导演许鞍华
今年的7月1日，是中国共产党建党96周年也是香港回归20周年，作为香港回归20周年献礼之作，《明月几时有》将1940年代的香港热血抗争史呈现银幕。拍惯文艺片的许鞍华“转型”拍热血动作片，是什么原因让她做出大胆改变？许鞍华表示是因为这个题材戳中了感动点：“很少可以一个人默不作声地替别人做一些事，明知道自己没有回报的也会做，这已经很感人了。可是如果很多人一起去做，我就会觉得更感人。”
看了二百多个东江游击队故事
华商报：《明月几时有》是个有真实人物原型的电影，导演为什么选择拍这个故事？
许鞍华：它其实有两个故事作为基础。一个是沦陷初期，把留在香港的有名的文人（茅盾、邹韬奋等）拯救出沦陷区，我选择这个故事是因为我觉得这是个庞大的东西，大家互相都不认识，也没有大的组织，但能很成功地进行一场营救活动；另一个故事是讲一个叫方兰的小学教师和她的母亲，当时方兰慢慢成为东江纵队的队长，妈妈后来也变成四区队长。方兰的母亲很支持抗日，她有一天在送情报的时候被捕，大家想救她但又没有办法，方兰的母亲不是一个普通妇女，而是在重要关头成为一名烈士的人。在我看完二百多个讲东江游击队的故事后，我还是觉得这两个故事最感动我，我就想办法在剧本方面把这两个故事连起来，最终变成一个故事。通过这个故事，大家可以知道当时一般市民的生活，以及营救工作的状态是怎样的。反正特别感动。而且很少可以一个人默不作声地替别人做一些事，或者是自己没有回报的他也会做，已经很感人了。可是如果很多人一起去做，我就会觉得更感人。感人是很主观的事情，感动我，可是未必大家都感动。
华商报：你是怎么接触到这个题材的？
许鞍华：是林炳坤监制提议我拍这样的题材。其实之前已经有人叫我拍他祖母，说她是东江游击队的一员，开一间杂货店得了失眠，因为她晚上都不睡觉。我看了她108页的口述历史，他们说有三百万港币用来拍这部戏，我说可能钱不够，你还是要留着这个题材，你一拍年代戏就是需要很多钱的。接着再找我的就是林炳坤，我就立刻答应了，我感觉有个调子特别能代表香港人的精神，像武打片、功夫片，他们都是普通百姓，他们能做这个事情就算是牺牲也没有什么英雄感，他们不会觉得自己很伟大。我觉得这个可能是香港文化的传统，就是用搞笑的方式来表现严肃议题，我就觉得可能拍出的效果会不太一样。
华商报：所以你觉得也是拍一种侠义的精神？
许鞍华：对。因为对香港人来讲，侠客与武打不是假的东西。就是帮助人不需要回报，香港人的守望相助，我不是说其他地方没有，但一开始难民来香港，不是亲戚朋友，也让很多人睡在家里客厅，因为他们无意识地感觉特别同情他们（难民）。
从每个人物的本身出发
华商报：《明月几时有》有一个大的历史背景，又有历史的人物原型，把他们移植到剧本里面，人又是小人物，是不是有一定难度？
许鞍华：我不是从两个角度来拍这个戏的，我是完全从这些人物本身的角度来拍的，每一个故事都从这个人的观点来拍的。不是从宏观来讲这个故事，所以每个人物都是从他们的观点来拍，加起来就会变成一个复杂的观点，或者每个人都不一样，可是他们的共性是都是抗日的人。这就是这部戏进展的逻辑，其实很简单，我不是说历史，只是说在历史里面每个人的经历。还是从每个人物的本身出发，我不会两个角度一起讲。
华商报：这次从普通小人物关注到历史人物，会不会有叙事方面的改变？
许鞍华：会！如果拍时装戏讲现在的香港，或者现在社会中的人，我不用做那么多资料收集，而且做资料收集找年代小事和日常生活，比找历史事件更难，有些还要想象。
华商报：这个题材对于内地观众而言有点陌生，但对香港的年轻人是不是也是？
许鞍华：估计也会。香港有东江游击队这件事差不多在抗战70周年才浮出水面，以前他们只是（恍惚）听过，但一般人都不知道有游击队在香港，而且对他们的事迹是不知道的。
演员要把现在当成那个年代
华商报：你是如何让演员靠近不属于他的那个年代的？
许鞍华：他们就当成现在是那个年代直接演，不过有些话和动作是那个时代的人绝对不会做的，就不做与那个时代不符合的东西，可是如果两个时代都符合就照做。
华商报：你觉得周迅这次会为观众带来怎样的惊喜？
许鞍华：反而有点返璞归真。她演那种歇斯底里与特别敏感的人做得特别好，或者是特别飘逸的角色，或者想法异于常人的角色，再加上她飘逸的外形，你会觉得她有那种感觉。
华商报：彭于晏给大家留下的印象都是那种很幽默、热血澎湃的男生，他在戏里戏外都一样吗？
许鞍华：我觉得他和周迅都保留了那种没有经验的人的纯真，同时也是一个想东西很成熟的人，其实他们三个（周迅、彭于晏、霍建华）都是，他们可能比我想得还要多和好，只是没有表现出来，这应该是最高境界。霍建华也同样，我第一次见他感觉和戏中不同，他会傻傻地说我也不知道啊导演，我觉得这一点很可爱，我觉得他可以在戏中保留说不出来的傻傻的感觉，不是典型的油滑的（特工）感觉，我感觉这样很好。
华商报记者罗媛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