达内兄弟：用电影在恶的土壤里开出宽恕之花
达内兄弟
文/华琪 特约采访/ Tatiana Rosenstein 编辑/张一阳
1999年，达内兄弟执导的《罗塞塔》在戛纳获得金棕榈大奖；同年，比利时通过一项名为“罗塞塔”的《青年就业法案》，旨在保护像影片中主人公这样的失业年轻人。今年，达内兄弟带着《单车少年》来到戛纳，向第三座金棕榈奖杯冲击。
达内兄弟第六次来到了戛纳。
这两个比利时老头都已经头发花白，哥哥让-皮埃尔-达内脸色红润，神采奕奕，弟弟吕克-达内则稍稍胖些。走红地毯时，他俩都穿着得体的黑礼服，接受两边媒体和观众的“顶礼膜拜”。
此前，兄弟俩每次来戛纳必有所斩获，1999年的《罗塞塔》和2005年的《孩子》曾两夺金棕榈大奖，2002年的《儿子》与《罗塞塔》分别将男、女主角送上戛纳影帝、影后宝座，2008年的《罗娜的沉默》则获得了最佳编剧奖。达内兄弟是戛纳历史上为数不多两获金棕榈大奖的导演。
在中国，达内这对兄弟组合导演远没有美国的科恩兄弟，甚至沃卓斯基兄弟(曾拍摄过《黑客帝国》系列——编者注)的名字如雷贯耳，只有一小撮文艺青年和纪录片爱好者，如获至宝地将他们作品的DVD塞进放映机，沉浸于他们阴冷色调下的运动镜头所创造的“现实世界”。
达内兄弟钟情于纪录片的拍摄方式，关注社会底层人士。他们的影片场景常常设置在萧瑟的秋天，常常会有一个不务正业的父亲，一个被抛弃的儿子，或是一个挣扎在困顿生活中的女人。他们的电影没有说教，没有怜悯，没有惺惺作态的多余评论，几乎就是把生活还原给观众。
这一次，他们带来的是《单车少年》。影片中，12岁的小男孩塞里尔被父亲抛弃，寄养在孤儿院，但他不相信这个事实。一次偶遇让他认识了孤儿院边上美发店的莎曼塔，她帮他买回了之前父亲送给他的自行车，好心带养他，陪他过周末。可塞里尔生性焦躁不安，与莎曼塔无法安宁相处，并在小流氓的教唆下袭击路人，盗取钱财。不过，最终赛里尔理会了莎曼塔的一片真心，迷途知返，开始过上新的生活。
和达内兄弟以往电影不同的是，《单车少年》是一个发生在夏天的故事，色调葱郁，并头一次使用了配乐。影片在戛纳首映当晚，全场观众起立鼓掌长达8分钟之久。《村声》杂志评论，这是本届戛纳开幕以来最温暖的电影。
镜头对准瑟兰粗糙的庶民世界
达内兄弟让人相信，最好的电影永远在自己身边。
达内兄弟生活的地方，是比利时瓦隆区最工业化的城镇瑟兰。瑟兰原是矿产与冶金的工业重镇，上世纪七八十年代，比利时面临工业调整和重组，大量工厂关闭，工人失业，整个城镇的空气污染、温饱及治安问题接踵而至。达内兄弟则始终将镜头瞄准这里。除了《罗娜的沉默》，达内兄弟几乎在瑟兰拍摄了所有的影片。“我们无法想象在别的地方拍摄。”兄弟俩说。
达内兄弟出生于上世纪五十年代初，哥哥皮埃尔比弟弟卢克大三岁。60年代瓦隆区频频爆发工人运动时，兄弟俩正处于躁动的青春期。父母是中产阶级，禁止他们看电影电视。17岁那年，哥哥皮埃尔一怒之下，跑到布鲁塞尔学习表演，并在学校认识了比利时著名的剧作家亚芒德-加蒂。兄弟俩对加蒂的所作所为很感兴趣，于是他们也赚钱买了一台相机，学着加蒂那样给人们拍照。他们对工人的世界很感兴趣。
“大多数工人住的地方没有公共区域，也就没有地方让他们聊天、交流。于是我们决定拍下一部分人的生活，给另一部分人看。”弟弟卢克在2006年接受《卫报》采访时说。
他们一般在工作日拍摄素材，在周末把拍好的片子拿到教堂或咖啡馆放映。学哲学的卢克毕业后，兄弟俩便成立了专门的制作公司，为比利时电视台拍摄纪录片。波兰移民、二战时的抵抗运动、工人罢工是兄弟俩当时拍摄的主要题材。在制作了60多部纪录片后，他们开始尝试新的表达方式，但镜头依旧对准瑟兰粗糙的庶民世界。
1999年，达内兄弟完成了他们最具代表性的剧情类电影《罗塞塔》。影片讲述的是一个名为罗塞塔的少女，和酗酒成性、自甘堕落的母亲住在拖车里。她十分需要工作，却一再被老板无理由辞退。为了求得一份工作生存下去，她甚至不惜背叛唯一的朋友。当她最后决定开瓦斯自杀时，却发现拖车里的煤气没了，还必须得自己起身去更换沉重的瓦斯罐。手提摄影跟拍带来的画面，让人们深陷一种密切关注的焦虑，观众甚至可以听到女孩的呼吸，看着她用电吹风治疗自己的痛经，用废弃的半个玻璃瓶钓鱼，以及最后艰难地抱着煤气罐往前走的背影。
