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宣传中,布鲁雷特将这一新闻素材纪录片视作“史上最有名的电影”,而这部影片也在随后证明了自己的魅力,在美国院线持续热映多周。这位电影大亨之后还为无线电技术的发明者 Guglielmo Marconi安排了一次私人放映,因为正是这项技术在泰坦尼克号的搜救中发挥了重大作用。事后,Marconi又将一封电影拷贝给了时任美国总统的威廉·霍华德·塔夫脱,塔夫脱的好友Maj. Archie Butt也在这次事故中遇难。这部影片的成功进一步激发了布鲁雷特的灵感,他决定基于这一事件制作一部无声电影,就由他的爱人、泰坦尼克号的生还者多萝西·吉布森担纲主演。
沉船一个月后电影上映
在到达了纽约几天以后,多萝西就已经写出了一个大致的故事梗概。她将在影片中饰演多萝西小姐,一位年轻的从欧洲之路中赶回美国,赴和爱人婚约的年轻女子,而片中,她的爱人叫伊森·杰克,是一名美国海军的服役上尉。
影片的拍摄几乎立刻就在Fort Lee的制片厂展开了,还有一处取景地是在停靠在纽约港的一艘废弃的货轮上。她穿着和遇险逃难那晚一模一样的晚礼服——一件白色的丝绸晚礼服,一件毛衣和一件外套,以及黑色的高跟鞋。对这一幸存经历的逼真描摹带来的力量是压倒性的。这实际上不需要什么演技,只是用尽可能最传统的方式还原那时的情境。多萝西完全取材于自己的回忆,而电影则使得一切重现。
当电影在1912年5月16日上映的时候,距离沉船事件仅仅过去了一个月,其现实主义的拍摄方式和丰沛的感情受到了赞誉。“全世界最大的海难事故中令人触目惊心的故事成了全国热议的话题,”《电影消息》报道称,“女主角多萝西·吉布森小姐是这场海难中最引人注目的生还者之一。通过这部电影杰作,她告诉了我们这场遭遇了冰山之后的可怕悲剧的始末。”(这部影片如今已经无法找到)
“美国和全世界的人们都在为泰坦尼克号的沉没而陷入深刻的哀悼之中,”她说,“我希望能有机会向那些在那个可怕的夜晚献出自己生命的人致敬。这就是我所做的一切。”事实上,这一影片的拍摄经历仍然让她和现实脱节,情绪不能自已。在这部《从泰坦尼克生还》的电影放映之后没多久,多萝西就走出了她在fort Lee电影厂的化妆间,不再拍电影。她自己的解释是,“不满意。”
在1912年的夏秋季之交,就在布鲁雷特和凯尔·莱姆勒一起创建环球电影制作公司(之后成为环球影业)的时候,布鲁雷特的妻子卡拉,终于决定直面现实,和布鲁雷特离婚。在这场丑闻缠身、旷日持久的离婚诉讼结束之后,多萝西于1917年7月6日在纽约和布鲁雷特结婚。他们在1923年离婚——很明显,让两人陷入爱情的正是地下情带来的诱惑。
多萝西之后飞往欧洲,她的母亲已经在那里定居。隐身于巴黎市井,多萝西的高昂赡养费足够支撑她每日奢靡的生活,包括鸡尾酒和香槟,以及招待一大帮波希米亚范儿的朋友,其中包括作家科莱特,H.G。维尔斯和詹姆斯·乔伊斯。 “噢,这是一段多好的时光!”她在1934年对记者说。“我其实从未对电影有多大的兴趣,能够从中抽身我实在是太高兴了。我告诉你,对我,拍电影是一个巨大的负担。你也知道,我曾经遭受磨难。但自从来到法国,我已经恢复了,终于真正地高兴起来。我正在过着我梦想中的生活,但我确信终有一天将有一片阴云飘来带走这一切。”
多萝西的戏剧人生
多萝西所担心的会破坏梦想生活的阴影是第二次世界大战。1940年的5月,多萝西在佛罗伦萨,准备接她母亲一起返回法国。而这时,德国已经入侵荷兰和比利时。但当时仍有办法让这两名女士回到美国避开战争。但为什么她们没有回去?她们在泰坦尼克号上的经历是一个重要的因素。“我必须说,当时我从未起过从海路返回美国的念头,”多萝西说。之后她在一份誓章中写道,“因为我和我的母亲都对海上航行感到胆怯,我们曾经遭遇海难。但是,我也从未想留在意大利,我们只是在意大利等着情势好转可以更好地出行。”
