威尼斯电影节开幕后的第一天,就迎来第一部口碑爆棚的杰作,它就是阿方索·卡隆的《罗马》。
中国的观众和影迷其实对阿方索·卡隆并不陌生,早几年他的作品《地心引力》就在中国上映,取得了不俗的口碑。
他也是第72届威尼斯电影节的评委会主席,第86届奥斯卡最佳导演奖的获得者。
和今年拿到了小金人的吉尔莫·德尔·托罗、亚利桑德罗•冈萨雷斯•伊纳里多并称为“墨西哥三杰”。
阿方索·卡隆、冈萨雷斯、陀螺
虽然片名叫《罗马》,但故事发生在墨西哥城罗马街区。
导演将镜头对准70年代时期的社会生活,借一个保姆和一个富庶家庭展现社会结构截面。
阿方索·卡隆也曾说过,这部电影对他非常重要,其中有不少情节来自他私人的经历和情感。
《罗马》的电影节之路并非一帆风顺,因为Netflix问题曾一度无法参加戛纳电影节,如今在水城首映,影迷们翘首以待。
它是不少人最期待的电影,也有传言称有公众人物曾看中它的品质,但遗憾其未能参赛戛纳,这样的传言无疑加持了它的光环。
《罗马》采用数字拍摄,全程都是黑白影像,画面通透,影响文本层次高明,是一部非常精致的人文作品。
今天,就由特约影评人于婧跟大家一起聊聊这部威尼斯的“首部爆款”。(作为一部被寄予厚望的作品,今年的奥斯卡显然也是可以期待下的。头号种子之名并非虚传)
正文开始
深浅不一的方格瓷砖工整地填满了整个画面,主创人员的姓名一一出现,延绵的同期声听不出环境,漫长而简单。
阿方索·卡隆在影片《罗马》的片头就表现出完全不同以往的风格与意图。
瓷砖上蔓延着水流,洗刷的声音不绝于耳。
此后,玄关的瓷砖象征性地多次出现,它是宠物狗的厕所,男主人慌张的阴谋,孩童们玩乐的天堂,女主人迁怒的借口和重生的宣言。
卡隆用一个黑白长镜头交代了女佣Cleo的身份,也交代了此片简单、写实、疏离与克制的基调。
预告可以一窥
Cleo的原型是卡隆幼年的保姆。
但这不是一个讲述幼年保姆的故事,它是一个关于回忆的故事。
在这段回忆里面,不仅有一位让孩子念念不忘的墨西哥原住民保姆,也有70年代白人中产大家庭的生活状态。
Cleo的意外怀孕、生产,最终失去孩子的经历始终互文着女主人被抛弃、迁怒和重新振作的经历。
从剧本角度而言,卡隆完全抛弃了《地心引力》中主角为了一个明确动机而不断克服障碍与意外的模式。
Cleo的动机在影片的开头是不清晰的,她在被观察的同时也是这个白人家庭的观察者。
当Cleo和女主人都陷入困境的时候,摆脱困境获得新生,成为了隐而不发的人物动机。
《罗马》乍看之下,似乎摒弃了叙事,然而这种无限趋近于真实的表述方式,却恰恰是在讲述一个关于状态的故事。
70年代的墨西哥是什么样的?
墨西哥的中产家庭是如何的?
那些普通的原住民又是如何的?
最重要的是,一个时代中人的生存状态该如何用影像来呈现?
