解密泰坦尼克号为何至今让人着迷(组图)(3)
这是在凌晨1点40分发出的SOS求救信号
这一2000年发现的水晶碗，很有可能是一位头等舱客人所使用的
这顶圆顶硬礼帽是1993年在残骸地址发现的，罗缎缎带缠绕帽子的底端和边缘
2010年前往泰坦尼克号沉没地址的考察收获了大量的新发现。这是泰坦尼克号重量近1000吨的引擎的侧面轮廓。
人们很容易假设，影片中儿童被绑架的情节只是出自于编剧查尔斯·布拉克特自作多情的想象。但事实上，这个故事有历史上的真实出处。几乎在卡帕提亚号在纽约停靠之后，人们立刻发现有两个泰坦尼克号幸存者——年幼的法国男孩Lolo和Momon——他们是被父亲绑架的。泰坦尼克号二等舱的幸存者Madeleine Mellenger，当年13岁，记得这两个黑发男孩，一个差不多4岁，一个则只有2岁。“他们和我们共用一张桌子……我们当时就疑惑他们的母亲去哪了，”她说，“原来父亲正是想把他们从母亲身边带走，带到美国去。”在其成年之后，迈克尔(当年的Lolo)接受采访时谈到了当年对泰坦尼克号的印象。“一艘雄伟的船！”他说，“我记得低头看整个船身，这艘船看上去棒极了。弟弟和我在前甲板上玩耍，我们都为能够上船而感到兴奋。一天早上，父亲、弟弟和我在二等舱的餐室里吃着鸡蛋，大海看上去那样动人心魄。我当时的感觉简直是完美的。”在沉船之夜，他记得父亲进入他们的船舱并温柔地叫醒了哥俩。“他非常温柔地将我拥进他的怀抱中，帮我穿上衣服，”他说，“一个陌生人也在为我的弟弟做同样的事情。当我现在回想起这一切，我非常感动。他们知道他们将死去。”
不仅如此，他们的父亲，这位自称路易·霍夫曼，真实姓名为Michel Navratil的男子一直在他的能力范围内，帮助同行的乘客登上救生艇。“他最后的善意是帮我把我的新鞋子穿上并帮我系上了鞋带。”Madeleine回忆说。她和她的母亲坐进了14号救生艇，得以生还，在1时30分的时候离开了母船，但Michel却需要等到2时05分，才能将他自己的儿子送上Collapsible D号救生艇，这也是被放下的最后一艘救生艇。目击者回忆称这个男人屈着膝探下身，以确保他的儿子能够被包裹得更加暖和。
他将他的长子递给二副查尔斯·赫伯特·莱特脱勒，由查尔斯负责装载救生艇，Michel向后退了几步，敬了一个礼，就消失在了船左舷的人群中。他的儿子迈克尔后来回忆起救生艇被放下海的那一刻的情景，“我记得海水飞溅的声音，以及船体的强烈震荡，因为小船正在试图震颤着在突发情况下找到对的角度。”
当卡帕提亚号在纽约停靠后，两个男孩成为了焦点，被记者们称为“深海遗孤”或“泰坦尼克号的流浪儿童”。几天之内，他们的照片就登上了美国各地的报纸。而在法国尼斯，他们的母亲马塞勒·纳瓦拉蒂尔正在疯狂地寻找孩子们的下落，引来了英国和法国领事馆的关注。她展示了迈克尔的一张照片，而当她听说蒙特卡洛的托马斯·库克向一个名叫路易·霍夫曼的人售出了一张二等舱船票的时候，她立刻明白了前夫干了些什么——这个名字是从他们的邻居身上挪用的。
泰坦尼克号的船厂白星公司立刻为这位母亲提供了一次免费前往纽约的机会，她乘坐海洋号在5月8日从瑟堡启程。在几周后，马塞勒抵达纽约。一辆出租车把她带到了儿童收容所，那里已经被记者和摄影师们围得水泄不通。当时的《纽约时报》报道称，“就连对过大楼的窗前也都站满了闻风而来观看的商店员工，他们都伸长了脖子，激动地打着手势注目着五楼的窗户，因为孩子们据说就在那里。”年轻的母亲获得允许可以单独看望自己的孩子。她看到迈克尔坐在房间的角落里，坐在窗边的椅子上翻阅着字母图册，而弟弟则坐在地板上，正在玩拼图。