从这个点开始,追索多萝西的生命足迹开始成为一个困难的任务。1944年的春天,多萝西仍然在佛罗伦萨与她的母亲一起,她被意大利警方告知,她将带到由德国人控制的Fossoli拘留中心。她试图逃跑,但在4月16日被逮捕,并被送往一个纳粹集中营。辗转于多个集中营后,她最终被关押在San Vittore,这里被她称为“人间地狱”。如果不是因为营地内的双重间谍Ugo Luca Osteria想要渗透进瑞士情报组织(最后并未达成),而必须将一些犯人作为诱饵偷运到瑞士,多萝西极有可能在此处死去。多萝西最后被以“纳粹的同情者和间谍”的假身份偷偷送出集中营,她也真的来到了瑞士,但是这一经历却给她留下了很多后遗症。
在苏黎世她接受了审讯,就是在那里她给美国领事馆副领事詹姆斯·G。贝尔写下了上文中的誓章。最后,她被认定为“太愚蠢以至于不可能成为一个真正的间谍”。用贝尔的话说,多萝西“难以证明有足够的聪明能为人所用”。
此后,多萝西试图恢复正常生活,但从泰坦尼克号海难和集中营经历中所遭受的创伤让她筋疲力尽。在1945年战争结束之后,她回到了巴黎,在著名的利兹酒店度过了几周,1946年2月17日,她在自己的套房里去世,享年56岁,死于心脏病突发。
战争平息了第一波热潮
这一世界上最有名的沉船事件造成了三波泰坦尼克热。第一波,就像我们已经看到的,在灾难发生后立刻引起了公众的关切,这也促成了布鲁雷特的新闻素材片、多萝西·吉布森的电影《从泰坦尼克号生还》,以及一系列的由生还者撰写的书本和诗歌,其中包括埃德温·德鲁的那首《泰坦尼克号沉船事故》(The Chief Incidents of the Titanic Wreck,1912年5月)和托马斯·哈代的《The Convergence of the Twain》(1912年6月),以及一系列歌曲——仅1912年一年中,就有112首灵感来自泰坦尼克号沉船事件的歌曲在美国进行了版权登记。
第一次世界大战和紧随其后的第二次世界大战让泰坦尼克号的热潮平息了下来——欧洲战场上成千上万的人丧命,全球范围内的战争对城市和社区造成致命破坏,还有希特勒一意孤行的种族清洗计划,和其他的不幸一起,遮盖了泰坦尼克号沉船之灾,毕竟,因这次海难丧生的是1500人,在全球性的悲剧面前不值一提。
冷战中掀起第二波热潮
20世纪50年代中期被普遍认为是第二波泰坦尼克号热兴起的时间点。在冷战中存在着一个潜在的威胁——在任何时刻,世界都可能在一场核战争中终结——而泰坦尼克号则代表了一个有着同样的隐喻意义、可以被理解的悲剧形象。一种怀旧的薄雾笼罩着泰坦尼克号事件——一种怀旧思潮在这个每个人都明确知道、并有着自己固定位置的社会中发酵;这是一种温柔的情绪,或者说是一种想象中的温柔——当人们都按照严格的规则生活,而泰坦尼克号的这场悲剧却至少为其上的乘客提供了一个思索自己命运的时间。
上世纪50年代,第一部完整地展现这场灾难的代表性电影是一出情景剧,被简单地命名为《泰坦尼克号》,由当时女性电影的第一名角芭芭拉·斯坦威克主演。在片中,她饰演茱莉亚·司徒格斯,一个正处在情绪崩溃之中的女人。茱莉亚被困于一段不幸的婚姻之中,有一个有钱但冷酷的丈夫,理查德,她怀着从丈夫手中抢过两个孩子的念头登上泰坦尼克号。
这部电影由吉恩·尼古雷斯科执导,和影片所侧重表现的爱情的逝去和死灰复燃相比,泰坦尼克号海难的悲剧被弱化了。假如影片的情境——破碎的婚姻,迂回地夺子计划以及周围人所显示的真正的父母之爱不够波澜壮阔,那就用泰坦尼克号沉没的情绪化背景来强化这一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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