卡隆完全可以选择一个更具戏剧冲突的事件来作为《罗马》的主题。
比如Cleo和女主人与男性的关系,比如那场大规模的社会暴动,甚至Cleo与这个家庭亲密的关系也可以在阶级的差异上被大做文章——
催泪、震撼、抨击,每一个选择都有其可行的方法。
但他却选择了一个看上去最平实的方法克制地对待自己的回忆。
真实地表现一个年代中人的生存状态,这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
太过简单就失去了价值,太过用力则失去了体验。
《罗马》的画面中有许多“正确”的细节,不仅仅表现在符合年代的置景上,也是水池里积累的餐具,底层人民领口的磨损,和主人家亲而不密的态度。
Cleo让另一位女佣不要在夜里点灯,因为女主人会觉得浪费。
同样也是这位似乎有些吝啬的女主人,在Cleo意外怀孕时,带她去医院检查,临生产时让自己的妈妈带她去买婴儿床。
《罗马》的可贵之处在于刚刚好。
主人家与女佣之间的关系在疏离和亲密之间,刚刚好。
卡隆对于女佣的观察,同样有着喜爱与不解之间的刚刚好。
在Cleo唤醒孩子的那场戏里,她轻柔地给孩子唱歌,抚摸他们的背脊,想对待小天使一样爱护他们。
同时,发生在Cleo身上的事情,以及他们之间的阶级差异,从来没有被明确地说出来过。
真实又复杂的人物关系,将所有人物的塑造都变得成功。
人和人之间的关系本身就是复杂的,它的复杂,并不总在极端事件或者扭曲中才能体现。
如何去把握并且表现其中的微妙,是许多导演,包括那些常年混迹于A类电影节的导演,也无法完成的课题。
塑造一个心理变态,并不比塑造一个普通人更加具有天赋。
同样的道理也适用于表演。
扮演Cleo的Yalitza Aparicio是一位教师,她的表情没有太多刻意的雕琢。
在被男友抛弃的那场戏里,她拿着逃走的男友的夹克衫,从电影院里走出来,四处张望寻找逃走之人,但心里也清楚希望渺茫。
所以她表情茫然地坐在小商贩当中,不好的预感被印证,仍不可避免的不知所措。
没有激动也没有流泪。
威尼斯电影节上的阿方索·卡隆和演员们
阶级,显然是一个导演试图谈论的问题。
他用怎样的目光去看待阶级低一等却朝夕相处的人,这其中既不是同情,也不是傲慢。
这本身便是一种尊重。
不把阶级差异这个矛盾作为主要矛盾,也不把社会动乱作为主要矛盾。
在暴动冲突的那场戏里,城市街道看上去已经非常不安全,流血马上就要发生的时候,女主人的母亲还是很平常地带Cleo去买婴儿床。
家具店里,人们也很平常地在购物。
这可能就是当时社会的真实状态。
对于Cleo和这个白人家庭而言,将他们推入困境的不是显而易见的动乱,而是人类生存本身。
女主人的困境与Cleo的困境从来就没有什么太大的不同。
从这个角度而言,《罗马》表现出自新写实以降的可贵的普世性。
在这个半自传故事里,卡隆表现出多少客观,其背后就有多少主观。
他让自己的情绪始终保持克制。这恰恰说明了回忆的热烈程度。
他用一组又一组的大景别和中景别长镜头,让自己与主角Cleo保持“观察者”应有的疏离。
每一段镜头的时长与距离,都有它本该有的作用,服务于叙事,也服务于导演的表达。
影片开头,卡隆用多个低于成人水平视角的摇镜头,叙述了人物与故事的所有背景——
一个富裕的墨西哥白人家庭,一个忙碌的原住民女佣,她的日常包括打扫房子,准备食物和照顾孩子。
大景别与中景别镜头,蕴含了多于特写与近景的信息,所以当它的叙事能力事实上非常之强。
比如,Cleo在医院生产时,前景是她的半身,景深的地方是医生抢救婴儿的模糊身影。
仅仅一个镜头,包含了Cleo所有情绪上的冲突与痛苦。
也正是这个镜头,暴露了卡隆试图隐藏的主观。
《罗马》是阿方索·卡隆的私人回忆,但影片并非是私人的。
卡隆运用了极度适合的视听语言,避免了自恋,夸大回忆或者自我感动。
漂亮的视听语言并不少见,但仅仅是漂亮,还不足以让一个导演成为优秀,更多情况是让他陷入混淆视听的深渊。
卡隆的可贵之处在于,让电影语言契合到清晰的立意与思考之上,让这种表达方式回归纯粹。
(责编:Koy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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