在她进入房间，男孩们起初看上去很焦虑，之后他们认出是自己的母亲，“一种惊奇迷惑的神色在哥哥的脸上蔓延开来，而弟弟则不敢置信地盯着那个出现在门厅里的人。他发出了一声悠长的哀号，哭哭啼啼地奔向他母亲展开的双手。母亲颤抖着呜咽起来，泪眼朦胧，她奔向前抱紧了两个孩子。”
尽管迈克尔在2001年1月30日以92岁的高龄去世，作为泰坦尼克号最后一位男性生还者，迈克尔说：“我在4岁时就死了。从那以后的人生都是额外赚来的美好的时光。”
最直率和真实的声音来自泰坦尼克号的生还者伊迪丝·罗素，当时32岁的她设法得到了一个登上救生艇的机会，还抓着被她视为护生符的一个可以播放音乐的小猪玩偶，可以播放流行曲La Maxixe。
伊迪丝是时尚买手、记者、设计师，曾接触过制作人、编剧查尔斯·布拉克特，当她知道由芭芭拉主演的这部影片即将开始拍摄的时候，她将自己的经历写了下来，并主动请缨，参与电影的制作。然而，寄出的信件却没有回音，因为布拉克特决定不和任何幸存者进行交谈。电影人对创作属于自己的故事更感兴趣，那将是一个能够满足所有观众感情需求的情节剧，不能被像伊迪丝这样的真实经历的铺陈打断。
但制作团队确实在1953年4月邀请了伊迪丝和其他一些生还者提前观看了影片《泰坦尼克号》。对于他们中的许多人来说，这都是一个动人的经历。伊迪丝非常享受这场放映，她说终于有机会可以将当年的音乐小猪和海难当晚穿着的裙子展示出来。伊迪丝向布拉克特恭贺这部电影的成功。但是，作为一名幸存者，她说她也注意到了一些非常明显的错误。“有一个比较明显的不足，当人们登上救生艇时，大多数人都走到船尾然后跳入到那些被浮游在船侧的小艇上，”伊迪丝说，“事实上，这些救生艇都是以最匆促的速度被扔到海水里的。它们入水时间非常迅速，根本不是像电影中那样优雅地滑入水中。”除了这些之外，她认为电影“非常出色”，认为布拉克特的工作做得很好。而最重要的是，这部电影让那一夜重现。“这让我心痛，我似乎仍然可以看到那些水手正在工作，船撞上了冰山，他们下去检查引擎却再也没有回来。”
电影《泰坦尼克号》后来得到了奥斯卡最佳剧本奖，而公众希望知道更多关于沉船的消息，而这一需求随后由沃尔特·劳德满足了。这位律师之子曾经登上过泰坦尼克号的姐妹船奥林匹克号。他找到并采访了超过60位幸存者，写出了一本名为《需要铭记的一夜》( A Night to Remember)的书，这是一本节制、简洁的杰作，他用纪实风格的叙述抓住了沉船事件的所有戏剧性。当这本书在1955年面世之后，马上获得了成功——在11月12日进入了《纽约时报》畅销榜，从那时开始便从未停止过印刷。一个评论者这样写道，“对于泰坦尼克号谜案的重塑有着两个至关重要的时间点，一个理所当然是1912年，另一个则是1955年。”
在这本书出版以后，劳德几乎成为生还者们倾诉自己的记忆和恐惧的主要渠道。而将他的书搬上荧幕的需求也同样迫切。首先，由本书改编的电视剧在1956年3月播出，吸引了2800万观众的关注。之后，一部预算成本庞大的英国电影也开始制作，预定在1958年上映。买下书本版权的是威廉·麦克奎迪，一个出生在爱尔兰的电影制作人，像劳德一样，他也从小就对泰坦尼克号着迷。他就在贝尔法斯特长大，甚至记得大约20匹马组成的马队拉着泰坦尼克号硕大的船锚经过贝尔法斯特的鹅卵石街道的情景。
