坂本龙一
不是每个人都有机会老去的。
在威尼斯的电影宫里，我们见到了白发的坂本龙一，这是一位三年前曾罹患喉咙癌的音乐家。2016年初，另一位音乐天才大卫·鲍伊因为肝癌而陨落。同住纽约，共处于市中心，坂本龙一相信，“我们可能去过同一家医院”。所幸的是，坂本龙一走出了医院。
两年前，坂本龙一复出为山田洋次执导的导演《如果和母亲一起生活》编曲，接着便为《荒野猎人》、《怒》配乐。而这次，他带着一部纪录片《坂本龙一：终曲》来到了威尼斯电影节。
这部纪录片有坂本龙一各个时期的珍贵画面，包括70年代的演奏现场，80年代在中国长春、大连、北京等地拍摄《末代皇帝》的花絮，《战场上的快乐圣诞》、《遮蔽的天空》的创作心得，以及他前往非洲肯尼亚、北极采风的视像资料，除此之外，坂本龙一还在纪录片中，谈及了罹患喉癌的心路历程，坦露身为艺术家的自己关心环境、政治、社会议题的原因。
在中国，坂本龙一被乐迷称作“教授”，听到这样的称呼，他主动与我来了一个温暖的握手，并说出了相当标准的“你好”、“谢谢”。
对于很多乐迷而言，崇拜和喜爱坂本龙一并不仅仅是因为音乐，还有生活方式以及个人思想，关于这些，《坂本龙一：终曲》可以给人很全面的答案。除此之外，不可忽视的是，坂本龙一那始终如一的绅士态度和优雅气质。
“如何优雅地老去？”我问他。“教授”有点害羞地说“我也想知道”，随后，他想了想，“努力去丰富自己，多读书，看好的电影，以及感受自然。”
“从没有想过会有癌症，这始终像是一个玩笑”
从二十多岁开始工作，坂本龙一就没有停歇过，直到被确诊喉癌，他才意识到自己的生命已经被透支，“从没有想过会有癌症，这始终像是一个玩笑”，坂本龙一在纪录片里难以置信地说。
上世纪九十年代起，坂本龙一开始生活在美国纽约。在针对癌症的一年治疗期结束后，城中的另一位音乐天才大卫·鲍伊却因癌症而与世长辞。尽管在《战场上的快乐圣诞》中有所合作，但坂本龙一说，两人很少联络，“尽管我们住在同一座城市，都住在市中心，但我们从未碰到过彼此。”
坂本龙一提及了大卫·鲍伊的《Lazarus》，然后是他并不那么喜欢的专辑《The next day》，“最后那张《Blackstar》我真的很喜欢，但是突然间，两天之后，他就去世了。”
“他的声音听起来不像是一个知道自己很快就会死去的人，他想有更多的时间去创作新的音乐，在同时，我也有同样的病，我相信，我们去过同一家医院。”
实际上，坂本龙一在确诊的时候，正在做新的专辑，最初他也抱持着与大卫·鲍伊类似的心情：“不知道自己还剩多少天，不把任何事情看做理所应当，只想留更多的音乐在世上”，“如果可以，我却没有努力去‘挥霍’生命，那是很惭愧的”，如此，他坚持了一阵子。但最后，他还是不得不全面停工。
一年的治疗期过后，坂本龙一感觉自己好了很多。癌症的经历，让他开始更倾向于多做自己的音乐，不只是看着那些电影画面、听导演的想法、从外界角度来创作，而是“表达自己内在的声音。”
“你还有多少次看满月升起的机会？ 也许4、5次。也许更少。”得了癌症后，保罗·鲍尔斯写的《情陷撒哈拉》里的这一句，牢牢地刻在了坂本龙一的脑海里。
“是与否，这条路与那条路，都是纯粹的，我的特质。”
纪录片里，有一个雨天，坂本龙一打开花园的小门，把蓝色的水桶盖在头上，以这种独特的介质倾听雨声。
2008年，坂本龙一应老友的邀请，前往了北极，在白雪茫茫的世界里，坂本龙一对着镜头说：“我觉得随时会死去。”在一方硕大的冰山脚下，坂本龙一拿出撞击乐器，在一洞小小的水流里，坂本龙一探入收音器，开心地说，“我这是在‘钓’声音啊”。
“工业革命以后，自然被打造成有形的物体，人们通过它们去听大自然的声音。”坂本龙一说，但他却更迷恋大自然原本的声音。
在此之前，坂本龙一的编曲经历了不同的时期。
电影《战场上的快乐圣诞》是他为电影配乐的开端，动力来源于导演大岛渚的鼓励。谈及大岛渚，坂本龙一忆起第一次见他的场景，“那是东京市中心的一条街道上，在与武装警察对峙的游行人群中，大岛渚站在第一排，太激进了，他那时大概是在40多岁。”
第二次见面，是大岛渚造访坂本龙一的工作室，两人要聊《战场上的快乐圣诞》的电影剧本。坂本龙一回忆，当时他正望着窗外，大岛渚就出现了。
