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十世纪八十年代以来，华语电影在国际上频获大奖，在去年的戛纳电影节上，三部华语电影捧走了四个奖项！最近，李安的《卧虎藏龙》又锋芒直逼奥斯卡……与这种荣耀极不相称的是我们的电影市场日益萎缩，随着加入WTO的日子一天天临近，华语电影已经到了生死存亡的关头……　　

　　不久前，权威英文杂志《视与听》评出1981年以来41部世界最佳电影，中国两岸三地共有10部影片榜上有名(它们是台湾导演侯孝贤的《悲情城市》、《好男好女》，杨德昌的《牯岭街少年杀人事件》，蔡明亮(图右)的《爱情万岁》；香港导演王家卫的《重庆森林》，内地导演张艺谋的《大红灯笼高高挂》、《红高粱》、《菊豆》以及陈凯歌的《霸王别姬》和《黄土地》)。西方业内人士由此预测21世纪华语电影将成为世界电影的主流。最近，王家卫、杨德昌和李安的新片又在国际间大获好评。但这种辉煌似乎与日渐黯淡的电影市场恰成反比。您是怎么看这种矛盾的情形的？

　　黄：大陆的电影市场很艰难，已经到了一个死点。比起其他领域的改革，电影这一块最封闭，我们从来没有把电影定位在一种文化产业上。改革的进程很漫长，各领域改革的进展也很不均衡，电影可以说是计划经济旧体制残留的最后一片绿洲。作为一门产业，我们的电影市场做得很不彻底。1999年，由于美国轰炸了我驻南斯拉夫大使馆，自5月始的半年里国内就停映了美国电影。按说没了美国电影这一年我们应该做得很好，为什么我们的票房还是打了败仗？

　　据官方公布的数字，1991年度总票房是23.6亿，此后逐年下滑，1999年国产片全年的产量是102部，但票房不到9亿，而维持全国电影再生产的生死线是10.5亿。按理论概率，大陆电影市场如果做得好，80亿不成问题。如今这么萎缩就没有人来投资电影了。2000年市场依旧惨淡，令人寒心。

　　困难的是，我们至今并未建立全国电脑联网的票房统计系统，拿不出一个准确的票房数据，没有形成产业化的管理。体制改革在电影领域里走得太慢了，有时甚至走一步退两步。现在金融、电讯领域的改革走得多快啊，那种速度在电影这一块是不可想象的。入世后，整个挑战迫在眉睫，不调整也得调整。好莱坞为拓展其中国市场，早就在谋划并步步为营了。看来我们的电影只有到了死点才能引起震惊。

　　《卧虎藏龙》刚刚获得了奥斯卡奖10项提名，您怎么看？您认为下个月它在奥斯卡胜出的可能有多大？

　　黄：《卧虎藏龙》如此走红，但它是否代表了中国本土文化？能否体现华族本土文化不可替代的特点和深度？《卧虎藏龙》其实只得皮相，却失落了中国武侠文化里的侠义精神，仅仅是好莱坞打的一张中国牌。剧本有很多硬伤，人物失诸平面、类型化。作为一部新武侠片，它更多地停留在技术层面，在将数码技术和传统特技糅为一体以开掘武打魅力上是有新意的，但所制造的不过是视觉的奇观，是美国人眼里的中国式的西洋镜。李安真正的杰作是三部曲《推手》、《喜宴》和《饮食男女》，它们对传统久远的中国式父权展开了种种揶揄和嘲讽，堪称中国父亲三部曲。后来的《理智与情感》、《冰风暴》和《卧虎藏龙》，则无非是对好莱坞无奈的迎合，抑或只是功利性的妥协。李安现在的荣耀仅仅是属于个人的，因为《卧虎藏龙》的成功对台湾本土电影局面的改观不能起到任何作用。这是一次苦涩的倒退。表面的荣誉只是一个肥皂泡，背后是美国八大公司的利益，大陆的合拍公司所起的作用是微不足道的。我认为它不太可能得到奥斯卡最佳外语片奖，最多只有三成可能，最佳外语片的得主很可能是丹麦影片《黑暗中的舞者》。

