厄洛芬谈《近敌》：是反阶层固化的希腊式悲剧

《近敌》导演达维德·厄洛芬

　　这是法国导演达维德·厄洛芬（David Oelhoffen）的第三部长片作品。处女作《Nos retrouvailles》2007年入围戛纳影评人周，2013年，由维果·莫滕森和法国本土影星勒布·卡代布联袂主演的《远离人迹》入围威尼斯主竞赛，并深受好评。5年后，厄洛芬带着自己的第三部作品《近敌》重新杀回威尼斯的金狮争夺战中。

　　《近敌》讲述的是从小一同在贫民区长大的好朋友，一个成为警察，一个是毒贩头目，走散的他们再一次碰面，却是不得不面对眼前发生的一切。寥寥几行故事梗概，看起来老生常谈没有多少新意，却被导演讲出了惊喜。不是反目成仇的警匪枪战故事，影片并没有纠结于面对法律的矛盾和戏剧冲突，《近敌》在风格上更接近于《格莫拉》或者《预言者》，极度写实的镜头直抵警察和毒贩的真实生活世界，讲述他们的内部关系和残酷竞争。这里面并非黑白分明，交易、暴力、友情、亲情交织，人与人之间复杂的情感和碰撞，由两大实力派演员勒达·卡代布和马提亚斯·奈修尔的精彩飙戏来展示。这是一部类型片，同时有着鲜明的作者风格。一幅阿拉伯面孔的勒达·卡代布成为冷静强悍的警察，高大英俊的欧洲帅哥奈修尔则曾化身暴力又单纯的毒贩。导演用独特的视角，对今天社会中人们习惯性的标签做法给了一次有力反驳。

勒达·卡代布和马提亚斯·奈修尔

　　随后的采访中，导演为我们详细解读了其中的人物设置和背景内容，并澄清种族歧视并不是影片关注重点，自己更想讲述的是在今天阶层固化严重的社会里，人们经常轻易得被贴上标签，在个人认知上遭遇困境。此外，如同古希腊的悲剧，每个人都难逃人生宿命。

　　而同在采访现场的两位男主角，虽然在剧中有着即对立又兄弟情深的复杂关系，现实生活中率性潇洒的二人却无比相处融洽，彼此对合作和表演都不吝恭维。

　　种族歧视不是主题，反其道而行对抗社会固化标签

　　新浪娱乐：和您的前作《远离人际》相比，这部作品的风格应该说很不一样，可以讲一讲为什么要拍这样一部警匪片吗？

　　达维德·厄洛芬：想法来自我和一个毒贩接触的机会，因为我有一个律师朋友，当时他正在为一个很重要的毒贩做辩护，我就想为什么不去和他见见面，了解一下他们的日常生活？这个世界里的大多数人都接受了我的请求，我发现人们想象中的毒贩生活和这些亲历人的讲述有着巨大的差距，这中间是有创作空间的。相比较很多影片聚焦人物，我可以用最写实的手法，拍摄毒贩的日常生活，他们的问题，比如说他们遇到的最主要的麻烦，不是警察不是进监狱，而是内部的欺诈争斗，彼此间的竞争。这些四、五十岁的毒贩在生活中看起来很好，也很聪明，因为那些没有头脑的人早就被残酷的体系过滤掉了，同时他们又具备杀人的能力，因为这就是他们的工作。两种特质的交织很让人困惑。我还发现一点，他们平常并不随意杀人，这一点和美国的情况很不一样，那里有很多的枪杀，（笑）所以我的建议是，做毒贩在法国比在美国安全得多……不过，日常生活的暴力却很多，和我见过面的人，有的腿上中过枪，有的是肩膀，或者被刀砍过。这些都是竞争对手干的，因为他们彼此间有很多欺诈。但却不是人人都带着枪，这是我想避开的经常在美国电影中看到的陈词滥调，在欧洲在法国毒贩情况并不是这样的。他们对警察并不是特别害怕，危险往往来自其他的毒贩。另一方面，我也有机会和警察对话，因为很多年前，我写过一个电影剧本叫做《SK1案件》（l‘affaire SK1），和警察局建立了联系，可以和缉毒局的警察沟通，由此看到这两个世界其实有多么地交织混杂，警察又是如何和毒贩对话、交易……有这些亲自了解他们的便利条件，剧本在此基础上创作，也就有了这部影片的诞生。我以为自己拍了一部和之前不一样的电影，创作过程中才意识到：它和上一部《远离人迹》虽然形式上看起来非常不同，但内核是一致的，都是个人自我身份的认同，个体和他所处群体的关系。

