贰。产业制度考:独立公司的运作模式
“正东”作为崛起于上世纪90年代初的独立制片公司,却不同于诸如嘉禾旗下的“卫星”公司或由外地片商投资成立的个人公司,反而另辟蹊径,并循序渐进地在市场上赢得票房与地位——换言之,“正东”的产业运作,可谓实现从“寄人篱下”到“独力前行”的模式演变。
那么,没有制片、发行、院线、演艺经纪的产业链,又无片商投资协助,“正东”何以在竞争激烈的香港影坛生存下来?——
【投资制作:与嘉禾的“三片协议”】
崔宝珠:“‘正东’刚成立的时候,片商都不信我们,所以我们卖片花遇上了很多问题。但卖不了片花就开不了戏,怎么办呢?后来嘉禾的负责人蔡永昌先生对我们很好,又觉得李连杰很有票房号召力,答应帮我们,我们把‘正东’影片的发行权交给嘉禾,所以最后双方就订了一个三部片的协议:嘉禾先垫支制作费,卖埠后扣除一切开支,剩下的钱就分给我们。多谢蔡永昌先生帮我们过了这个关,我们得以拍出两部《方世玉》和《太极张三丰》,它们的票房和口碑也都不错,所以片商对‘正东’信心也大了很多,那么从第四部开始,我们就有机会自己去卖片花。”
【宣发策略:代理发行与承包宣传】
崔宝珠:“‘正东’的成立让我比原来考虑了更多,因为要顾及宣传和发行。譬如以前我跟电影公司去拍一部戏,拍完后只要一切后期制作都完成,然后将拷贝交给他们,他们就可以直接给发行部负责,比如卖片这些我们只要在旁协助就够了,但‘正东’本身规模比较小,又没有发行和宣传部门,所以我惟有用其他方式合作。
当时我的做法是这样的:先在香港找一家宣传公司,把片子承包给他们做宣传,但在此之前我们会共同商议方案;至于发行,‘正东’的头三部电影仍是交给嘉禾代理,毕竟他们经验丰富,其他方面我们就给予配合,从第四部开始我们有经验了就变成自己发行,比如拍完后决定各个市场分别卖给谁、香港交给哪条院线上映,操作比较自由。”
【院线放映:戏院档期的优劣取舍】
李连杰:“‘正东’在院线的选择上从来是很弹性的,因为它本身不是‘卫星公司’,所以我们拍完一部片,跟院线谈合作的时候首先要看它的排期。比如说,‘正东’有一部片想在暑期档上映,然后我们可能先找新宝院线,但发现新宝已经在暑期排了一部周润发的电影,那我们这部片再挤进去就没有优势了,然后如果其他院线比如嘉禾肯给我好的档期和足够的戏院,那我们一定会选择嘉禾。然后下一部片,我们想找嘉禾,但他们只肯给我们25家戏院、而新宝肯给我们40家的话,我们当然又回去选择新宝都是随性的,制作商和发行商是一个共同盈利的导向。”
【幕后团队:多年坚持用原班人马】
崔宝珠: “我20年前进内地后最早是跟北影合作的,他们也提供了一批工作人员给我,经过挑选后,所以团队是信得过的。他们在电影拍摄期间,确实有良好的职业素质,很多细节也都精益求精,甚至可以说他们在对古装历史题材的考究和驾驭能力上,是比我们香港人还要好的。
当然,那时候《方世玉》的幕后团队不全是北影人员,我也另从外面找了一个制片组帮忙,但他们同样不错,所以《方世玉》是集合了一批优秀的内地团队。事实上,有了这一次合作,我对他们都相当放心,所以‘正东’后来拍的几部戏,只要条件允许,我都尽量找《方世玉》时的原班人马,而他们大都也愿意回来,这样的合作维持了很长时间,后来李连杰去好莱坞了,我也留在香港拍本土题材,就有一段时间暂停了合作,直至《霍元甲》再回国内拍,我才重新把他们都找来帮忙,那时候有些美术老师已经退休了。”
李连杰:“ 92年、93年拍《方世玉》的时候,有很多农民工来剧组帮忙,当时给他们25块钱到30块钱一天,而拍戏期间我们每天在现场起码动用一两百多个农民工。2005年我拍《霍元甲》的时候,那些人很多都成了百万富翁,自己带着发电车、灯光车或者摄影助理过来,个个都这行的精英!但他们见到我的时候,都管我叫老板,说:‘老板回来开戏了,你就给我以前的价钱,我们是回来报恩的。’那些农民兄弟,现在都懂得报恩,所以我怎么能不懂报恩呢?”