　　杨德昌的《一一》呢？我听见几位非常挑剔的年轻导演盛赞这部片子，而且它在国际上也非常引人瞩目，获得了多个电影节的最佳外语片奖。

　　黄：《一一》我还没有机会看到。杨德昌是台湾新电影的主将之一，他的《恐怖分子》和《海滩的一天》是非常杰出的，呈现出清新的现代人文蕴涵，近期作品则较时尚化并向年轻人靠拢，其新作值得关注。

　　王家卫的《花样年华》在海内外都获得了极大的成功。

　　黄：《花样年华》拍得很聪明，其中有浓郁的怀旧情结。欲爱不能爱、道德制约的故事。梁和张的床戏剪掉了，目的就是要他们之间根本没有一点肉体的东西。他们处在道德自守的角度，很苦闷，中国封建道德桎梏下不可逾礼的东西，包装得非常时尚(如上海式旗袍)、非常好莱坞，深度有限。礼教约束、自我压抑的主题五四以来一直就有。但它有助于香港本土电影市场的发展，它毕竟不是为好莱坞拍的。

　　您经常在国际上走动，您觉得华语电影最吸引西方人的是什么？是武打功夫，是古老的东方景观、器物和情调，还是人性本身的力量？

　　黄：西方人看中国和中国人看西方一样。他对你陌生时什么都能蒙住他。《卧虎藏龙》是武侠文化的皮相吸引了他们，真正吸引西方的是华族本土文化底蕴及其人性的深度发现，比如《城南旧事》，写乡愁，写怀旧，开掘了人性的深度，有浓郁的东方味道，而李安的三部曲也具有恒久的艺术魅力。某些魅力是昙花一现的，《卧虎藏龙》就是。一部还可以，三部就会倒了他们的胃口。中国式武打功夫是美国影片里没有的东西，只有皮相，不涉人文精神，真正打动他们的是我们的侠义精神，是蕴藏在其中的东方美学和华夏文明，这才是恒久的魅力。

　　您认为大陆、台湾、香港电影各自最大的优势和魅力、最具竞争力的特色是什么？

　　黄：台湾电影保留了很多中国古典的文化，也有日本殖民半个世纪的影响，经过六十、七十年代的发展，一直到侯孝贤、杨德昌、李安、蔡明亮、林正盛、黄明川等，从他们的创作脉络上看得出华族文化一直在向前发展，并且不断在现代、后现代的文化空间里找到新的生长点。

　　香港电影长期以来缺乏国家文化的身份，它在中原文化的边缘生长出一种草根／平民文化，带有岭南地域风情特色，是既多元又富于民间性的，接近普罗大众的文化。它又善于借鉴好莱坞电影工业的长处，取得了电影产业化运作的经验，比如邵氏、嘉禾等都发展出一套东方好莱坞式的制片格局。他们在电影工业管理方面很先进。他们发展出了适合大众娱乐消费的新类型新模式。离开这个产业化的地基，任何艺术片、类型片都不可能生长。大陆电影目前从香港只学到了调侃和无厘头，真正有文化的优秀的东西，如徐克、严浩、许鞍华、关锦鹏、王家卫影片中最棒的、最具多元活力的东西，我们没有学到。

　　您对第五代的现状怎么评价？

　　黄：第五代的黄金时代已经过去。80年代他们有一个高峰，90年代渐渐滑坡，《风月》和《摇啊摇，摇到外婆桥》都体现了他们人文张力的某种失落和艺术立场的摇摆。虽然90年代后期张艺谋开拓出一个平民化的空间，但对他来说，《秋菊打官司》是一个他现在也无法超越的高度。第五代导演实现了几代中国电影人的梦想，把中国电影推向了世界。他们后来的某些调整和摇摆也是可以理解的。张艺谋、陈凯歌目前是江郎才尽，他们的闪光点、爆发点像喷泉一样，已经喷发完毕。到《幸福时光》已经有点惨不忍睹了。这个阶段可能是他们最困难的时候。今后他们会怎么走，谁都无法下断语。他们的锐气已经磨损了，但他们的二度崛起是可以指望的。不多久，他们和新生代会有一场角逐和较量。

