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影《饥饿游戏3：嘲笑鸟（上）》剧照

　　2014年11月，《饥饿游戏3》在欧美地区全面上映。在英国电影的标志性地域——伦敦莱斯特广场的首映礼上，伦敦人几乎倾巢而动、排队观影。伴随着新片的热映，女主角凯特尼斯和其代表的“反女英雄”(Anti-Heroine)文化也再度成为媒体讨论的热点。

　　所谓“反女英雄”，即具有反派女性缺点但同时兼具英雄气质和英雄举动的一类角色。艾玛·简·恩斯沃什(Emma Jane Unsworth)在《卫报》的一篇文章中分析，“反女英雄”的两个典型标志是“坏行为”和“非常规的人生选择”。虽然在大众文化史上，“反英雄”早已有之，但“反女英雄”却是一个全新的概念。

　　从整体形象来说，“反女英雄”们是对自己人生充满控制力的一类女性群体，她们破除了长久以来社会对于女性的窠臼性印象，敢于不再“取悦别人”，敢于展露自己的不完美、脆弱、缺点，同时又用自己的方式，在看似灰暗的人生中成为赢家。

　　“反女英雄”最显著的特点是外表上背离传统审美标准，挑战西方审美金发碧眼的芭比娃娃形象，有的是一种不同凡俗的、奇异的美。《饥饿游戏》中，凯特尼斯是一个瘦弱的十五六岁少女，黑发、独辫、不喜裙装，经常穿着利落的皮靴在森林里打猎；《龙纹身女孩》中的萨兰德则像“船舶展览中出现的一头水牛”，脸色苍白、头发超短，天生红发却将头发染得乌黑，鼻子和眉毛上都穿了洞，脖子上“刺了一只约2厘米长的黄蜂”，左臂和左脚踝处也各有一圈刺青，穿无袖背心的时候，人们可以看见她右边肩胛骨上文着一条巨龙，整个人看起来就像“刚和一群重摇滚乐手狂欢了一个星期”。已经荣获两个金球奖的美剧《衰姐们》(Girls)，第一女主角汉娜是一个微胖、长相平凡的女孩。这种外表上的“奇异”是对社会习俗的大胆挑战，让女孩们意识到即使不按传统审美标准塑造自己，也可以拥有独特的魅力。

　　但是，“反女英雄”最大的内在能量在于她让女性看到了一种强大的掌控自己人生的力量。《饥饿游戏》中的凯特尼斯越来越成为全球年轻人的文化偶像，特别是在欧美地区。美国ABC电视台的《浪女大厨》就有这样一句台词：“《饥饿游戏》不是用来观看的，而是用来学习的。”这种风靡全球的魅力，就来源于凯特尼斯身上蕴含的这种强大内在能量。凯特尼斯虽然时时凸显自身的种种不完美，但她一步一步从内心最初的潜能寻找更强大的自我，一直向前，没有停滞。在比小说文本更丰富的电影中，凯特尼斯经历了失去亲人、朋友、战友的悲剧，从瘦弱的少女成长为坚强的女战士。

　　《龙纹身女孩》中的萨兰德也拥有这种“内心的强大力量”。她出场时被设定为一个社会的边缘人物、一个传统意义上的“弱者”。少年时有精神病史，使她被控制在社会监管制度之中。成年后她虽找到了工作，但必须有一个监护人，这个监护人可以控制她的财政权。在她遭受了生命中最大一次侵害之后，她终于进行了一场彻底的反抗——用自己的方式。萨兰德的方式不是传统意义上“好人”的方式，也不是一种道德感强的行为，但是她成功了，她控制住了自己的人生，并且使之按照自己想要的走向发展。稳固住自身后，她利用高超的黑客技术开始帮助他人，成功抓获了一个连环杀人凶手。只不过，她的“帮助别人”，也是按照自己的方式，所以这种英雄性又少了道德说教意味。