麦克奎迪选择罗伊·贝克作为导演，埃里克·安布勒作为编剧，劳德也被邀请作为项目顾问加盟。麦克奎迪想要达到的最终目的是一种像纪录片那样的真实效果。艺术指导亚历克斯·威特钦斯基用对细节格外敏锐的眼光重新造了一艘泰坦尼克号。完全根据原船图纸建造的这艘模型，船体中部包括两个通道和四艘救生艇都被复制，花掉了近4000吨的钢材。这一建造工程在一个水泥平台上完成，平台要足够坚固可以承受船体的重量以及上百名乘客在片尾涌向船尾部造成的冲击。
在电影《需要铭记的一夜》(A Night to Remember，又译《冰海沉船》)上映之后的几年里，泰坦尼克号造成的热潮看上去似乎已经消退了，除了在1963年成立的美国泰坦尼克历史学会，只是在当时学会的规模并不大，到了1973年9月，学会举行了自己的十周年庆典，当时成员达到了250人。
残骸引发的第三波热潮
许多人认为，50年后，泰坦尼克号以及围绕着这艘船产生的众多故事终于可以归于平静。但是在1985年9月1日的早晨，来自伍兹霍尔海洋研究所的航海家、考古学家罗伯特·巴拉德和法国探险家让-路易·米歇尔一起发现了泰坦尼克号的残骸，它停在离海平面2.5英里的深处，离纽芬兰的Mistaken Point370英里。“泰坦尼克号位于13000英尺深的水中，就像一座坡度平缓的高山那样俯瞰着前方的一个小峡谷，”巴拉德在回到美国后透露，“船头朝北，船体的底部支撑整座船，看上去似乎是烟囱的部分直指向上。这是一个安静和平的地方——非常适合作为这艘历经史上最大海难的船只的最后栖息地。希望那里能够永远保持这个样子。希望上帝保佑这些终于被找到的遗骸的人的灵魂。”
几乎立刻，世界又陷入一波泰坦尼克热潮之中，而且这一轮热潮比之前的更加疯狂。甚至有超自然的力量出现在相关的图片和电影中，就好比有一个摄影师第一次拍到了一张鬼的照片。
在巴拉德发现残骸几年后，富翁们可以支付数千美元，被送到泰坦尼克的沉船地点，亲眼目睹这一残骸，这一经历几乎就像是进入到另外一个世界中一样。记者小威廉·巴克利是第一个随着法国和美国的探索队近距离见证船舶的人。“我们缓慢下降到就像是黄白色的沙滩的所在，那里点缀着黑色岩石样的东西，”他在《纽约时报》上写道，“这些，是曾经船上用的煤。在这个区域，我们调查的船头和船尾之间半英里区域里，就有10万块煤。在我的左边是一只某人遗留下的鞋子，左脚的鞋子，我的判断是，由某种形式的麂皮制成的鞋。然后，就在我的右侧几英尺，是一个雪白色的茶杯。只放在那里……在沙子上。这一个纯粹的、整洁的画面让我想到萨尔瓦多·达利的绘画。”
在之后的几年里，有6000件文物被从残骸中打捞起来，送到一个位于法国的专门的实验室里，随后也在那里进行展览。第一场展览是在1994年在伦敦国家航海博物馆举行的，观者如云。展品包括一个银质的怀表，指针停在2点28分，这正是泰坦尼克号沉入大西洋冰冷的海水中的时间；装着香水的香水瓶，它的主人是曼彻斯特的一个香水商，也是海难的幸存者，如果他发现这些橘子味香水和薰衣草香水在几乎100年后仍然能够被闻出来，一定会十分震惊。这些日常生活的物件让这艘船和船上乘客的生活重生。
米尔维娜·迪恩在3个月的时候就已经因为是泰坦尼克号的生还者之一而成为一个公众人物。当时，她与母亲乔治特·伊娃和她的哥哥一起从出事地点乘坐Adriatic号返回英格兰。船上的乘客对这个幸存的小宝宝十分好奇，想要和她合影的人们排起了长队。在回到英国之后，米尔维娜的生活重归平静。直到巴拉德发现了泰坦尼克号的残骸。“诚实地说，没有人知道我和泰坦尼克，没有人对我们有兴趣，所以我也对此没有什么兴趣，”她说，“但后来他们发现了沉船，在他们发现了沉船以后，他们也发现了我。”