　　我们的媒体一直在大张旗鼓地宣传美国和香港的娱乐片，我们引进的也主要是惊险刺激的商业电影，这对于培育一个成熟的多元的电影市场是不是一种障碍？

　　黄：当然是一个障碍。我们的艺术空间缺乏一种有力度的支撑。比如《横空出世》这么好的电影，市场没有接受，因为人们太浮躁。两代人上天，中国才能对世界说不。整个市场不能支撑这样有文化厚重感的东西。到处是《没完没了》的海报，北影却根本拿不出钱来宣传《横空出世》。当下的市场已经把观众的审美定位在游戏、消闲和调侃的“快乐原则”上了。但情况也未必一成不变。本月20日到3月20日，中影公司将在全国8大城市举办“奥斯卡经典艺术影片展映”，推出5部好莱坞电影。和过去不太一样，这次是以艺术片为主，如《美丽人生》、《弦动我心》和《总有骄阳》，后两部是《第六感女神》和《单身汉》，比较商业。前三部有的观众未必接受，但必须有这种驱动。电影市场的操盘手们已经意识到不能单向地把观众定位在一种趣味上。　　

　　您认为新生代中哪些人可以和张艺谋、陈凯歌较量一番？

　　黄：作为个人，新生代里目前还没有一个人可以和张艺谋抗衡。除了艺术的功力和人生阅历上的不足，还有一个原因就是资金。电影是靠钱堆起来的，新生代拿不到那么多钱。《苏州河》1997年开始前期筹备，1998年夏初就拍完了，仅用了不到100万，但直到2000年才拿出来，因为另外的100万迟迟不能到位。娄烨(图左)手里目前还有一个剧本《紫蝴蝶》，我看过，很好，将30年代的一个浪漫传奇演绎得很精彩，但需要资金800万—1000万，他眼下筹不到那么多钱来拍。

　　大陆的新生代已经有了十多年的成长历史，有了五六十部作品，媒体上报道的只有10来部，他们已经在国际上获了好多奖，如《冬春的日子》、《周末情人》、《小武》、《站台》、《邮差》、《苏州河》……《苏州河》非常出色，在德国一个礼拜的票房就把200万的成本收回了。贾樟柯的两部作品在欧洲反响已经很大，大名鼎鼎的法国《电影手册》主编专门采访了贾樟柯并且写文章大力表彰《小武》。我们对新生代扶植太少了。但新生代一定会成为张艺谋、陈凯歌之后再度为中国电影获取荣耀的群体。

　　中国加入WTO后，您认为最具市场竞争力的华语导演是哪些人？

　　黄：陈凯歌、张艺谋、张元、娄烨、路学长、王小帅、管虎、何建军、贾樟柯都很有希望，还有胡玫、李少红、宁瀛、张扬、施润玖。张扬非常善于走时尚与个性结合的市场路线，知道如何包装。异玛电影公司的罗异是一个美国小伙子，他没带一分钱就进入了中国电影市场。他是依托于西安电影制片厂，再去找银行和海外的投资。他找了一些年轻导演合作，拍健康而好看的电影，屡战屡胜，艺术、市场双报捷。这样的新人文生长点在电影产业化、市场良性化以后会有很好的前景，现在是像喷泉一样一小股一小股喷出来的。上海电影制片厂也在有意识地扶植自己的新人，吴天戈的《女人的天空》是轻喜剧，很有商业味，还有李欣的《我血我情》和李虹的《伴你高飞》等，形成“海派”新一族。台湾最有实力的还是侯孝贤、杨德昌、蔡明亮、李安、林正盛、张作骥等人。李安经过摸索，也会调整自己，某一个时期的游移，可能是生存的需要，暂时妥协不意味着全部的妥协。即使是《卧虎藏龙》，如果没有任何价值好莱坞也不会花那么大的力气去做。香港的王家卫、徐克、许鞍华、关锦鹏、王晶、杜琪峰、陈可辛、陈果等，都是可以期待的。华语电影一定会开拓出自己的空间。

