲了下来。现在的电影人不纯粹了，没有上世纪八九十年代拍电影的认真氛围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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