冯小刚发言
现场
杨晋亚/文 张大伟/摄像
新浪娱乐讯 10月21日，第一届中国电影投资高峰论坛在海口观澜湖举行。导演冯小刚[微博]、陈国富、何平[微博]、文隽[微博]、孙周[微博]、李杨、金成洙，编剧束焕、芦苇、汪海林、董润年[微博]，电影公司大佬王中军、王中磊[微博]、江志强、王长田[微博]等出席活动。
多位电影人就“商业环境中电影的艺术追求和文化责任”展开讨论。导演何平指出现在中国电影最大的问题在于没有文化特质，他痛批了项目经理型的导演；冯小刚表示自己拍《我不是潘金莲》是一次逆流而上，他提出导演的工作就是不跟随潮流；编剧束焕认为中国电影是在讨好观众，越来越没有底线；陈国富发问到底什么是观众，他指出电影人进入了一个把观众想象得愚蠢而没品位的误区；汪海林透露如今的编剧都在和会计聊剧本，电影公司丧失了创新的勇气；文隽分析了国庆档的市场形势，再次提出电影分级制的必要性；导演孙周则认为，在资本市场出现追赶潮流、迎合观众的情况并不奇怪，他还肯定了郭敬明[微博]是一个爱电影也在认真做导演的导演，但中国电影的问题不在于出现了郭敬明这样的导演，而在于没有产生更多的李安。
第一问：中国电影问题的症结是什么？
何平：中国电影的问题就是没有文化特质，变成了服从规则，服从市场的规则、投资人脑袋里的规则、营销公司的规则，创作人变成了规则的执行者。我要批评圈子里项目经理类的导演，他们变成了规则的执行人，离开了自由创作最根本的东西。
如何在商业背景下坚持我们的文化特质是值得讨论的，最重要的是我们的创作人有没有自己的世界观，一个好的创作人要有自己基本的世界观，我们不是其他世界观的执行者。现在很多作品我不认为创作者和制片人有自己的世界观。
孙周：大家不约而同地看到同一个题材，第一个反应都是这个卖钱。资本市场唯利是图，这也没有什么错误。但是在文化这方面，我们怎么样去坚持中国导演的风貌，在这样的环境里确实是我们要去想的。前一阵子我们在讨论《小时代》，郭敬明的这些片子，我很认真地去电影院看过，我发现他在做电影时很认真啊，我不认为他不爱电影，我觉得他很爱电影很认真，从第一部到第三部他的变化非常大，电影学校刚毕业的不一定就比他强。在现在一个环境里产生郭敬明很正常，我们应该问这个时期为什么不能产生李安这样的导演，这反而是不正常的，更多的问题在这里。
束焕：有一段时间我们关注小镇青年，关注三四线城市青年，但我去发廊理发，发现质量很差的电视剧他们都看得很高兴。冲着这部分观众，电影质量会越来越差，越来越没有底线。大家都在聊怎么样才能迎合潮流，讨好观众，我成了特别主流的声音。编剧界一直在声讨郭敬明，因为他抄袭，但是他有很多粉丝，粉丝会形成舆论，而且他赚钱了。这个笑贫不笑娼的氛围，让人觉得这是对的。最近郭敬明不太淡定，可能是因为他的票房不太好。票房的成功可以让他藐视一切，包括行业的操守。
汪海林：为什么我们的资本在选择我们看来最low的剧本？以前我都是面对导演谈剧本，这些年我是面对会计谈剧本，各个公司都是跟我算账，问预估票房是多少，有时候算完说肯定不赚钱，就不上了。现在我们在用财务思维做电影，很多公司都这样。我知道上市公司有财务压力，这往往是大的电影公司很大的危险所在，丧失了创新的勇气。很难得像华谊兄弟[微博]会拍《我不是潘金莲》这样的影片，这些本身是有电影的价值的。
从剧作的角度来讲，现在导演害怕市场接受不了，怕中国观众看不明白，要求剧作越来越简单化。迪士尼的片子都是两套反派阵容，针对青少年儿童的结构尚且如此复杂，我们的剧作结构反而越来越简单。这种情况不能完全怪编剧，投资人要敢接受复杂的。
第二问：迎合还是逆流？导演怎么做？
冯小刚：《我不是潘金莲》完全不在潮流里面，当初和中军中磊商量这个电影，他们俩都是毫不犹豫的。我们一起做电影，有过几次这样的情况，《集结号》，《1942》，《我不是潘金莲》，这些都不是流行的题材。但是我们现在尝到了甜头，我们原来要在国庆档上，我们发现《我不是潘金莲》首先占了一个优势，它不是同质化的，不和任何一个题材撞车，我们是独树一帜的。在这上面我们有心理优势，选材上的优势，这其实是一种胆量，一种对市场的所谓远见。
我希望电影的创作人员，能够更多的去想我能给大家一些什么，是过去没有的。今后的潮流会越来越快，所以必须不跟着潮流走，这是导演要做的。算计哪个更赚，这是制片人去想的。导演编剧就是要想和大家不一样的。
束焕：我同意小刚导演说的，去引导观众，甚至冒犯观众，坚持自己的东西。