　　李安在美国拍过《理智与情感》、《冰风暴》，吴宇森去好莱坞拍了《断箭》和《谍中谍2》，陈凯歌为美国公司拍的《温柔地杀我》也刚刚杀青。如果有更多人追随他们去了好莱坞，华语电影会不会陷入一种更加危险的境地？

　　黄：吴宇森、成龙、李安、周润发、陈冲，《卧虎藏龙》、《花木兰》、《尖峰时刻》、《龙旋风》、《纽约的深秋》……好莱坞为什么要打中国牌？因为他们对中国这块极大的电影市场垂涎已久。但他们的中国通并不能解决问题。《花木兰》不能迎合中国人的心态，打不过《宝莲灯》和《大闹天宫》。《大闹天宫》绝对可以打败《狮子王》。以前我们的水墨动画《牧笛》，可以说是全世界独一份，因为它是没有轮廓线的。成龙以前的电影里体现了中国人的侠义精神，后来他的电影本土色彩越来越淡，到《特务迷城》才有所扭转。香港学者已经提出吴宇森和成龙的危机，他们在美国只能拍美国投资者指定的电影。说句笑话，他们是不是梁山好汉被招安了？

　　当然，去好莱坞的人也是动机不一的。他们也可以去偷师。暂时降低段位不等于完全妥协。陈凯歌如果有一部片子在美国火爆起来，当然是一件好事。1979年，德国有两部片子在美国打响，一部是《玛丽娅-布劳恩的婚姻》，还有一部是《锡鼓》，美国人排成长龙去看这两部德国电影，史无前例。德国新电影崛起之前也是好莱坞电影覆盖德国市场，这以后，德国电影站住了，能与好莱坞抗衡了。

　　以您的观察和了解，今天的华语电影在国际上境遇如何？大陆导演一度寄望于先在国际上获奖然后打入国际市场，再返销到国内市场，奖是获了不少，但市场究竟如何？

　　黄：在美国，除非你被他所用，想打美国市场是做不到的。《花样年华》在欧洲可以，在美国就不行。要想进入美国市场，你就得先变成好莱坞。你若把李安等人在美国获得的荣耀看成是中国的，那就有点阿Q。不是那么回事。他们有不可向外人道的苦衷，制片人控制了他。《卧虎藏龙》的宣传费相当于制片成本的50％—70％。美国好片子的宣传费通常是制片成本的30％、50％和80％。《花样年华》如果拿出大把的宣传费打美国市场，美国人也会看，但香港拿不出这笔钱。

　　加入WTO以后，会有更多的外国电影尤其是美国电影进入中国。陈凯歌在一次座谈会上曾经毫不犹豫地说，如果每年有三五十部外国大片进入，中国电影将全军覆没。我们对这种危险似乎还没有任何对策。我们真的会被吃掉吗？

　　黄：入世带来的是危机和希望并存。最大的可能就是，在全球化的文化空间里，市场的壁垒被打破。1999年11月15日我们已经和美国人就中国“入世”签订了双边协议，入世后的进口片从入世前的每年10部增加到每年20部，几乎半个月就有一部美国电影上映。以后是逐年往上滚动，每年30部，40部。三年以内这些进口片还是由中影公司代理发行，三年后，美国电影商将长驱直入，直接在中国做发行，可以有他们的首轮院线，美国资金可以参与影院的环境改造，其股份可达49％，某些地方美国可以拿到51％的份额，完全由他们说了算，这样他就可以把美国的优秀电影在10—15个城市他们能主控的影院里推出。那时我们的电影就会被逼到绝路。

