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马巍
作家出身的德国导演克里斯·克劳斯(Chris Kraus)作品素来少而精,他的作品《四分钟》曾在2006年获得全球45个电影奖项,包括上海电影节的金爵大奖。今年,他作为评委再度来沪。虽然德国人素以有板有眼著称,不过这次采访却意外地坦率而愉快。克劳斯介绍的德国本土电影扶持系统,相信值得当前的中国电影借鉴。
《综艺》:这是你第二次来到上海,对今年上海电影节印象如何?
克劳斯:很难比较,因为角色不同。第一次我是带着《四分钟》来参赛,很紧张。今年做评委要放松得多,这次也有时间到处走走,感受一下上海这座城市。
《综艺》:相比你上次参赛时,对本届竞赛片的感觉如何?
克劳斯:其实我参赛那年没怎么看其他电影,日程紧,获奖后也很激动。至于今年的影片,目前我们还在评审中,我不好说太多。(编者注:采访时电影节正在进行)我觉得今年竞赛片的情况不太好总结,片子的气质真的挺不同。老实说我们评委会现在意见也不统一,恐怕得经过一番争论才能决定奖项。
《综艺》:你对这次参赛的三部华语片印象如何?
克劳斯:我对中国电影不太了解,虽然这次看了这三部,但我对中国独立制作和主流电影之间的区别仍没多少概念。之前主要还是看第五代的片子,张艺谋、陈凯歌[微博]对我很有影响,当然是他们早期的作品。后来了解就少了,香港的王家卫、杜琪峰知道得多一些,但对中国内地的导演不太熟,比如今年在戛纳得奖的贾樟柯[微博],我也只是听说他的电影很棒。其中有些是我们自身的原因——华语片主要在艺术院线放映,而德国的艺术电影系统正在崩溃,很多影院既小且旧,经营压力很大。年轻人也越来越不爱看艺术片了,我女儿也只是偶尔看看DVD。我自己去艺术影院,看到观众的头发大多是灰白的。
《综艺》:但这些年德国有不少新人文艺类电影在国际上取得成功,比如获得奥斯卡的《窃听风暴》,还有你的《四分钟》。
克劳斯:这跟德国电影的体系、结构有关。德国电影的一大特点是对想尝试拍片的新人扶持力度很大,新人很容易获得资金和自由度去拍自己想拍的电影,来自市场的压力不那么大。
《综艺》:这是怎样做到的?想拍电影的年轻人一定很多。
克劳斯:是,德国有很多电影学校。本土电影的扶持主要靠政府和相关基金。除了国家,每个州也都有相应的扶持政策。因此新人起步比较容易,但要持续拍很难。在德国拍电影很花时间,从筹备到完成往往需要3年。我筹拍《四分钟》时压力很大,因为我的第一部电影很成功,所以第二部很关键。能再接再厉当然好,如果失败,下次就很困难,因为第三部国家就不会支持了。
《综艺》:德国对本地电影的扶持主要是针对新人的头两部作品?
克劳斯:是的。因为很多新导演在拍了两部后就被电视和商业电影挖走了。此外从政府的角度,投纯新人的项目更便宜。以《窃听风暴》为例,他们当时大概有150万欧元,这点钱在欧洲太少了,很多工作人员都没拿酬劳。如果按正常情况,预算恐怕要高6倍。话说回来,导演现在要再找这帮人恐怕也得多花6倍的钱了,因为大家一起患难过,现在也都成功了。这就使得新导演拍第三、第四部时会遇到很大困难。目前德国每年生产的电影里,大概有6成都是新导演的第一部或第二部作品。这个比例高得反常,美国可能也就10%。
《综艺》:这个体系确实很有特点,你怎么看它的影响?
克劳斯:我觉得有好有坏。好处是能不断给电影业带来新鲜血液和活力,弱点是很难做大,因为很难长期积累下去,好像永远都是新人在撑场。加上德国电视业很发达,我们常说就像旁边有个电视这个吸血鬼一样。对年轻人来说,电视这个吸血鬼还是很诱人的,坚持做电影真的不容易。
《综艺》:这个体系的出发点是否可理解为是给每个人以平等机会,但最终只有最优秀者才能脱颖而出,持续拍下去?
克劳斯:竞争当然是有利的,德国的电影学生在世界上是出了名的能得奖,包括奥斯卡的相关单元,我们也是获奖常客。我们的电影教育系统是欧洲领先的,电影学校从政府得到很多赞助——我们有七八家国资支持的电影学校,法国只有1家,整个欧洲大概也就24家。
《综艺》:在本地电影的这套扶持系统中,柏林电影节扮演着什么样的角色?
克劳斯:德国的电影主要还是靠政府和基金,柏林电影节扮演的角色很具体,坦率说也仅此而已。当然,柏林仍是欧洲最开放的电影节之一。
《综艺》:你的《四分钟》或许是上海电影节选过的最优秀的影片之一,非常有德国质感。但德国电影的这种文化内向性是否影响了其在国际上的传播?
克劳斯:这我不太同意。《四分钟》和《窃听风暴》拍竣的时间差不多,最初的反响都不好,很多电影节都不要——真的,我们当时都算失败者,柏林都拒绝了我们。后来《窃听风暴》去了洛加诺,反响也一般。我得到了参加上海电影节的机会。两部电影都是渐渐获得了口碑和市场。我们后来卖出了50多个国家的版权,《窃听风暴》卖出了70多个。所以我觉得:即便是看上去很不商业的电影,并非就一定不能获得市场成功。我认为事前不用考虑什么票房或是电影节,因为你永远不会知道一部电影的未来,更别提掌控了。
《综艺》:你是说德国导演在创作时,不会受到市场或其他方面的影响?
克劳斯:至少我不会,我现在还是尽量去拍自己喜欢的电影,用自己喜欢的方式。因为我之前的经验告诉我琢磨那些根本没用。《四分钟》在上海那年,评委会主席是商业大导吕克·贝松,但他喜欢这部片,不但给了我们大奖,他的公司还买了法国和北美的版权。
《综艺》:当时为什么选择了上海电影节?
克劳斯:其实是上海选择了我。其他电影节对我的电影都不感冒,上海是第一个向我们发出邀请的A类电影节。其实这也是我刚才想说的:最初我们觉得自己拍了部很德国的电影,结果本土根本不认可我们,没想到转向国际后反而取得了成功,只能说是好运。我的第三部片预算比前两部大10倍,有1500万欧元,但最后的结果反而一般。我从自己的经历中学到的就是:你的电影可能会赢得观众,可能不会,重要的是你永远无法预知,所以安心拍自己的电影就好。
《综艺》:本地市场的反响对德国电影有多大影响?
克劳斯:当然会有些影响,但德国电影在海外还可以。再说新人电影往往都是政府在投,所以我们感受到的来自票房、好莱坞的压力不大。我们对来自电影节的压力可能更敏感些, 因为牵涉到很多实际问题。比如德国有很多扶持文化的基金,如果你在国际电影节上得奖就能拿到钱。但有时我们德国人做事很死板,比如你要是在A类电影节上得到大奖,就能拿到很多奖金,但问题是无论是戛纳还是上海的大奖,A类节的奖金基本一样。所以大家都对参加电影节热情高涨,每年也有很多电影想来上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