何平：现在规律有点反了，市场需要什么我们就去做什么。我觉得所有成功的经典电影，都是以它的独特性诞生，有一帮喜欢它的人，找到了它在市场上的出口，我们需要这样的人。我们好的电影并没有被用最好的方式推广到市场上，建立起观众的审美。现在的电影都在拉低观众的审美，就在死的边缘了。
李杨：现在中国电影虽然票房很高，发展很快，但是确实到了一个关口。一方面逼得何平导演把自己作品的链接放在网上，另一方面所谓ip又蓬勃发展，甚至有电影大老板说不需要导演了。不管是多么高科技，李安的120帧还是张安的260帧，都离不开讲人的故事。世界怎么变，只要人来存在一天，就离不开人的故事。只有人的故事能打动观众，这才是真正的潮流，并不是几个鲜肉在那里站一站就可以。扎扎实实把我们中国故事讲好，这样才不会同质化。小刚导演拿了一个国际大奖，用一个讲中国的故事，获得了全世界的认可，这提醒我们要踏踏实实讲中国人的故事。
第三问：迎合的是谁？观众到底是什么？
陈国富：我们在考虑商业行为时，总是在假设观众，但是观众在哪呢？是谁呢？你是一个很有经验的制片人，就真的掌握了观众的观影习惯吗？我们在开发项目的时候，总是不断地提到观众，说最近的观众有个什么取向，但是没有一个观众可以拿来参考。
我们进入了一个误区，或者说陷阱，我们总是把观众想的比我们愚蠢、比我们没品位、比我们好糊弄。你以为你懂观众，你其实是有一种傲慢的，有一种凌驾于上的感觉。我习惯把观众想象成和我一样的要求，不管是对于剧情还是对于表达的手法啊，或者对于细节的规格，有的时候我会把观众想的比我更有要求。
汪海林：我反对只针对年轻人拍电影，我们国家的60后70后生育高峰有2亿人，90后是1亿人，00后更少，我们现在针对人最少的群体拍电影，这非常危险。我的父母七八十岁了，他们每个月看一场电影，我们要保护他们，要把他们留住。希望我们去拍全民电影，不要只拍小孩电影。
百花奖向粉丝低头是不可理喻的，小鲜肉有他存在的价值，但是卖肉的市场和我们的是两把事。大公司要坚持自己的文化立场和品格。美国今年才给小李子最佳男演员，就是因为人家有一个专业标准，不是按照粉丝，不然人家十年前十五年前就可以拿奖。我们的坚持不够，很多情况下我们在放弃。
第四问：如何看待今年电影市场大盘下滑？
文隽：小刚导演的《我不是潘金莲》没有放在国庆档，我第一个微信就发给于冬了，说你们《湄公河行动》肯定是最大的得益者，果然《湄公河》成绩最好。这次国庆档四大片是四个类型的，有动作片，还挂上主旋律，但是我们香港导演怎么会拍主旋律呢，不过是拍成商业化。《从你的全世界路过》是典型的爱情片，两部片子分别拿下了男女观众。郭敬明的是粉丝电影，他的基本盘没错，他其实也达标了。王晶[微博]的喜剧，如果不挂上王晶的名字，估计能多卖一个亿。前两年的《心花路放》做的好也有八九个亿，但是王晶做得不怎么样。所以今年的盘比去年低，因为喜剧的部分失误了。
何平：最大的塌陷不是在市场，市场可以拯救，最重要的是没有文化。
第五问：欧美日韩有什么经验可以借鉴？
何平：好莱坞的作品为什么能打遍天下无敌手，因为它有一个最让我们嫉妒、我们做不到的就是，好莱坞的团队来自世界各地，有不同地区的文化背景，所以他们的产品自然而然带有不同文化基因，他们文化方面的DNA很多样化很全球。我们的问题在于我们的文化负载体大部分都是中国人，我们要全球化是一个非常困难的事情。我个人认为文化特质保持最好的是日本电影，始终坚持这一点，而且有传承，不管现在多么年轻的导演都会坚持。韩国这两年学习好莱坞，在坚持方面越来越不行。
束焕：在我看来韩国电影超过了日本电影，因为类型特别清楚，对观众的吸引力也特别明确。韩国导演在关注观众对什么不满，在找他们的痛点；而我们似乎总在讨好观众，生怕观众不高兴，把观众求进电影院。有了这个心态，电影质量会越来越下沉。
好莱坞电影就两个核心，一是我是谁，每个人在找自己，逼着你写人物。二是爱拯救一切，这是三观问题。我们要先解决三观问题，比如对于资本对于票房对于钱什么态度。
文隽：好莱坞有《变形金刚》也可以有伍迪-艾伦，这是分类。向好莱坞学习，起码有好几种类型在审查方面要开放。惊悚片犯罪片情色片的审查，中国市场要想进一步的话，在审查方面必须有分级制度。
冯小刚：远的不用学，咱们先学学近邻。我和韩国团队合作了三部片子，他们做的爆破、地震这些安全性极高，可操作性极强，而开出的价钱只有好莱坞的五分之一。中国现在说什么都是电脑特效，如果全是电脑特效，是很假的。
(杨晋亚/文 张大伟/摄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