【版权买卖:分次签约赢长期利润】
崔宝珠:“‘正东’从91年拍到95年的几部戏现在还在卖版权,为什么呢?譬如这些影片卖到各地区的时候,我们跟片商、电视台、音像商这些可能先签不同年期的买卖合同,年期到期后,他们觉得能赚钱,就会过来说‘我们不如续约。’然后又开始谈新一轮的价钱,这次又续约,然后过了又来续约……从来不是一次性的,发行是持续的, 所以正东仍要继续运作下去。
当然,版权价怎么定取决于对方要求,譬如有些人可能只要电影版权,有些人就想‘一条龙’全买下来,所以近年我们更愿意选择后者,因为这样他们容易掌控,而且因为做生意久了,我也会给他们多些优惠,比如在电视台放或者租影碟,都是象征式收一点版权费,不会像过去那样把价钱定得太高太死。当然现在‘正东’影片的外埠版权收入也越来越少了,因为卖了好几次。”
【片商合作:不同伙伴有不同配合】
新峰(杨登魁)
崔宝珠:“‘正东’也跟台湾片商有过合作。当时有个老板叫杨登魁,他想找李连杰帮他拍戏,所以就投资了《洪熙官》,我们收了他的钱就帮他制作,等于是给他打工的;后来《洪熙官》的票房还不错,杨登魁就再找李连杰跟他拍《鼠胆龙威》,但这部片我就没参与了。”
李连杰:“‘正东’成立的时候杨登魁帮过我的忙,《方世玉》他也有份投资,后来我去台湾宣传《方世玉》也是他推动的。《洪熙官》的钱都是杨登魁出,崔宝珠就用了‘正东’的名字给他制作;至于《鼠胆龙威》,我就是只做演员,没有出公司的名字,是台湾那边委托‘王晶(微博)创作室’来制作的,然后你会看到《鼠》的制作公司一家是王晶,另一家就是杨登魁的‘新峰’。”
安乐(江志强)
崔宝珠:“我跟江志强最早合作是《卧虎藏龙》,当时一开始是徐立功和李安共同启动这个项目,也一起筹备了一段时间,后来江志强才加入,然后他再找到我,才变成最后的组合,其实我是后半段才参与的。
虽然《卧虎藏龙》在制作上可能给人的感觉比较偏好莱坞,但我就没有这感觉,因为我都是按照以往的经验统筹运作,甚至影片本身的预算还有些紧张,毕竟华语片当时在美国没什么市场,所以我作为幕后,觉得《卧虎藏龙》在制作条件上跟好莱坞模式区别是很大的。
合作《卧虎藏龙》期间,我发现李安是一个很尊重制度的导演,从来不会让监制头痛,因为他总会提前把几个月的日期表排出来,然后严格按照日期表的时间拍戏,中间可能会有两三场戏不能随预定时间完成,但他第二天也会很及时地补上,总之他是一个很重视‘准确性’的导演,反而在《卧虎藏龙》上我学到不同的制作方式。
后来我还跟安乐合作了《霍元甲》,这部戏主要是江志强和李连杰共同投资的,我也参与了监制工作;不过《杀人犯》就不是我拍,只是挂了‘正东’的名字。”
大地(岑建勋)
崔宝珠:“之所以参与《孔子》,是因为受了大地电影公司邀请,而且我本身跟岑建勋也比较熟。当初是大地电影公司与胡玫导演发展这项目, 岑建勋问我是否有兴趣当监制, 我看过胡玫导演拍的《雍正王朝》,很喜欢这部剧,所以对她很有信心。加上我对塑造孔子这个人物也很感兴趣,所以最后就答应了。
作为监制,《孔子》在筹备之初给我较大压力的是找演员,尤其是找扮演孔子的演员。其实我们一开始也考虑过几个演员,但始终觉得不合适,而周润发是我提议的,胡玫导演最初对此还有些犹豫,我就跟她说:‘不如你去香港见见发哥啦!。’他们谈的非常愉快,最后就达成合作了。”
海外(韩国资金)
当时有一位韩国片商跟我很熟,他来香港买片,他想尝试在香港拍两部小片,我就答应‘正东’负责制作,主要是他来投资。刚好有个导演, 他有一个《邪教档案之末日风暴》题材,我们选用了这个题材, 后来这部片拍完后票房不是很理想,所以第二部戏也没拍成。”
(责编: 温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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