“写出《圣诞快乐，劳伦斯先生》的时候，我很年轻，那个声音几乎完全是由合成器、电脑或者类似的技术制成的，那时候它们是很少见的，后来我就开始使用常规的乐团，比较少用合成器。近些年，我常常会想，可能在《圣诞快乐，劳伦斯先生》之后，我应该多用合成器的，也许我本可以成为一个比现在更独特的编曲者。”
“不过如果我只用合成器作曲，可能导演就会用别人作曲，而不用我了。”坂本龙一笑着说。
在这之后，就是1986年的《末代皇帝》，导演贝纳尔多·贝托鲁奇是想让他去演戏的。当时，坂本龙一在大连演了两天，之后又去长春电影制片厂。纪录片里，坂本龙一在剧组人员的围绕下现场演奏，贝托鲁奇兴奋地对着镜头说：“这是大师之路的开始。”
完成拍摄后，坂本龙一去了纽约，贝托鲁奇一个电话把他叫到伦敦，一周创作了45首歌，“压力很大的，但现在看起来好像做得不错”。
《坂本龙一：终曲》里没有谈及阿莫多瓦，这是纪录片导演的取舍。在坂本龙一看来，阿莫多瓦是一位非常温和且有创造力的导演，“大多数情况下，几乎所有的导演都非常像独裁者、指挥家，命令和要求人们，但他不是的。”
“其实他很想我尽快地观察西班牙的一切，但是我想我到现在都没有真的观察到，那是我很后悔的地方，我应该花更多时间去更深地理解西班牙的，但是我却没有，因为真正地、深入地、独特地去理解西班牙文化，几乎是不可能的。它是复杂的、历史性的、具有文化复杂性的，涉及的因素和要素是非常多的，是很长的历史，太难了。”
没有唱片公司的干扰，按照自己的节奏发专辑，既可以通俗又可以做自然音乐或硬核电音，坂本龙一是风格多变的自由音乐家。他坦承对所有的作品都喜爱，但也有偏好，比如说，对比《音乐图鉴》和《未来派野郎》，他会更喜欢前者，“后者好像更像一种流行趋势，不像前者那么无时代性。”
“是与否，这条路与那条路，不管我放了多少元素，自然的声音或是机器的声音，都是纯粹的，我的特质。”
“音乐是需要和平的”
坂本龙一十五六岁的时候，巴黎、纽约、芝加哥以及日本的学生运动正在兴起，那时候读高中的他，变得非常激进，戈达尔成为他当时的偶像。在戈达尔之后，坂本龙一开始看特吕弗和费里尼，然后是贝托鲁奇和大岛渚。
“我是从1992年开始思考环境问题的。”坂本龙一说，“艺术家对自然环境、人类社会的变化是最为敏感的。此后，这种意识开始影响我的音乐。”
上世纪九十年代开始，坂本龙一定居纽约。“因为多样性。我是一个黑人，我是个穆斯林，我是个LGBT人群，这就是纽约。”
2001年9月11日的早上，两架被恐怖分子劫持的客机，分别撞击纽约的地标性建筑双子塔（纽约世界贸易中心），迸发出巨大声响，坂本龙一望向窗外，震惊之中，拿出相机，拍下了撞击发生之后的场景。照片中，高楼残体的侧面，有惊鸟飞过，这种对比深深震撼了他。“911事件”发生后，他一直没有在纽约听到音乐，直到事件过去一周，他才在时代广场听到有人唱《Yesterday》。
“音乐是需要和平的。”坂本龙一说。
“为什么我们的世界这么暴力？这让我忍不住想去探寻生命的起源。”于是，坂本龙一在2002年2月去了非洲的肯尼亚，在人们居住的河边，他产生了“只有爱能够战胜恨”的念头。2008年，他又去了北极，体会到了“随时会死”的渺小。2011年，他前往地震核泄漏的福岛探访，还在灾区，为人们演奏了那首名曲《圣诞快乐，劳伦斯先生》。
如今，坂本龙一还是会和日本的家人相聚一两次，但生活和工作仍然是在纽约，“我仍在关心日本的状况，不管是环境上的，还是政治、社会议题上的，因为与在美国发生的非常相似，右翼正在上升，日本五年了，在美国只是几个月而已。”
谈及中国，坂本龙一说：“随着年龄的增长，我意识到，中国在日本历史上的影响力很大，政治、制度、人口、建筑、食物，几乎一切都是中国带来的，所以我对中国的历史和文化有很大的尊重。”
《坂本龙一：终曲》的最后一个镜头，是他弹奏钢琴的画面，坂本龙一笑着说：“我每天都练琴，确保手指能够保持练习状态。”
“如何优雅地老去”，成为了此次采访的最后一个问题，坂本龙一说，他也想知道答案，也许“努力去丰富自己，多读书，多看好的电影，多感受自然”是有所裨益的。说完，“教授”给了我一个温暖的握手，我想，答案就在这份传递之中吧。（阿辉/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