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者按章明的《秘语拾柒小时》从东京电影节空手而回，有消息说章明因此大骂东京电影节，本报特约章明撰写了他的东京记事，诉说他真实的东京心情。

　　一地烟头

　　对东京印象最深的首先不是电影，而是满街的烟头。其次是十字路口等红绿灯的汹汹人群，要是在国内一定会以为是打群架的几拨人黑压压地站着严阵以待。不过日本人基本上都不怎么吭声，这使得满街的人更显得蹊跷，仿佛一场梦魇。当然你第二天就习惯了。东京人总是行色匆匆，因为大多数人必须从一小时以外车程的家里来到东京市里上班。

　　好玩的是日本的青少年，我每晚都能看见一堆堆的男孩女孩游荡在街头，或站，或坐，或就地躺下，或抽烟，或窃窃私语，但从不吵架斗殴。我不知道他们每晚这样是在干什么，据说他们是在等凌晨的电车。如果不想一直呆在露天，旁边就有便宜的情人旅馆。天很凉，但女孩们大都穿着超短裙，她们的校服。

　　供青少年们玩的迪厅都是午夜两点开始，如果是化装舞会，他们便穿上各种各样想像得出的行头，但看不出他们是很兴奋的样子，尽管这要花很多钱。在日本的中国人说，蜜罐中的日本年轻人已经不知道幸福是何物；上年纪的、西装革履的日本人则说，日本的未来将亡在这一代人手上。但是那些上年纪的日本男人们正是与美少女们搞“援助交际”的始作俑者。

　　最让人放心的是日本的治安，你不用担心你的钱包会丢，也没人瞧得上你的钱包；只有商店对你的钱包虎视眈眈，日本的物价是国内的八倍。最便宜的一碗面条也相当于人民币四十元。

　　电影票价则相当于两碗面条。日本人的工资一般二十多万日元，相当于三百碗面条。但他们却不愿意花几碗面条的钱来看几场电影节的电影。自从在为“9.11”默哀的开幕式之后，我几乎每天都呆在电影节的电影院里，企图能发现真正的电影艺术。我看见在通常稀稀拉拉的观众中，基本全是中老年人。除非是一部美国的电影或者有日本明星的日本电影，你才会发现青年和少年在排队进电影院。动画片在日本极受欢迎，让人不解其中的奥秘。表面上你很难发现日本是目前除美国以外世界上最大的电影市场，日本更是世界最大的外国电影市场，一年进口的外国电影多达五六百部，可以吓你一跳。一部美国大片可以仅在日本就收到过亿美金的票房。但是那些电影观众没多少来东京的电影节，尽管组委会也花费巨资邀请许多的大牌明星。

　　东京煮酒

　　投资伙伴为我们的电影《秘语拾柒小时》在电影节旁边的中餐馆搞了一个招待酒会，大雨中，在东京开影视公司的，作媒体的，学电影的，使馆的工作人员，台湾的记者，与中国电影多少有关系的日本人陆续地聚集一屋。其中有三位女孩来自新宿歌舞妓町，但是，“她们只是为那里的清店发纸”，我们一个在日本生活了十二年的朋友说，“她们是国内来的留学生，晚上打工挣学费”，“发纸就是为店子发小广告，清店就是没有色情的店”。对她们来讲，与国内的电影人相见是极其难得的事情。

　　我多年前认识的日本的和在日本生活的马来西亚朋友，从仙台、神户和奈良过来看我们的电影，一起喝酒。上次在福冈认识的青木先生也来到了酒会，对我说“我现在也住在东京”。这个其貌不扬的日本人青木，他说他在日本，不说话的时候别人都以为他是香港人。他送给我一本他刚出的书，里面大都是图片，从周润发到沈银河，从蔡明亮到张艺谋，从岩井俊二到陈果，从北野武到马哈马巴夫和阿巴斯，全亚洲的电影人悉数收录，一一论述并附上他亲自拍摄的照片。青木这几年历临东亚的大小影展，汇集成此书。全书惟一一张看起来曝光不足的照片是青木在韩国釜山拍的我。他问我下一部电影要拍什么。我问他，拍什么有意思。青木说，“鲁迅”。他说他们都希望中国导演能拍鲁迅，因为鲁迅在日本家喻户晓，日本小学课本里就有鲁迅的文章。他说，这不是他临时的想法，而是长时间的一件心事。青木甚至跟我谈到了具体的设想和投资的问题。他说资金不是问题，问题是需要日中两方面来做调查、研究和协调的工作。

　　“爱你的电影到死”

　　这天晚上，我们很晚回酒店。让我十分吃惊的是，有三个日本影迷在大堂等我们。其中两个是一对年轻的夫妇，他们说他们曾在电影节主会场找我们，以为我们会去那里看电影。他们是来将前天我们的电影首映时跟我们的合影送给我们的。另外一个是一位四十多岁的中年人，我记得前天他挤在等待签名的人群里，一直到最后，他说这样是有机会跟我们说话。他当时对我们说电影放两场，两场他都看了，并说了一堆赞扬的话，因为日本人用敬语的时候，说起话来就很嗦。而这天晚上他说的最后一句话是“我一直到死都会喜欢你的电影”，翻译过来一听，我觉得太夸张。一个人再喜欢一部电影，也不至于用“死”来形容。后来我突然明白了，他一定是借用我电影里的那句话“爱你到死”，说的是“爱你的电影到死”，只是翻译没有翻译准确。我想了想，要是国内，这样的影迷多半会被认为脑子有毛病。这情景真的让人感动。