这部《罗塞塔》最终让比利时政府意识到乡镇社会青少年失业问题的严重性。 1998年的就业数据显示，比利时有超过一半的25岁以上年轻人，在大学毕业后6个月仍然没有找到工作。1999年11月12日，比利时部长委员会发布了《青年就业法案》草案，保护像影片中罗塞塔这样的少女。法案规定，企业必须为大学毕业生提供毕业后的第一份工作，或者延长毕业生在学时间，直到他们取得相应的职业资格证书，甚至具体到无论是公共还是私营企业，每招25名工人就必须包括一名25岁以下的年轻工人。后来，因为《罗塞塔》在戛纳电影节上大放异彩，法案的名字也被叫作“罗塞塔”。
哥哥让·皮埃尔·达内坚持认为，他们只是做了本分的事情，影片最终催生出法案“纯粹是运气”。“只是国家借我们获奖的东风，给法案起名为‘罗塞塔’，我们没有任何企图要(参与政治)通过法案。”弟弟卢克接着说：“当然，我们希望我们的电影能和人们对话，影响他们，但我们从未想过要改变世界。”
在2002年日本国内反对死刑的运动中，达内兄弟的《儿子》又被当作活动的一部分，他们也应邀去往日本。他们在那里找到了拍摄新片《单车少年》的最初灵感。“
一个青少年法庭的法官告诉我们，一个年轻的男孩被他的父亲送进了孤儿院。父亲说这只是短暂的，没想到他却也再也没有回来。”达内兄弟在接受本报特约记者采访时说道，“这个男孩等啊等，每天晚上，他都会爬上屋顶看着外面，等待父亲来接他。这个故事打动了我们。我们便以它为蓝本开始写剧本。”
在恶的土壤里开出宽恕之花
从上世纪60年代至今，除了达内兄弟，比利时唯一获得国际认可的导演只有安德雷·德尔沃。尽管兄弟俩的影片拍摄地都在比利时，但对于是否一定要拍拥有“比利时”国家民族印记的电影，兄弟俩却不置可否。
他们更感兴趣的，是探讨社会底层人群间的微妙关系。“《罗塞塔》里，他们面对的是最具体的问题——失业。影片中，镜头靠得很近，很晃，最多的是面部特写；到了《孩子》，镜头远了一些，平稳了一些，探讨的是人性自身的觉醒；到了《罗娜的沉默》，用的是固定机位，画面更加稳定，更像旁观者的视角。”影评人卫西谛在接受《外滩画报》记者采访时说道。
手持摄影、小成本制作、起用无名演员，一直是达内兄弟作品的标签。新片《单车少年》的画面色彩明亮了许多，破天荒起用了比利时著名女演员西西·迪·法兰丝，并头一次在关键处插入了配乐，但它的内核依旧是一个达内兄弟式的爱与救赎的故事。
“达内兄弟很注重细节，”西西·迪在接受采访时说：“他们会事无巨细地告诉你怎么表演，具体到每一个动作、每一场戏的情感。所有的东西都在他们的控制内。我不能即兴表演，一点点也不允许。” 西西·迪的上一部影片，是美国导演克林特·伊斯特伍德2010年执导的《从今以后》，她如此比较达内兄弟与伊斯特伍德的导演风格，“给克林特拍戏，一般一次就过。他不会到化妆间来看，也不会在开拍前排演。我甚至能够自己写一些台词。”
在许多影片人看来，达内兄弟似乎对人性中的“恶”很感兴趣。无论是为了获得工作，对唯一的朋友差点见死不救的罗塞塔，卖掉孩子的半熟爸爸布鲁诺(《孩子》)，还是《罗娜的沉默》里那个帮助谋杀亲夫的女主人公，摄影机似乎总是站在“恶”的这一边。
“‘恶’总是更加有趣。站在‘恶’这一边的人，是能够改变的。”卢克在一次接受采访时说。而他们也选择在影片中宽恕主人公的“恶”：罗塞塔终究没有见死不救，并在开瓦斯自杀未遂后获得了朋友的原谅；布鲁诺也在监狱里痛哭流涕，与孩子的母亲达成了和解。
“这种宽恕贯穿着达内兄弟所有的电影，”卫西谛说，他反感那些单纯展示“恶”的作品，而达内兄弟的作品则总是能在恶的土壤里开出宽恕之花。
达内兄弟曾经这样解释：“我们想知道罪恶感是否会带出一种新的人性。人类在铸下无法修补的事情之后，会不会试图找回自己，也再找回别人。在我们拍过的影片里，我们比真实中的我们要更加乐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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