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道明：我是中国标价最高演员 三五年可能隐退
近年来，陈道明热衷环保公益事业。2010年4月，在北京举行的一次倡导低碳生活的主题活动中，陈道明和徐帆朗诵了散文《春》。
电影是一门学问，如今的导演没人做学问了
我演得不好的电视剧、电影，我永远不会说是导演不好，也不会说是剧本不好，是我自己无能，自己没有演好。
南方周末：你有点恨铁不成钢。中国电影在1990年代初，到一个很好的势头时，突然就一头往下了。
陈道明：让钱给冲没了。中国的文人过去还有一点风骨、一点孤傲，还有一点竹节精神，现在全部被钱同化了。我说的这些人里头也涵盖我——既然你风骨了半天，怎么还是胳膊拧不过大腿？是的，我也拧不过。没错，我也为五斗米折腰。但我觉得可怕的是这样的念头都没有了，我以及一批在虚荣上跳舞的人，还念及一份美好；现在更多的人是连这个美好都没想过，我是不是比他们好一点？我庆幸自己是一个知道反省的人。中国电影进步的基础不在于炫耀，而在于反省，可是中国有多少人有反省精神？经常会有人问我：你对这个行业怎么看？我说这个行业就八个大字：对年轻人是四个大字“寡廉鲜耻”；对岁数稍长的叫“为老不尊”，这就是这个行业的生存现象。年轻的演员没有自我，整天勾心斗角千方百计想着炒作自己，为出名挣钱不择手段；什么叫“为老不尊”？根本跟你不认识没有任何关系的人，也要跳出来大骂。
我也虚荣过、轻狂过，现在让我放下这份虚荣，也不是一件很容易的事。尽管我不断在教化自己：你总说彻底放下，既然你看了这么多，你干嘛不放下？你觉得这行如此不尽如人意，你干嘛不走呢？这就是虚荣，导致我还继续在影视这条路上行走。
南方周末：很多人怀念上世纪80年代的中国电影，把它称为“纯真年代”，你怎么看那个时期的电影？
陈道明：我不喜欢那个时期，因为那个时期有属于它的电影形式和表达方法，不是好和坏的问题，就像我们看过去的《地雷战》，不代表它作为电影有多么好，电影也是随时代进展的。要说怀念的话，我怀念那时候的文艺思想，是积极的，是上进的，还有一种刻苦劲。现在是糖和味精都进来了。
其实，我始终梦想的电影是不着急不着慌的、慢慢的、一点一点、讲讲究究地拍，不要这么仓促、匆忙，从容一点对待自己的作品。是不是惊世之作对我来讲不重要，但这个过程会很舒服。
南方周末：你怎么看中国电影从艺术片转向商业片的过渡时期？
陈道明：从上世纪80年代中一直到90年代末，在电视和录像带、光盘的冲击下，电影都快成京剧了，属于可有可无的艺术了。那个时候我总听见导演说，拍电影拍给谁看？就是没人看。
中国电影真正的好时期只有屈指可数的几年，最幸福的是在谢晋那个时代，刚刚开始改革开放，当时电视还没有上来，赶上了一个幸运的时候。后来被张艺谋、陈凯歌第五代导演冲击，又受到意识形态的局限，没蹦达几天又进入低潮，然后就开始电影院线改革，电影就走市场、走商业片的道路了。
那个时候电影厂纷纷倒闭，西影、长影、上影这些老牌厂，后来纷纷变成租赁单位，演员队伍、导演队伍也没了，电影好像就完了。谁之罪？不知道。跟总体社会大环境有关系吧。直到现在，在艺术创作上，中国电影都没有喘过气来。
南方周末：很多人往往把没有好作品归结于审查制度，但为什么别人照样能拍出好电影？
陈道明：还是我们的导演在思想和精神劲上没达到，没有动脑子，没有用功或者没有这个能力，于是用这个那个的原因，来掩饰自己的无能。
我们的电影审查制度，不能说没影响，肯定有一定影响，但每个国家的大众传播作品都会受到各种各样的制约，不光是中国。是不是会产生本质性的影响？我不觉得。比如说冯小刚的电影很感人，没有修剪，不照样感人吗？电影局不照样通过了吗？别找茬。
我演得不好的电视剧、电影，我永远不会说是导演不好，也不会说是剧本不好，是我自己无能，你自己没有演好。
美国的主流电影有多少感人的小故事？像《当幸福来敲门》有意识形态吗？有吗？《诺丁山》有意识形态吗？无能就是无能，就像中国足球，开始时说因为伙食不好，后来又这个不好那个不好的。
电影是一门学问，如今的导演没人做学问了，都在商业这棵树上下功夫了。
南方周末：电影局现在就抓两手：第一，主旋律拍好；第二，商业片导向把好，不出事，高票房。
陈道明：治标不治本。美国电影的主旋律多的是，《勇敢的心》捍卫自己民族的尊严，为自由而死，多主旋律啊。我曾经把这个电影套到杨靖宇身上，对方是日本人，我们是中国人，也是被出卖，故事可以完全套过来，每个人物也都可以套。
我的政协提案是一种关心和表态
我们应该建立演员工会，对行业进行保护。现在是不设防，就有韩国演员来抢钱，人家还嫌你笨。
南方周末：按照你的地位和名声，你完全可以找个投资商，找好导演和好编剧，找一个合适自己的角色，这对你来说不是任何问题。
陈道明：当然不是问题，而且做到这一点很轻松。很多老板都要给我成立公司或者工作室，也有人请我做导演，我不做。