　　然而，最现实的期待却没有立即兑现：我希望的日本发行商没有在影展揭晓以前跟我们谈日本发行的事情。他们在等待闭幕的奖项结果。他们一定有些失望，尽管他们曾对我说，东京电影节的奖一点都不重要，他们将要投资我的下一部电影；我远在国内的剧组朋友们也失望了，他们正等着我们的电影拿奖卖个好价钱呢；我电影外景地巫山和丰都的朋友们也会失望，如果他们也碰巧关心电影节的话。

　　我们的电影在第二天的闭幕式上一个奖也没有获得，真正在东京电影节“死”掉。我感到万分的抱歉。

　　我看好的《黑猩猩》、《穆蓝德》、《天性》、《安娜》也全军覆没，让我觉得自己成了一个电影白痴。本来，原以为在今年这种情形下，中国电影要取一个奖应该是探囊取物，唾手可得。但是现在变成了别人的笑柄。

　　政治与电影

　　一部巴尔干半岛的电影和一部阿拉伯的电影基本瓜分了所有奖项。

　　阿尔巴尼亚的电影《口号》由法国人出钱(得最佳电影奖)，一个生活在法国拍广告的阿族人导演(得最佳导演奖)，一个在法国片里经常出现的阿族女演员出演(得最佳女演员奖)。这部电影说的是二十世纪七十年代阿国一个小学，老师和学生每天干的是写政治标语的故事。他们用石头来垒成巨大的标语，标语的内容就是我们都熟悉的什么“美帝国主义是纸老虎”、“苏联是修正主义”等等，里面穿插着党委书记硬要跟女教师发生性关系、地主的儿子说错了标语的内容遭到惩罚、男教师与女教师在石头标语上拥抱亲热将标语搞垮等等法国投资商需要的东西，但这些事情后来在影片里都被轻描淡写，不了了之。作为一个中国人，比较起来，我宁愿重看八十年代初中国的“伤痕电影”或者七十年代阿尔巴尼亚的电影《第八个是铜像》，尽管眼下这个阿族电影的摄影达到了法国电影的水准。

　　阿拉伯电影《在月光下》是由伊朗导演拍摄(得评委会大奖和最佳导演奖)。影片开始很长的一段时间是几个阿拉伯青年学生(但看上去好像有四十岁)在突兀而简陋的光线与布景下诵经和准备睡觉，在他们夸张的表演中观众熬到了第二天白天。白天是那个演主角的阿拉伯青年在街上碰见一个表演更为猛烈夸张的流浪儿童(我不得不想到我们的潘冬子)。青年由于正在学习伊斯兰教义，怀着疑虑他便深入到不良儿童的生活中去，那里有一些靠拣废品过日的贫苦流浪汉(可怕的不是这些穷人，而是这些扮演穷人们的夸张的演员)，这个青年居然在这些演员中间发现了穷人的善良。电影教导我们：男主角在实践中才能更深地领会伊斯兰的教义。

　　这部电影完全击垮了我对由马哈马巴夫和阿巴斯建立起来的伊朗电影的良好印象。要不是为完成这文章，我不会去回忆这部电影的任何地方。

　　不言而喻，这是两部在国际电影节上通常被称为“政治正确”的电影。

　　虽然说《黑猩猩》这部由独联体导演拍摄的电影深受前苏联电影大师如帕拉让诺夫和塔科夫斯基等人的影响，但它的一些超现实的影像和非职业演员身上迸发出来的真实力量却完全是影片本身所独有的。它毫无矫饰地描述了一帮临入伍之前的青年人狂暴、骚动和没有方向的状况，应该是当之无愧的好电影。而《天性》的导演正是写了《成为约翰-马尔科维奇》的编剧，在这部新片中，我虽然觉得导演的方法没有特色，但影片的故事却不是一般人能构思出来的：人成为猴子，猴子成为人这样的命题有几个人能将它编得如此有说服力呢？

　　一个好莱坞的退休导演(三流影片《月色撩人》是他一生中最好的电影)担当评委会主席，一个在日本拍过一两个记录片的瑞士电影制作人、一个法国片商、一个不知道是干什么的日本大学教师外加一个演鬼片和武打片出名的台湾女演员组成的评委评出的结果，想想也就不足置评了。颁奖典礼上，组委会和评委会主席以及后来上台领奖的人都表达了同样的意思：阿族和阿拉伯的人民从来都是善良的，只有少数中东地区的人是恐怖分子；他们通过电影证明了他们是热爱和平的，也是热爱艺术的。压轴戏是东京都知事石原慎太郎搂着那两个胖胖的伊朗人和那个矮矮的阿尔巴尼亚人，把一沓奖金送给他们，并告诉他们，东京欢迎他们来拍关于东京的事情。

　　回到北京，我在“世界电影节官方网站”上看见其对东京电影节揭晓的报道，标题开宗明义：《政治与电影————东京获胜者的小夜曲》。

　　我想，明年东京电影节可能会迎来它历史上最辉煌的时刻，也将是文明世界的大幸，因为本-拉丹知道东京电影节的良苦用心后，也许会放下冲锋枪，通过半岛电视台要求美军空投潘娜维兴摄影机和柯达胶片，号召塔利班的兄弟们拍摄电影。他们将组成强大的电影代表团参加明年的东京电影节或任何一个有上述评委加入的电影节。我相信，拉丹拍出的电影，一定比他在东京获奖的阿族兄弟的好上一万倍。

　　既然这样，我们干吗要去东京电影节呢！？为什么呢？为了忘记它。章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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