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什么奖都没有拿到。”刚从东京飞回北京的章明在机场就给本报记者打来了电话。我明白他话中“我们”的含义:章明和他导演的新片《秘语17小时》。没有拿奖不是什么好消息,但我奇怪--章明的语气中好像听不出半点失落或者沮丧,甚至还有点莫名的轻松。
章明接下去的话让我明白了:“今年的东京电影节太政治化了,而不是真正在向电影人致敬。水准高不高?反正与我们国内的电影节没什么两样--好电影都没有得奖,得奖的又 多半不是好电影。”接下去的采访,章明嘴上的风暴味愈来愈浓,我不禁有点小小的担心:照他这样大话东游下去,东京电影节恐怕要成“炮灰”。
日本人很冷漠
记者:第一次去日本参加电影节吧?谈谈对东京的观感吧。
章明:不是第一次,四五年前我曾去日本福冈参加过一个小电影节,专门关注艺术电影的那种。不过东京比福冈大多了,感觉完全不一样。
记者:怎样的不一样?
章明:东京的人多而且繁华,但看电影的人特别少,而且大多是中老年人,让人感觉十分冷清。相反福冈的情况就好很多。
记者:《秘语17小时》作为今年东京电影节唯一参赛的中国影片,你在东京感受到了日本人对中国电影的关注吗?
章明:很少,甚至没有。实话说吧,普遍的日本观众对中国的任何东西兴趣都不大,何况并不怎么样的中国电影?据我所知,除了日本的电影人,恐怕没多少日本人会去看中国电影。
记者:认识你的人多吗?
章明:没几个。除了电影节组委会官员和一些参赛同行,以及关注《秘语17小时》的影迷,就没有人认识我了。
记者:那日本人知道张艺谋、陈凯歌吗?
章明:普通的日本人肯定是不知道的,别看他们在中国名气大,但日本观众才不买这个账呢。日本人只看好莱坞大片和动画片,连日本电影都懒得看,何况中国电影。
记者:东京的电影节气氛浓吗?
章明:不浓,甚至很冷清。去之前已有朋友告诉过我,东京影展没有意思,但没想到这么冷清,他们不懂搞开幕仪式和晚会,简直比很多小电影节还寒碜。
记者:你今年也参加过金鸡百花电影节,相比之下,你觉得东京电影节的组织工作如何?
章明:不张扬,但兢兢业业,很务实。日本的电影现在很不景气,有关方面对电影节的赞助一年比一年少,冷清不能怪他们。我唯一对他们不满的就是没有安排我们各国的参赛电影人交流,你说,这多让人遗憾呀?
没得奖才光荣
记者:《秘语17小时》在去东京参赛之前颇受关注,如今空手而归你会不会有点面子挂不住?
章明:没有什么,真没有什么!因为我发现,这次参赛的电影都没有得奖,而得奖的片子大多比较差。
记者:东京电影节也算得上世界上有名的几个A级电影节之一,为什么会这样呢?
章明:每个电影节都有自己的游戏规则,东京电影节也不例外。比如今年,为了适应“9.11”后的国际政治形势,东京电影节在评奖时明显向中东地区的电影倾斜,在开幕式前还特意为“9.11”事件默哀。组委会主席更在致辞中再三表示:中东地区的大部分人民还是热爱和平的。这样一来,政治好像成了电影节的主角,真正的电影艺术反而在东京找不到自己应有的位置。
记者:谈到了获奖影片,你能不能对获金麒麟奖的《口号》与银麒麟奖的《在月光下》作出自己的评价?
章明:两部烂片!《口号》是阿尔巴尼亚影片,一部典型的政治电影,从片名你都听得出来,能好看吗?《在月光下》片名虽美,但画面粗糙、意念模糊,让大部分人都看不懂。
记者:你眼中的好电影是哪些?
章明:我最欣赏吉尔吉斯斯坦的《黑猩猩》,该片导演手法非常独特,画面也很唯美,故事真实而又有一些超现实的想象,我一直以为《黑猩猩》能拿金奖的。
记者:你自己的“孩子”呢?凭良心说,《秘语17小时》在东京的反应怎么样?
章明:别看《秘语》闷,但我觉得这是今年东京电影节上最好看的一部片子。本来日本人都不大看中国电影,但《秘语》在东京放映两场场场爆满。有一个40多岁的男影迷更是连看了两场,并很认真地告诉我:“你这部片子很棒,我看后到死也忘不掉。”能得到影迷这种评价我很感动。
记者:反应好却没有拿奖,不觉得有点遗憾?
章明:如果获奖的是《黑猩猩》,我倒于心有点不安;不过现在获奖的是两部烂片,我不拿奖反而是一种光荣。
归来自己反省
记者:这几年来,不少年轻的中国导演都喜欢出国参赛,并藉此奠定自己在影坛的地位。你认为这种现象正常吗?
章明:这不能怪他们,在中国电影现有的机制下,他们这样做也是出于无奈。其实现今许多中国导演都在各寻门路:地下的走地下,主旋律的走主旋律。先生存才能再图发展,容易吗?
记者:这次出国参赛会对你的创作心态产生某种影响吗?
章明:不会。电影节只是一种形式化的东西,不至于影响我的创作。我今后仍然会继续拍自己和投资商想要的东西,如此而已。
记者:东京电影节的冷清和日本电影的没落对你有没有触动?
章明:有,而且很大。中国的电影人应该珍惜观众给我们的机会,以免被观众彻底抛弃。
记者:今年的金鸡百花奖上,有许多年轻导演和演员获奖,你如何看待这种现象?
章明:年龄不能说明什么,年轻人拿奖并不能证明中国的新生代电影人已经“雄起”。相反我认为,中国电影真正要改变现状,还是得由老年人来决定。
记者:何出此言?
章明:我在金鸡节上第一次聆听谢晋的演讲,觉得他很懂中国电影的国情,而且很有激情。相反我们这些所谓的第X代年轻导演都比谢晋世故多了,心里什么都明白,但什么都不敢说。
记者:中国的年青导演最缺什么?
章明:真诚,还有热情。我也不例外,这些年来,我一直处于世故与真诚的对抗之中,人格也长期处于一种分裂状态。当然,这一切到了该有些改变的时候了。本版撰文/本报记者宁佐勤摄影/储璨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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