　　新浪娱乐：您选择了继续和前作中的演员勒达·卡代布合作，他身上什么东西如此吸引你？

　　达维德·厄洛芬：勒达非常有表演天才，这就够吸引人了。他和这部电影还有着紧密联系，因为我写剧本的时候就已经考虑到他了。生活中我们是好朋友，经常聊天，他的演员生涯和剧中扮演的角色迪斯有很多相似之处，都是北非马格里布裔家庭的法国人，职业生涯上给他提供的表演角色，经常也都是被贴上马格里布标签的人物。对于这些演员来说，很多时候都不得不在接受这一标签（因为你可以获得工作机会）和不被约束其中做斗争。来自外部的和艺术家本人的认知，也正是剧中男主角迪斯的遭遇，因为他在社会贴给他的标签外想要独立构建自己，因此拒绝巴黎郊区、北非移民家庭等等自己的发源地，想要逃到别处去，可是最终又不断被送回到自己的来处。

达维德·厄洛芬

　　新浪娱乐：这是为什么在影片开场戏中，当他逮捕了毒贩，对方和他用阿拉伯语讲话，他却用法语说我不会说阿拉伯语。直到后来他回到父母家，用阿拉伯语对话我们才明白过来。

　　达维德·厄洛芬：是的，这也是为了展示主人公角色的演变，一开始他对阿拉伯语持坚决的抗拒态度，电影进行到一个小时后，我们才明白原来这是他的母语。对我来说，迪斯这个角色是一个男人的重返家园，虽然回家的这一路很复杂，也很暴力，但是整部影片就是他接受并重新回到根基的过程。

　　新浪娱乐：为什么选择马提亚斯·修奈尔来搭档呢？

　　这是一个在表演上很有力度的演员，无论是从他的身体体型，还是表演本身上。他不害怕展示自己脆弱一面，对自己、还有自己的表演都有足够的信心。对他来说，在剧中表演哭泣，或者其它脆弱的举动没有任何难度，甚至要表现庸俗他也很自然。他对挖掘内心深处的东西毫不害怕，对自己的直觉也很有信心，在直觉和理性思考间行走。记得在拍摄现场，他说的最多的一句就是：试试吧。尝试之后，他也许会表达自己的看法，不过在遇到问题前不会过度纠结。

　　新浪娱乐：讲到每个人的根和种族歧视问题，如果说警察行业内这一点可能明显，但是表演圈演员本身就是不能扮演所有的角色，情况应该不完全一样？

　　达维德·厄洛芬：我不完全赞成这个观点。一个演员完全可以扮演医生、公证人、教师或者一个知识分子，却很少有人邀请北非马格里布裔的演员来出演这些角色，勒布在《希波克拉底》中扮演医生角色，为他赢得了凯撒奖，我想他是非常注意这一点的，选择不同的角色来避免人们轻易给他贴上标签。虽然不是所有的演员都可以扮演纳尔逊·曼德拉，我觉得一个演员还是可以出演很多角色的。每一个演员都要和来自外部的审视对峙，其实每一个男人、女人，都在个体认知和个体所属群体的评判这两者之间斗争，寻找自己的真实身份。在一个国家里生活，但是你的皮肤和头发却透露你源自别处，这并不容易。

《近敌》

　　新浪娱乐：在您看来，法国也存在严重种族歧视是吗？

　　达维德·厄洛芬：当然，在法国也存在种族歧视，因为这是全世界都有的现象。不过比起美国还没有这么厉害，我们的体制不一样，不过日常生活中也是可以感受到的。我并不想控诉法国电影界的种族歧视，而是说每个演员为了不被贴上标签都在努力斗争。而这个标签也并不一定总是和种族歧视有关，比如说可能被局限在喜剧活功夫等电影类型中。不过对于原籍来自马格里布地区的法国演员，情况总是更复杂更困难一些。我有很多这样的朋友，电影圈推荐的他们角色总是类似：毒贩、犯罪份子、街头小混混等等。

　　新浪娱乐：现在法国还有其它但各种移民，为什么对于来自北非阿拉伯的移民，这一标签却一直持续着？

　　达维德·厄洛芬：因为这和他们在现实社会中的社会地位一致，作为后来移民，大多数处于贫穷状态，因此发生了很多犯罪事件。一切并不是因为种族问题，而是源自贫穷，或者随之的教育问题，在巴黎郊区的问题就比室内更多。

　　新浪娱乐：所以，您从来没有考虑过，由勒达·卡代布来扮演毒贩，马提亚斯·修奈尔扮演警察这个看起来更常见的组合？

　　达维德·厄洛芬：不，从来没有。电影的叙事线索已经非常传统，所以当我准备讲这个故事，一开始就对自己说，如果我想要把电影拍出特点来，可能的方式就是由勒达来扮演警察，打破人们不假思索就会轻易给角色形象贴上的标签，我希望对抗这种轻率的贴标签做法。

