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山大地震》和 唐山人的心灵余震(2)
有一次，剧组在唐山鹭港小区取景，要临时占用一段公路，因阻断交通引起许多过路司机的不满。但司机们一听是《唐山大地震》剧组，立即把车熄火了停在一旁，再没有一句怨言。
有一些十七八岁的小姑娘为了当群众演员，毫不犹豫地就把卷发拉直了，小伙子则二话不说就把头剃了。陈亮说：“没想到这些90后还会愿意为这样的片子作出牺牲，我以为他们对这段历史的记忆是极为淡漠的。”
让陈亮印象最深的是，一个6岁的小女孩被母亲送来剧组“演死人”。那时已是2009年深秋，天气寒冷，需穿外套。但那场戏拍的是地震过后的大雨，孩子衣衫单薄地躺在泥泞的废墟里，冷水从头上浇下来，冻得瑟瑟发抖。剧组的工作人员看着不忍心，但孩子的母亲说：“唐山大地震的时候，我也只有6岁。我想让她知道妈妈就是这样过来的。经历过这样的场面，以后面对什么样的苦难都可以很从容了。”
最感人的是清明节“烧纸祭奠”那场戏，长长的街巷里挤满了烧纸的人，火堆挨着火堆，灰烬漫天飞扬。还没开机，群众演员们已声泪俱下。拍完了，导演喊停，他们还是停不下来。很多老人泣不成声，瘫在地上，剧组工作人员就扶着他们蹲在地上，一起守着余烬哭诉。
戏里戏外，唐山人已分不清楚。他们在倾全城之力，为了电影，更为了缅怀。
打开心中结
7月12日，《唐山大地震》在唐山首映。电影很快在唐山引发震动，一时间观者如潮。
影片热映后，47岁的唐山人赵本华来到新华电影院打起了临工。看电影的人太多了，影院原来的人手忙不过来，就找了他们来帮忙临时检票。
最长的一天，赵本华上了15个小时的班，给一批又一批人检票。电影开场后，她却远远地坐在楼梯口。她说，她不想去看，怕受不了。地震时，她13岁，父亲和弟弟丧生，母亲重伤。
有时候，因为要上厕所，赵本华不得不穿过放映厅，也曾忍不住看过几眼，但很快又掉头就走。“那些场景在脑子里赶都赶不走，又怎么会想再回忆一遍？”
偶尔那几眼，便已使她潸然泪下。“现实比那电影中惨多了。他们家还有那么好的照片可以留着做纪念。我爸就留下一张小照片，都黄得看不清了。拿到照相馆，也说没法修了。全家要能有张照片该多好。”
7月26日上午，赵本华的继父魏宝仁带着她的母亲来看电影。这是老两口二十多年来第一次进电影院。魏宝仁说：“从听说它开机后，我就想着要来看。老伴一开始也不想来，但我劝来了。历史发生了，就要直面它。”
魏宝仁在地震中失去了妻子、儿子、父亲和岳母。那年春节，他和丧夫的李淑珍重组家庭。两人各自带着两个幸存的孩子。魏宝仁说：“那种伤痛，没有经历过的人是无法体会的。老是有人问起，我都不愿回答，连跟儿女都很少谈起。”
一直到汶川地震，魏宝仁内心郁积了32年的情感才得以释放。当时，已经年届七十的他坚决要去灾区当志愿者。当年5月18日，他独自飞往四川。正如影片中叙述的一样，唐山人和四川人的血泪交织在了一起。魏宝仁说：“我深知那时候他们最需要什么。我是一名医生，能够救死扶伤。帮助他们，就好像帮助曾经的我们。32年了，终于可以报恩了。心里的结一下子打开了。这是对我的灵魂的一次救赎。”
走出影院后，老两口的眼圈通红。中午，两人连一块钱的捞面都没吃完。
从首映式上的万人喊“中”，到全国放映的观者如潮，无数观众坦言在观影过程中流泪，《唐山大地震》在收获票房的同时，也获得了人们的认可。
不满意的唐山人
并不是所有唐山人都对这部电影满意。
因为冯小刚豪言的“5亿票房”，有的唐山人将矛头直接指向电影背后的商业利益。魏宝仁直言：“感觉很刺耳，就像是在贩卖唐山人的伤痛。”
唐山退休教师李佐友和妻子李天如今年都是65岁。作为大地震的亲历者和参与拍摄的群众演员，他们认为这部电影的遗憾之处在于忽略了历史的真实。
李佐友说，之所以有许多人看完《唐山大地震》会哭，是因为灾难本身的震撼力，而并非被地震背后的精神所打动，“这部电影没有反映出唐山大地震的特殊精神，叫《大地震》就行了，加上唐山二字不合适”。