　　“反女英雄”角色们更是不刻意“讨人喜欢”。《消失的爱人》长期盘踞美国畅销书排行榜，近期因为同名电影的上映，使得女主角艾米再度被热议和研究。相比于《饥饿游戏》和《龙纹身女孩》，艾米的“英雄性”更弱，“不讨人喜爱”性更强。从外表上看，她是西方社会一个典型的美女——金发、苗条、酷(Cool)，拥有男性渴慕的女性形象的一切优点。但是，被这种美女的社会化标准要求太久，艾米的内心开始极度扭曲。外表上她是完美的，内里却因为清楚自己的不够完美而深深地自我厌恶。从繁华的纽约迁徙至荒凉的密西西比后，她目睹丈夫尼克和一名年轻女子的外遇，内心的“正常”终于开始折断，她处心积虑地编织了一个复仇计划——将自己“谋杀”并且嫁祸给尼克。作者没有给艾米这一角色添加一丁点可爱之处，在2014年11月接受《纽约时报》采访时，作者吉莉安·弗琳说，她一直试图在自己的作品中“揭露女性的阴暗面”。但是这个角色也因为太过阴暗在传统书评界好评不多。

　　对于“反女英雄”不够讨人喜欢的批评，作家罗珊娜·盖伊(Roxane Gay)却反驳道：一个人物是否讨人喜爱常成为一部作品成功与否的标志，仿佛角色的可爱与否直接决定了那部作品的文学质量和一个作家的写作水平。这一点在女性小说中分外明显。但是就我而言，我一直在期待一个更鲜活的角色，一个敢于做我自己在日常生活中不敢做之事的角色，一个更诚实、更敢于暴露自己的角色。

　　当下“反女英雄”角色在年轻群体中受到欢迎，也许是因为暗合了现代女性的内心希冀——强大、美丽并且能控制自己的人生。正如伍尔夫在《一间属于自己的房间》中所说：生活对于男女两性都不容易，是一场无休无止的拼搏。从广义角度来说，很多过往文学作品中也有“反女英雄”，只是没有被文化研究者包装成这样一个文化概念。《飘》中的斯嘉丽毫不犹豫地暴露自己的自私和物欲，但同时她又坚强、勇敢，总是能在困境中找出解决办法；《蝴蝶梦》中的瑞贝卡毫不遮掩地偷情，并且无情地控制、伤害自己的丈夫，但是直到谜底被全部解开后，人们还是不得不佩服她是如此敢于按照自己的方式生活，甚至也要按照自己的方式去选择死亡；《名利场》中的利蓓虽然在往上流社会的攀爬中一再受挫，但她目标明确、坚定不屈的拜金主义即使在今天也让人产生些许共鸣。

　　事实上，“反女英雄”不能简单地理解为女性的“文学反派”，她们除了具有人性缺点以外，某种程度上仍必须是“英雄”的：或是强大的、最终能成功的，或是缺点可以被同情、理解或引起共鸣的。这一点尤其体现在《包法利夫人》上。她之所以到今天仍能引起共鸣，是由于当代女性也经历了这种从契阔到凡俗，一切开始变得那么索然无味、平庸愚钝的感觉。当包法利夫人嫁给乡村医生后，她虽然感觉安全稳妥，但她人生更高的可能性，也在那个刮北风的乡村宅邸里，被不可避免地湮没了。包法利夫人的悲剧在于她每天都意识到她作为一个女人的最高“可能性”被捻灭了，“成为一个皇后或一个名妓”的可能性被捻灭了，剩下的，只是一个平凡人的平凡妻子，所以她最后的毁灭、虚荣、背叛才那么有理可循。

　　现实生活中，“反女英雄”概念也通过明星行为而获放大。著名影星凯拉·奈特莉(《加勒比海盗》女主角)前段时间公开了自己的平胸照，美国歌手碧昂斯一再以“歌颂女性力量”著称，英国“天后”蕾哈娜与男友分手后拍摄了那支勇敢味极强的MV，都从某种程度上暗合了“反女英雄”的心态。《理解大众文化》的作者约翰·费斯克提出这样一种观点，即在文化经济中，大众文化中的所有商品(电视、电影、小说等)变成了一个文本，一种具有潜在意义和快感的话语结构，这一话语结构形成了大众文化的重要资源。目前，《衰姐们》已经被续订到第四季，某种程度上体现了大众对生产更多“反女英雄”文本的需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