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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航标》第十八期:飞跃一甲子 银都正传(4)

http://www.sina.com.cn  2010年12月31日02:22  新浪娱乐[ 微博 ]

  附录:六大导演忆银都

《新航标》第十八期:飞跃一甲子银都正传(4)许鞍华

  许鞍华:我们小时候都很迷夏梦

视频:许鞍华谈银都——我们小时候都很迷夏梦 媒体来源:新浪娱乐

  长凤新是那时候所谓的左派公司,我们还没入行,就知道他们的戏质量很好,题材很健康,拍了许多戏曲电影,像《王老虎抢亲》等,很多人看。我小时候看过夏梦的《满园春色》,我们都很迷夏梦,所以后来她叫我们拍戏我就赶快跑去了。

  我拍完《投奔怒海》之后,就帮邵氏拍倾城之恋,然后拍《书剑》,之后才写了悔过书,88年两个一起写。之后就没有了。

  我很后悔到处跑,很多西湖风景,你在北京找一块地方也一样能拍,尤其是晚上。哈哈。那时候是有点想不通,拍《黄河大侠》一定要去黄河边上,冰天雪地的,一大群人特别苦难。我们每个景都特别的实在。我观光就是蛮多的。哈哈。

  我跟方育平很熟,他替银都拍他前三部电影。所以很多时候就跑到清水湾他住的宿舍,我又拍夏梦的《投奔怒海》,所以跟他们的人也混得很熟,没有隔膜。80年代末,银都的电影就开始非常港化。

《新航标》第十八期:飞跃一甲子银都正传(4)关锦鹏回忆银都

  关锦鹏:银都给了香港导演很多好建议

  在英国殖民教育体制下,我念的是一个忙右派的学校,培正,在印象中,长凤新的电影老师都不怎么建议我们去看。那时候划分得比较清楚。我印象很深的是暴动以后,家里人对左派就比较敏感。我看长凤新的电影可以追溯到《云海玉弓缘》、江汉《我来也》都是我很喜欢的电影,但那时候我只能单独去看电影。

  我第一次和银都合作是1989年的《人在纽约》。我碰巧做许鞍华他们副导演的时候他们也没有拍银都的电影。

  我记得很清楚,制片人是方平和金川,那时候找我也没有很清楚告诉我是银都投资的电影。我记得是银都和台湾蔡松林一起投资的电影。那时候已经不像七八十年代那么紧张。

  银都机构对许多香港导演、电影公司很多很好的建议,资源和题材建议都起了很好的作用。

《新航标》第十八期:飞跃一甲子银都正传(4)徐小明追忆银都

  徐小明:有幸与长凤新三家公司都合作过

  银都前身就是长城凤凰新联,我有幸三家公司都合作过,小时候做童星的时候就拍过他们的片子。他们制作很认真,题材健康,培育了很多明星,夏梦、朱虹、傅奇等等。

  邵氏很有名,能和邵氏抗衡,银都复出了很大的努力,也取得了很好的成果。我记忆中第一部有百万票房的电影就是张鑫炎的《云海玉弓缘》,还有带入了内地的合作,把香港电影的眼界带到了祖国的名山大川。只是历史变迁中,银都的人才有一点断层,所以我感觉如果当时没有这么个变化,银都还是当年的生产。

  85还86,和银都合作了两部电影,一部是李连杰的《中华英雄》,还有一部《水玲珑》,往后还有一些没有打名字的,协助张鑫炎导演拍的一些动作戏。我和银都的关系一直没断过。

《新航标》第十八期:飞跃一甲子银都正传(4)尔冬升

  尔冬升:追看过许多银都经典电影

  小时候我们看长凤新的戏,就觉得特别严肃了一点,我们冲进去看就是迪斯尼好莱坞的多一点。并不适合我们小时候看。但后来我们追回来看了许多经典,比如样板戏白毛女还有鲍方叔叔的戏等。

  刚开始有合拍片时候,和银都密切有过合作,中间也是一个过程,香港并不是所有戏都能过,密切合作就取得了很多经验。

  我拍过张之亮的《特技人小传》,接的时候都不知道是银都的,我走进北京饭店,我很惊讶,才知道在内地上映过。

  杜琪峰:我十分有幸曾在左派电影公司拍过电影

  杜琪峰:青年时期,我不曾接触过任何左派的人士或者团体,家中也没有左派亲戚朋友,但在成长的年代,曾看过《甲午风云》、《林则徐》等南方发行的国产电影,自然而然会受到这些电影的影响,对国家自然产生一种感情。1980年,刘松仁先生接了凤凰经理陈静波导演的一部电影,我就这样加入凤凰,拍摄了我的第一部电影《碧水寒山夺命金》。我十分有幸曾在左派电影公司拍过电影,丰富了我的人生阅历,让我以后能从不同的角度去看待事物。一甲子以来,银都机构在香港电影业曾经占有重要的一席。一部电影成功与否,最重要在于创作人才,希望银都能好好利用六十年间建立的根基,开创出下一个六十年的辉煌。(注:杜琪峰回忆,摘自《银都六十》)

  冼杞然:我跟银都的关系从来没断过

  冼杞然:我在香港可以说是看着电影长大,后来顺其自然就进了电影行。长凤新的电影在香港很有特点,擅长写实,对人性的刻画比较深刻、严肃。小时候,我总是喜欢看一些神怪武侠片。但随着年龄增长,我们一帮年轻导演包括许鞍华、徐克,后来受长凤新电影的影响非常大,特别是我,我比较喜欢拍现实主义题材的电影。

  我们一帮从无线转到佳视的导演,包括徐克和我本人,不想停在电视这个环境里面,就在这段时间,长凤新每个老总都分别找到我们这些年轻人,想吸引过去。但当时打着长凤新的电影不能去台湾的,而台湾对我们还是很重要的市场,所以,就跟从英国回来的朋友组织了另外一个公司,1979年拍了我第一部电影《冤家》。其实我跟长凤新的关系不仅是从拍电影开始,大家来来往往,很早就是朋友关系了。我记得第一个跟的所谓左派公司是李翰祥的,《火烧圆明园》《垂帘听政》这两个电影都是跟他们做的,当时还不流行拍花絮,我们就拍片场一些故事,访问一些人,做成专辑在电视台来播放。

  当时我跟傅奇很好,我们尊重他是叔叔。我们这拨人很新,什么都想做什么都想试,所以我们就带来了一个很不同的方法和方式。当我进到银都拍第一部电影,我用很大的明星,是傅奇的太太石慧,他们在片场拍片的时候,有专用的化妆师、摄影师的。而我们这帮导演,我们从来没有受过这个方面的训练,我们不知道拍一个明星跟拍一个普通的演员有什么分别。他们试灯光,来回再试,才拍一个镜头,我们通常要很现场的感觉。就是这个很大不同之处。

  我跟银都的关系从来没断过,虽然我是德宝电影公司的老总,但是实际上我也是用另外一个名字沈激元,给银都来做策划等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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