他说，唐山大地震震前、震中和震后有大量素材可以挖掘，然而在电影中却没有体现。比如，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救援队伍无法及时赶到，地震后的3天内，唐山人都是靠顽强自救完成的救援，但这一点在电影中只是模糊处理。“这部电影或许会喧嚣一时，但不会走进历史。它能刺激泪腺，但撼动不了人心”。
和许多唐山人一样，李佐友希望能有一部反映唐山大地震的电影，但必须“反映真实的痛苦，传递真实的希望”。
“唐山人不怕揭伤疤，怕的是假的、经不起推敲的。”李佐友承认，《唐山大地震》特技很高超、宣传很到位，但总觉得影片没有反映唐山大地震背后的真实，对唐山人拼搏重建一笔带过，“就像一部挂着大地震名头的言情片”。
李天如则说，唐山大地震的背后，是唐山人对生命的渴求，传递着追求幸福生活的不懈努力。比如婚姻问题，唐山地震后，临时组建的家庭很多，影片中李元妮一直坚持单身的故事，在现实生活中虽然存在，但并不典型。她说：“我认识的人中，有两个截瘫患者被大家撮合结成了夫妻，那时候如果单身，周边的人都不认同，只有组成新家庭，互相扶持才能更好地活下去。”
震后的岁月，给每个亲历的唐山人都留下深刻烙印。李天如难忘她在地震棚里生活时，糖罐子摔碎了舍不得扔，从泥土和玻璃碴中一点点地挑白糖；冬天白菜冻成了冰坨，一家人仍然视如珍宝；搬进新家的时候，她一遍遍看着雪白的水泥房顶，泪流满面，反复念叨“我有房顶了”……
她希望能在电影中看见这些苦难的影子，但都没有。她希望能有一部电影，把这些东西传递给下一代，而不是现在的孩子看完后，得意地告诉她：“我哭了！”然后很快若无其事。
李佐友是唐山文联的成员，他推崇几个唐山老画家所创作的一幅百米画卷，老画家都是大地震的亲历者，画的内容是大地震后唐山人的“自救与互救”。他说：“这才是能留到历史中的，冯小刚的《唐山大地震》或许能达到5亿票房，但不是唐山人所期望的真实。”
宣泄与安慰
无论是赞誉还是批判，《唐山大地震》在关注度层面，无疑取得巨大成功。关于这一点，唐山人百味杂陈。
陈亮说：“看这部片子，唐山人没有感觉是不可能的。冯导说，面对这种题材，只有两种选择，一种就像做手术一样，嗖的一刀把伤口拉开，然后就走了；还有一种就是把伤口拉开后，撒上药，再把它缝合。整部电影关于灾难只有几分钟，而且还违反常规地把灾难前置。当时很多人都对此提意见，认为会虎头蛇尾，影响票房。但冯导坚持说，如果感情戏大量地铺垫之后，再出现这样一场大灾难，人真的会受不了。他希望人们先感受一下冷，然后再慢慢暖起来。”
姚建国对此表示赞同。他说，跟片中主人公一样，很多唐山人内心都有一种罪，压得一辈子都喘不过气来。唐山是一个悲情的城市，又是一个男性化的城市。人们都把伤口藏起来，轻易不肯示人。他有个朋友，一说到唐山，总是岔开话题，一直抽烟。有一次，他们一起出差，住在同一个房间里，又说到地震，这个朋友还是躲闪着。半夜，姚建国被烟味呛醒，才发现他的朋友还在不停地抽烟。
又过了几年，在一次酒后，这个朋友才说出了心中的秘密。地震时，他7岁的侄女被压住了。当他把她从废墟里救出来之后，为她做了人工呼吸，但没有反应。他徒劳地蹲在一旁，端详着她。侄女很漂亮，但总有几只苍蝇在她脸上飞来飞去。于是，他在她的脸上蒙了一张床单。过了一会儿，他又想再看看她。掀开床单，却发现她的鼻孔里冒出了两个气泡，但此时身体已经凉了。他很懊悔，他觉得如果不盖上床单，让空气再流通一会儿，侄女也许能活过来。他认为是自己害死了侄女。这个念头一直压在他的心头，十年了，他跟谁都没说。
“他说出来之后，我常常陪着他，还带他去找医生，帮他解开心中的结。其实，找朋友倾诉，是一种解脱。去电影院，当灯光暗下来，一个人在黑暗中悄悄地哭泣，也是一种宣泄。”姚建国说，他一直觉得，这部电影给了唐山人一个宣泄的机会。
他说，《唐山大地震》绝不是要靠人们的痛苦和悲情来赚取眼泪。“我们对市场不感兴趣，更不在乎票房。我们希望，以艺术的方式来慰藉逝去的人，安慰活着的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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