京华时报：金像折射华语片隐痛(组图)

　　今年的金像奖与往年有很大不同。25年对国际知名电影节来说，可能显得有点儿年轻，但对香港而言，能够坚持下来已不是一件易事。再加上中国电影百年，搞得盛大点当然无可厚非，但香港电影真的盛况空前吗？未必如此。除了大家看到的获奖和落败，风光的背后其实有着更多隐痛和影人对电影的担忧与希望。

　　难处

　　下次如果大家都不同意在红馆搞，我可以说OK啊。但我会提前五天关电话，谁也别找我要票，谁也不要说我拉不到赞助。———文隽

　　颁奖前夜，香港金像奖主席文隽在黄埔的海逸酒店宴请金像奖活动部分重要来宾。这是一个小规模的聚会，文隽、唐季礼等人分别主持各桌聚餐，与来宾交谈。餐厅的墙上有红色横幅打出“欢迎会”的题目，但没有人致欢迎辞。大家松散地坐下来后，就开始进餐交谈。虽然看上去轻松随意，但也显得过于平淡。文隽、侯孝贤、吴思远、黄建新等坐在一起，话题比较沉重。

　　菜过五味，文隽迟迟未起身去别桌敬酒。唐季礼则着意打扮了一番，浅色西装，领子上佩戴着精致别针，因为当天是他的生日。他的心情还不错，频频举杯。他第二次起身敬酒搞气氛之后，文隽也许因此受到感染，也起身离坐，开始转桌敬酒，还说“招待不周”。其实，并非文隽疏于小节，而是本届金像奖确实主办不易。金像奖今年是第一次在红馆举办。红馆能容纳12000人，现场人数可能是历届最多的。内地各大制片公司、发行公司和电影人均组织了大规模代表团前来，因此本届也是内地和香港电影人最大规模的聚会。要举办大聚会，自然需要大场地，这是选择在红馆举办活动的重要原因。

　　另外，香港特区政府每年都给金像奖补贴资金，今年可能是最多的一次。不过，很多赞助商给钱后，便要求得到大量入场券，招待自己的客户，这也导致主办方不得不选择较大场地来办活动。原本应该皆大欢喜，却招致了非议，因为赞助商们给的费用难抵红馆昂贵的租金。结果，不少舆论指责文隽搞金像奖就会乱花钱。

　　隐痛

　　办金像奖不是因为影片多，需要发奖搞搞热闹，而是因为它已成为香港电影人拍电影的动力。即使电影数量减少，花再多的钱，都要办金像奖。———文隽

　　我们这一代人可以说是看着香港电影长大的。从《英雄本色》到《古惑仔》再到《功夫》，香港的商业电影影响着整个东南亚地区的电影发展。在上世纪90年代初，香港电影每年的产量在200多部，好的年份会突破300部。同时，香港电影的工业化也缔造了不少世界著名影星。然而现在，香港电影的黄金期已过去10多年，电影产量逐年滑坡，今年甚至还不到50部。我们能看到的，只是靠大手笔投入制作出来的几部而已。这是香港影人所遗憾的，是他们默认且藏在心中的一种痛。无奈之下，影星也好，影业公司也好，纷纷将目光转向内地。

　　担忧

　　搞大学生艺术院线，是为了培养更多的电影观众，为新导演找到出路；我们定低票价，5块钱，就算只有二三十万元的票房，我们也要做。———黄建新

　　在金像奖的欢迎晚宴上，没有人谈论第二天谁会得奖是让我最诧异的一件事，好像我们参加的根本就不是一个颁奖礼，而是一次两岸三地的影人交流会。共同的话题是怎样开辟更多的院线，让更多的电影走进院线。台湾的侯孝贤、香港的吴思远以及内地的黄建新，三位导演的话题始终是各自地区电影的发展状况及彼此的意见和经验。为了能让更多新导演的电影和更多的国外“艺术电影”面向大众，他们已经努力了近10年，这让我感到震惊。这些导演已不再把拍电影作为最重要的事业，而是将工作的重点放在如何扶持新导演、如何让电影更深入到大众中间这些方面。如果电影不能面向大众，如果年轻导演的电影总受美国大片冲击而不能上映，中国电影则很难发展，更不要提什么成就。这种担忧是所有中国影人所共有的，因此，他们愿意将更多的时间和精力放在幕后工作上。

　　希望

　　台湾电影已经死了，香港电影也不景气，中国电影要发展，必须两岸三地共同合作，才有希望。———侯孝贤

　　希望，是香港影人最想听到和看到的一个词，他们想看到香港电影的再次蓬勃，想看到中国电影未来的美好前景。颁奖礼上，每一位颁奖嘉宾与自己所要颁的奖项都有一定的联系———或许以前曾得过该奖项，或因为有某些话题性的内容存在。但无非都是为了吸引大家的眼球，让大家有一些看头。我想，香港影人最希望看到的是，香港电影甚至中国电影的发展是靠中国人的共同努力。所以，在这次金像奖颁奖礼上，我们看到最受关注的奖项———最佳影片奖，是台湾导演侯孝贤、香港影人成龙和内地导演黄建新共同颁发。大家看到的是两岸三地影人在一起的画面。这是香港电影的希望，也是中国电影的希望。

　　记者手记

　　寻梯二人行

　　这是我第一次报道香港金像奖颁奖礼。虽然此前做了许多准备，但是在颁奖典礼举行的前一天，还是发现准备得不是很充分。听香港同行说，由于采访星光大道的记者特别多，摄影记者一定要占据有利的位置，否则所拍的照片根本没法用。听完这番话，本报摄影记者开始忧心忡忡。由于不可能从北京带来摄影梯子，所以我们决定在香港买一架梯子。

　　两个人到街上转悠了一圈，发现这里最简陋的两级梯子也要160元港币。对于我们来说，这把天价梯子其实只有一个多小时的用处，就是让摄影记者在星光大道地毯边上登高———站得高看得见。本来考虑用完后实施“抛弃计划”，即拍摄完星光大道后就把梯子扔了。但是，这样做实在有些浪费。可远在香港，这把梯子又没法带回北京，怎么办呢？想求助所住酒店维修班，希望他们出借梯子，但遭到拒绝。工作人员称，梯子随时要为酒店房间换灯泡用，不能外借，所以只有向我们表示抱歉。

　　如此一来，我们只有寄希望于卖梯子的五金店老板把梯子租给我们。老板起先不肯，认为这样就没法做生意了。但耐不住我们的软磨硬泡，最后同意在不损坏梯子的情况下，以60元的价格租给我们。我们付了160元的押金后，拿着类似施工用的梯子走进了香港街头的人流中。本报特派香港记者曾家新 本版图片由本报记者蒲东峰摄(除署名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