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晨报记者 彭骥
第69届威尼斯国际电影节九人评委团,陈可辛以惟一的华人面孔出现,也是本届威尼斯电影节最具代表性的中国电影面孔。来到威尼斯的第四天,陈可辛在下榻酒店接受晨报记者越洋电话专访,谈作为电影人的创作思考,及威尼斯电影节此行始末。
水城评电影,好似夏令营
晨报记者(以下简称记):你之前受访,不认同把马可·穆勒的卸任和这次华语片的零入围挂钩?
陈可辛(以下简称陈):马可是个懂电影的人,作为一个电影节的主席,他不至于去偏袒哪一个国家的电影,只有说他心目中的好电影才会受到邀请。我一直觉得,电影和电影节的缘分,有很多天时地利人和,不能因为哪一家没有入围,就出现那么多议论。我不太同意把电影的入围,与某个个人紧密联系在一起。电影是一个很主观的东西,不管什么电影节,好电影会入围,也免不了有不好的电影入围。电影也是一个很娱乐的东西,电影节也就是娱乐的聚会,没必要过于认真,我不主张把电影文化放在一个很严肃的位置。其实每个时代都有变化,我们不能永远去缅怀哪个年代,我们能去电影里面找情怀,但在现实生活中,我们不能强求说以前是怎么样的,现在就要和以前一样。
记:什么机缘促成这次来当评委?
陈:我和马可是很好的朋友,但电影节请我来当评委,是在他卸任之后,他们很早就跟我联系了。大约是4月,我在北京筹备新片,阿尔伯托主席来北京跟我聊做评委的事,我和公司想得更多的是,到时候能不能拍完电影。我当时关于影片的拍摄和当评委,是打了个如意算盘的,结果因为很多意外,开机时间一挪再挪,但我又答应了当评委,这就促成我提前把电影完成。我很久没有试过不是拍电影而在一个地方呆那么长时间,我在香港都很难一次多过七天。这么长的时间,我就当它是个夏令营,当它是修心的好机会。而且来威尼斯当评委,对我来说,不存在倒时差的问题。北京和威尼斯时差6小时,我们这些电影圈的,基本都是夜猫子,到威尼斯调整下健康生活,没准反而对了。
记:你与海外电影节一向走得不是很近。
陈:我做电影的目标很明确。在我看来,电影节本身有两个功能,一个是商业上工业上的交流,你看这次威尼斯电影节都新设了交易市场;一个是纯艺术的交流。我很多片子走的是商业的那条路。比如,我就没想过让《血滴子》参加威尼斯电影节来做个宣传什么的,就算罗马电影节(注:新任主席马可·穆勒)也赶不及去。但这无所谓,我很明白我们指向的目标是什么,它不会是在电影节上。
一天两部片,看别处生活
记:其他评委对中国电影的兴趣在哪?
陈:其实我们之间不熟悉,我并没有看过很多人的作品,这几天和其他评委常聊天,聊得很开心,我们看完电影一路谈一路交流,我很惊喜,因为我们对一些电影的意见颇为一致,我感觉很幸运。电影节上的影片,和红酒一样,也有好年份、差年份;看这次电影节的入围名单,我很幸运,我遇到了好年份。一天看两部电影,不会闷的,人还能保持得很有精神。
记:威尼斯电影节的艺术片有很多。
陈:我并不是电影节艺术片的粉丝,有时看艺术片,我也会看着看着睡着了。这次我会休息好,不会让自己当场睡着。更重要的是,我是抱着一个学习的心态来的,平时我们没有那么多时间像个观众一样去看电影,心态不那么纯粹。其实看电影也是一种学习,就算未必喜欢,未必能明白,也看看别人是怎么拍电影的。
记:对其它国家、其它种类的电影,有好奇心吗?
陈:说到好奇,并没有。我们只是看电影。对我来说,刚刚拍完一个电影,就有了一个那么好的假期。看电影,不分哪个国家,我们是感觉,看看别人的生活。
记:如今的中国电影,能让人看出中国当下的文化吗?
陈:真的没必要把电影放那么大,对于这方面,我不做评论。就我来说,我只是有自己喜欢的点。比如这次拍的新片(《中国先生》),就因为有几个我非常喜欢的点吸引我,一个是集体回忆,一个是兄弟情怀,我更喜欢年轻的时候对人生的想法,并敢于去追问世界,究竟是我们改变了,还是世界改变了你?也没考虑过有没有当代性、现代感,就是觉得这是自己得心应手的,能够引发大家共鸣的。很久没拍现代题材,是因为最初来内地的时候有点不太敢,自己吓自己,总觉得有文化差异;现在过了这个阶段,克服了心理障碍,明白成长是共通的。也许你未必在那个地方生活,但那些贴近生活的细节,编剧可以提供,有共通的就行了。
记:很多评论家追问,中国电影该如何表现当下的生活实感?
陈:无解。电影是最玄妙的东西,如果有办法,也许电影就不会那么有魅力了。有些艺术家会觉得艺术是个很高的东西,但我觉得艺术没有多高,艺术来自生活,我们不能把自己看成艺术家,其实艺术就是得和普罗大众沟通,不管你是否比普罗大众更深入地去看人性或是看生活,但是当你把它拍成电影或者是用剧本的方法讲出来的时候,你都必须和观众沟通。这是我一向拍电影的原则,也是一部好电影的原则,不只是好,还要大家能够看得懂,因为我觉得人不分高低。在我这里,只有好电影和不好的电影,看得懂的电影和看不懂的电影,或者不够好,我确实很期待去看这些竞赛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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