紧接着在1997年，詹姆斯·卡梅隆的大片《泰坦尼克号》上映，该片由凯特·温斯莱特和里奥纳多·迪卡普里奥饰演来自不同背景的两名恋人，他们在这艘难逃一劫的船上相识。到了晚年的时候，米尔维娜再次出名，“电话全天都响个不停，”她告诉我，“我想，我跟英格兰的每个电台都说过话。每个人都采访我。那时我希望自己从没上过泰坦尼克号，这真是无法承受啊。”
当然，米尔维娜对这次灾难没什么记忆，那时她年仅9岁，但这并不影响她被粉丝或大众媒体竞相追逐。作为泰坦尼克号最后一名幸存者，米尔维娜·迪恩代表了每一位幸存者。她成为面对逆境的勇气、尊严、力量、坚韧的象征。公众对她投入了很多感情和幻想。在他们的眼中，她的一部分是米尔维娜·迪恩，一部分是露丝·德维特·巴克特这一卡梅隆影片中的虚构女主角。电影中露丝的老年时期由格洛丽亚·斯图尔特扮演。
“你准备好重返泰坦尼克号了吗？”片中，比尔·帕克斯顿扮演的寻宝人布洛克·洛维特问露丝，“你会与我们分享吗？”露丝站起身来，面前是洛维特的船只上的监控器，她的手伸向发自海底的船只残骸的模糊图像。露丝伤心不已，哭了起来。“已经84年了，我仿佛又闻得到油漆的味道了，”她说，“ 船上的瓷器都是新的，床单也没人用过。泰坦尼克号被誉为梦之船。它绝对名副其实。”
与露丝一样，米尔维娜也经常被人要求重复那晚的故事，但是她的叙述都是间接听来的，根据母亲告诉她的以及报纸杂志上的片段拼凑而来。“我自己真的知道的，就是我的父母在船上，”她告诉我，“我们要移居到堪萨斯的威奇托，我父亲想在那里开一个烟草店。那一晚我们都在床上。我的父亲听到巨响，他跑出去看发生了什么事情。等他回来时就说，‘让孩子起床，赶快跑到甲板上。’”我想，因为我们在三等舱，这救了我们一命。但很多人认为这船是永不沉没的。因为我太小了，抓不紧，就被放进袋子里。我们被卡帕提亚号救了，将我们带到纽约。我们在那里待了几周然后来到英国。我的母亲从未提及这件事，在我8岁之前都不知道泰坦尼克号的事。她也再婚了。从那时起，可以说，泰坦尼克号就再也没有被提到了。”
泰坦尼克号成了米尔维娜的梦想之船，一艘将她带往超现实旅程的船只。她不仅将自己变成了一个明星，她也欣然承认，自己成了一个“活着的历史”。“对很多人来说，在某种程度上，我代表了泰坦尼克号。”她说。
在病了一段时间后，米尔维娜于2009年5月31日去世，享年97岁。她也是泰坦尼克号最后一位幸存者。
泰坦尼克号悲剧发生的几周后，英国作家托马斯·哈代写下了《The Convergence of the Twin》，这是首描绘气势磅礴的冰山与雄伟壮观的船只“结合”的著名诗歌。这首诗初次发表于1912年6月的《两周评论》上，讲述了一种自然现象与一个机器时代象征的亲密联姻，诗中，“冰之形状”与“智慧轮船”的婚姻被称为“圆满”，这是“震撼了两个半球的”的怪诞结合。直到沉没百年之后，我们仍能感到这沉没的余震，因为这“八月事件”的“孪生儿”继续以同样的方式让人着迷和困惑。
确实，灾难总是被赋予太多神秘色彩，有人说，泰坦尼克号被认为是继“上帝”和“可口可乐”之外，，世界上为人所熟知的词语。它几乎成为了一个不断重演的事件、永无止境的循环。
(原文刊登于《Smithsonian》杂志2012年3月号，蔡晓玮、马毅达编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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