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女工制作的塑料珠链是美国“狂欢星期二”中最抢手的礼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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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基督徒的世界里，从复活节前第七个星期三起，到复活节前夕的40天是封斋期。既然随后要斋戒那么长的时间，之前当然要大吃大喝、狂欢胡闹一番。斋戒前最后的一个星期二被称作“狂欢星期二(FatTuesday)”，每一年在新奥尔良的法国广场，大约有500万人参加这夜的狂欢。游行花车上撒下大量色彩斑斓的塑料珠链，人们涌上去狂抢，因为随后这些珠链将成为狂欢节上的“货币”，用它交易，可以换来对方的亲吻、裸露甚至更多。
但面对导演的问题———你是否知道这些珠链来自哪里？———人们则傻乎乎回答：“不知道”、“商店里呗！”或者“管它呢！”大卫·雷蒙掏出一些照片给他们看，照片上是制造珠链的人，中国的女工。在圣丹斯这个非常美国的电影节上，与中国有关的信息十分罕见，雷蒙的纪录片《狂欢星期二：中国制造》自然非常醒目。
中国福建，一家塑料工艺品厂的老板指着车间里的小黑板，上边记录着每个工位上的日产量最高值。他用颇为流利的英语对着镜头解释：“如果工人做不到这个数字，我们就扣她的工资———非常好的管理方法，不是吗？”工作中的女工则压低声音：“我不该跟你说，我怕老板骂，我们有时候一天要干十六七个小时。”
很难想象这个一句中文不会讲的美国人是怎样跑到福建，拍成这么一部影片。
雷蒙高中毕业后做过30多种工作，后来进入德克萨斯州基督教大学，获得社会学学位。“我研究狂欢节，正在写一本书，我又读了越来越多关于全球化的书籍。我想更切实地了解全球化是怎样进行的，不是通过看书、跟人讨论而是到事情发生的地方去。”雷蒙循着“狂欢星期二”的塑料珠链走到了中国。
起初几乎是十分简单的：他从香港的贸易网站上找到了这个工厂以及老板的电话。“我告诉他我想拍一部关于珠链的电影，因为它在美国非常受欢迎。是他令新奥尔良狂喜，甚至部分因为他的工作改变了历史———因为以前人们没有塑料珠链，只有玻璃的；而现在中国有很多人在制造塑料珠链，所以他的工作很重要。”
“我第一次到的时候，正在拍麦当劳和街上骑自行车的人，有人叫我关掉摄像机。不过很快我搞明白他是叫我不要站在酒店前的台阶上拍，要拍可以到街上去。”
老板让雷蒙进了厂，而且很开放。但为了与女工交流，大卫又找来一个翻译。老板开始犹豫，随后派了人来记录他们都谈些什么。不过这个“督察”也非常忙，没法全程陪同，女工这才渐渐放松下来，敞开谈她们的故事。她们都是外省打工妹，以非常低的工资努力生存，一天工作十数个小时，但她们说自己非常喜欢这里的生活。
后来雷蒙才知道，他雇来的翻译并不配合。“她不想让我再去工厂，她想让我走。她说那些女孩是外地打工的，是不重要的人；我应该去跟有钱的、生活好的人说话。女工讲他们自己的时候，她骗我。后来我回美国把素材给另外的人看，才知道根本不是那么回事。”雷蒙笑起来，“这件事很有趣。她大概认为这是不好的。但那些工人没有对她们的工作说一句坏话，她们只说很累，不想加班，想多睡点觉，或者希望多挣工资……从外面看，工厂也很漂亮，我在片子里也放了；糟的只是她们工资很低，不能自由出入，这些都是非常容易改变的事。”
女工只在星期天才能走出工厂，雷蒙便跟着她们，拍她们逛街的情形。结束时一个人跟着他回到工厂，通过老板告诉他：你必须离开，要么我们没收带子。雷蒙并没有争论或坚持，他回了美国。“我没有拍摄进度计划，我也不是要让那工厂关门，也不想让任何人失业。我的目的不是制造麻烦，而是制造沟通、对话，让狂欢节上交易珠链的人们知道是谁生产这东西；也让做珠链的人们知道谁在买它们。”雷蒙解释说。
雷蒙在美国申请到了一个记者证，5个月后他又飞回来，打车到工厂。保安已经认得他，放行全无问题。近一个月后，他完成了在中国的拍摄。
影片前后用了近5年(4次在狂欢节拍摄便意味着4年)，成本是20000-30000美元，主要用在购买电脑、DV摄像机、磁带、收音话筒、机票以及雇翻译，全部来自雷蒙做兼职教师的收入。“我没学过电影，相关课程都没上过，所以没想到能到这儿来。影片有可能通过这儿得到，但我也觉得没什么戏，它会在电视上播，我觉得已经很不错了。”本报特派记者 李宏宇 发自美国公园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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