　　入世会将本土电影压到很困难的境地，但就像一个皮球一样，你拍得越高，它反弹得就越高，这是欧洲人提出的文化反弹的概念。在全球化的过程中，这种反弹会导致本土化和全球化的对峙。欧洲也有一个与好莱坞对抗的问题。中国文化从来没有被异族文化所吞没。中国文化这么悠久，我们又处在一个剧烈震荡的历史时期，将来我们的艺术家的题材资源和表达空间一定会有一个全新的拓展。我们的本土化的反弹可能要持续八年，入世后的头三年最困难。但好莱坞的神话并不是不可打破的。日本电影曾在好莱坞霸权的阴影下死了十年，当时好莱坞在日本拥有80％—85％的市场占有率，但现在他们的市场份额是各占一半，打了个平手。韩国电影也曾经两次打败好莱坞，一次是在1988年推出的《生死谍变》，另一次是去年的《共同警备区域JSA》，靠的都是年轻导演的作品。

　　华语电影的新纪元一定会到来，在本世纪的上半叶就能见分晓。第一个十年会非常困难。但随着中国的国力日益强盛，我们在文化上的底气也会越来越足。

　　我们的票房很悲惨，这使得我们在世界版图上几乎是一个电影小国。但如果把华人世界的电影精英集合在一起，应该是一股很重要的力量。

　　黄：华人电影有很大的空间。除了大陆、港澳台的电影，世界各地的华裔电影也颇有成绩。王颖是其中一个突出的代表，他的《寻人》、《点心》、《一碗茶》和《人命贱如厕纸》无不朴素地描绘出了身处他乡异国华人命运的辛酸，1993年他推出了力作《喜福会》。陈一民、周之介等1979年在美国创立的亚美电影节(AAIFF)一年年办下来，大大地推动了亚美人(泛指华裔、日裔、韩裔等亚裔美国人)独立电影制作的发展，其中华裔导演的重要作品有陈一民的《糙米》、周之文的《移民世界》、曾奕田的《紫禁城夜总会》，还有崔明慧的纪录片《密西西比三角洲》等。90年代初又有陈国辉、刘贺曼、王米雪等新人相继涌现。此外，加拿大、澳大利亚、德国以及欧洲一些国家的新移民当中，也不断有“后生可畏”的新人出现，他们拿出了《落鸟》(加拿大／崔燕、张旗)、《浮生》(澳大利亚／罗卓瑶)、《面的季节》(德国／马英力)、《末世情缘》(德国／刘香萍执导并主演)等作品。他们已经有了很好的成果，只是没有形成工业的形态。

　　目前华语地区的电影都不是很景气。香港的电影市场也很困难，香港的本土市场不能养活香港电影，以前的路线都是打东南亚和台湾市场，金融风暴后，东南亚不买香港电影了。到1999年下半年和2000年上半年香港电影才出现了转机。

　　这两年台湾一方面每年拿出1亿多新台币的电影制作辅导金资助本土电影(一部片子1000万新台币，相当于人民币300万元左右，一年也就出不到二十部电影，没有辅导金就不拍，形成一个怪圈：不辅(扶)不拍，越辅(扶)越倒)，一方面却又大幅度开放外片进口的放映戏院与拷贝数量的限制。好莱坞的同一部影片会用34个拷贝在台湾八大城市首轮上映，一个晚上覆盖整个台湾。香港学者梁良撰文说，1995年，美国迪士尼公司正式在台湾成立分公司，至此，好莱坞八大公司在台湾全部结束以前的代理阶段而走向直营阶段。1998年，美商投资的华纳威秀影城(拥有18个放映厅)登陆台北，将华商经营的戏院打得东倒西歪，如今已赢得全台北市一半的票房收入。台湾本土影片(含港片)的市场占有率已经从九十年代初的50％，下跌到九十年代末的不到5％！

　　我们期待着大陆、港、澳、台以及海外华裔五环文化的聚汇和整合。大陆有第五代和第六代以及更新的电影人，台湾电影也有了两茬人。如果把几个地方的力量整合起来，绝对会在新世纪有一个很亮的生长点。 (南方周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