一是我觉得累，我从疲劳变成更疲劳，我要管人不自由，要别人管我更不自由；另一点，别看我说中国电影这问题那问题的，但我不觉得自己具备这样的能力去改变它，也不想进行这样的尝试。
人家说一个上进的人，愿意尝试自己没有做过的事情。对我来讲，当导演：不行！
南方周末：但你已经做过《我们无处安放的青春》和《魔方》两个电视剧的监制了。
陈道明：监制和执行是两回事，我当监制就是剧本把把关，在音乐上面帮着一块做做，在拍摄现场把握一下导演拍摄的风格，就属于背着手进去、背着手出来。
南方周末：还一度以为你是要幕后发展了。
陈道明：没有。从目前来讲，我还没有放弃演员这个职业，我只能努力适应这个商业、消费时代，在可以适应的范畴之内寻找自己的舞台。这个过程很艰难，可选择的余地很小，在这当中尽量寻找我能完成的作品，文艺和商业都可以并存的作品。纯商业的东西我可不可以做？可以做，但是如果两者选其一，我当然还是选文艺。所以说，我无奈于年代，但我争取也做到年代也无奈于我。
南方周末：作为文艺界的政协委员，你也提过一些提案，包括限制海外演员来内地抢钱，建议实行行业准入制度，保护内地演员的利益，这些提案是基于什么样的想法？
陈道明：每个地区都自然要有行业保护，你到美国演电影试试？我现在反问一个问题，纯港台片由大陆演员当主角的有几部？
南方周末：很少，基本上是陪衬。
陈道明：凭什么？这是正常的，要保护自己的市场，保护自己演员舞台的完整性，别人可以有这样的制度，我们为什么不可以有？
我们现在动不动让外国人来演戏，我觉得是对中国演员的一种侮辱，那些角色完全可以用中国演员来演，因为是中国戏。我们没有合适的演员吗？非要找国外的演员来演？我不信，别找借口。这不是国际接轨，文化上，永远国际接轨不了。
南方周末：你还提过什么提案？
陈道明：像建立演员工会等问题，我们应该对自己的行业进行保护，像美国的演员工会，你在美国好莱坞拍片子，不入工会人家不让你拍戏，凭什么让你拍？你哪儿来的？中国现在是不设防，随便。然后就有韩国演员来抢钱，人家还嫌你笨。
南方周末：这些提案起到作用了吗？
陈道明：没有，我知道人微言轻，这些提案其实只是一种关心和表态，我知道改不了，因为牵扯到体制问题，我的提案只能说是一种呼吁，中国连文化法都没有，怎么能顾及这些问题？
三五年可能退出影视圈
我不做那天，就是跟影视这个行业一点关系都没有了，我会彻底离开，决不羞羞答答，你在任何活动上也见不到我。
南方周末：你是中国价格最高的演员？
陈道明：应该说是标价最高，因为我不想接太多戏。我入这行这么多年，直到近几年，就一个摄制组给到790万这么多钱。
我上戏的原则是这样的：制片人来跟我谈上戏，我首先看你剧本怎么样，如果剧本不错，我再和制片人见面谈合作，问他戏的成本是多少。如果说是一般的戏，成本又不高，你给我多少钱我也不上。为什么呢？你给我这么高的价码，其他演员你请什么人呢？阿猫阿狗吗？你靠着我耍大刀去？所以我不会上的。
南方周末：挺有意思的。价格现在成了一个演员的价值和标准。
陈道明：我不认为我最好，我也不认为我最贵，我永远是看片论酬，你给我再多的钱我不上就是不上。
每次拍戏之前我都要自我发动很久，进入充分的情感酝酿期，戏一开拍后我就进入了状态。我每天都在倒计时，看这部戏还有多少，该如何分配精力，情感如何变化。我需要一个很长的创作过程，所以我从来不插戏，不会像别人同时演两部戏。比如说《黑洞》、《一江春水向东流》，制片人跟我谈的是20天把我的戏拍完，到了签合同那天，按照这个戏的日程签了3个月，最后我变成了补窟窿的人。今天这个活动早了，没人拍了，陈道明的戏可以拍，因为我就一直在组里待着；明天说那个人要去参加一个什么宣传，又让我去补窟窿。20天的戏，我整整呆了3个月。我觉得这是职业道德，没有多高尚，拿人钱财替人消灾。
你要尊重这个行业，这个行业才能尊重你。我不想在这儿话完张三，到那儿再话李四，不是说这样的人不好，我没有这么大的本事。
当我离开这个行业的那天，可能三年五年以后，我会停止自己的工作，自己给自己放假，我退休了。我跟制片人朋友开玩笑，我陈道明不做那天，就是跟影视这个行业一点关系都没有了，我也不找你们的麻烦，你们也别来再找我的麻烦，我是彻底离开，决不羞羞答答，你在任何活动上也见不到我。
南方周末：你不能适应这个时代吗？
陈道明：我也不知道多少年以后才能形成有序、健康的文化。本来，电影、电视是普及率最高的平台，做好了可以普及文化艺术，改变我们的文化。但可惜的是，全都乱了。
更悲哀的是，我们看到了，却改变不了，所以我现在就远离人群，我原来就是不往人群里走的人，现在让自己边缘化，就是这个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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