　　新浪娱乐：通过这部电影，对于移民问题，您是否有什么具体的信息希望传递给观众？

　　达维德·厄洛芬：对我来说，有关电影的辩论并不是针对移民问题，我想说的是，在法国因为出生不同家庭，来自不同的地区，阶级固化的问题很难得到改变，一个人社会地位的提升空间非常有限。这是一个非常不均衡的、刻板的社会，那些有名的高等教育机构培养出社会精英型人物，而一般的人们，很难跳出社会已经给你规定好的阶层圈子。《近敌》讲述移民、贩毒话题，但更宽广意义上讲的其实是阶级固化。这在其它领域也是一样，只不过通过毒贩的世界展示，更具电影表现力，更暴力更有戏剧性。对我来说，这就是电影的意义，讨论的是人类共通的话题，同时用最大限度的电影语言来表现。

　　新浪娱乐：影片还给我感觉，这是一部古典希腊式的悲剧，就像科波拉的《教父》一样，注定都是悲剧结束？

　　达维德·厄洛芬：我特别喜欢《教父》，它是一部黑色经典电影，也可以是关于家庭、权力斗争等的影片，早已超越了黑帮的表面形式。对我来说，它是永远的电影教科书。我很高兴你能想到悲剧这个概念，影片中一个警察一个毒贩，他们的命运都是悲剧的。他们的角色并不是表面上的警察或者罪犯，而是和他们的出生相连，是对内心深处的个人身份的追问。这两个人的成长中都有巨大的缺陷，就像影片中提到的，修奈尔扮演的毒贩从小没有父亲，没有家庭，缺乏保护的他找到一个接纳他的摩洛哥裔毒贩大家庭，他真心相信自己是这个家庭的一员，实际情况却是他被这个家庭抛弃了，他的真诚遭遇了怀疑。我们深信不疑的事情最后却背叛了你，这是很悲剧的。而勒布扮演的警察一开始拒绝自己的阿拉伯家庭出生，排斥自己生长的原生地环境，认为自己要成为一个不同于他们的人。这种激烈的否定，却屡屡遭遇现实的倒推。比如说在警察局，我们明白他被调到稽查毒品的专门部门负责，就是因为他出生于马格里布家庭，了解马格里布贩毒者和他们居住的街区，由他来调查会比其他警察更有效率，所以他又被带回了一直想逃避的世界，这也是他不得不面对的巨大的生活裂缝。人们想当然地以为在一个民主共和国里，警察局里大家都被一视同仁地看待，充满友情平等，不，实际情况是，他无法否定自己的出生身份。最后的结果说明他需要和自己和解，重新回到自己的出生家庭里去。两个男主的差别是，警察迪斯对世界不抱任何幻想，而毒贩玛努埃尔内心却很天真，所以从高处跌得特别惨。这是一个很苦涩的现实。刚才你问我影片想传递什么信息，我想说一个人很难走出自己固定的阶层，就算能够走出，也是要付出沉重代价的。正是这些成长缺陷导致他们的巨大悲剧。因为他们无法解决这一问题，所以只能通向最后的失败。

　　影片并没有聚焦犯罪调查，而是像古希腊悲剧那样，讲述主人公无法逃脱的悲剧命运。此外，惊悚警匪是我感兴趣的类型片，它可以营造紧张氛围，制造暴力，这是一种表现形式，也是内容本身。我所做的就是帮助这些演员，塑造尽可能复杂、独特又细腻的人物角色，并不是因为你是毒贩或者警察，心理状态就会比医生、或者记者更简单。人性的复杂到处都是，悲剧也是。所以影片的警匪惊悚类型和悲剧片并不矛盾。

　　迷恋有缺陷的男性气概，探索标签、个体身份和社群封闭

　　新浪娱乐：您的影片中总是以男性角色为主，这是因为你喜欢他们的世界，还是因为这是你熟悉的话题？

　　达维德·厄洛芬：（笑）我也喜欢和女演员合作。不过我确实感兴趣探讨那种有缺陷的男性气概，因为他们身上的某些弱点，一方面不得不表现出男子汉的一面，同时又非常脆弱迷失。他们不是战无不胜的男人，也不是光芒四射的英雄。世界上发生的一切，尤其是mee too 运动之前，在一个被男性统治的社会中，电影的权力也是由男性掌握的，不过所有这些今天都在慢慢改变，我们对于男性或者女性化的认知应该与时俱进。我感兴趣的，无论是讲述男性或者女性，是这些角色塑造的自由性。生活中那些为了争取自由而一直奋争的男女都给我启发。你看，在法国甚至欧洲，社群主义的做法很盛行，似乎这样才会感觉到被保护有安全感，而我对个体与此抗争的做法却很关注。当我看到电影里这样的探讨话题就会被感动，也许因为我自己也有类似的经历。我在西班牙出生，母亲是西班牙人，西班牙语也是我的母语。可是，在西班牙他们把我看作是法国人，而在法国他们又看我有一个西班牙人的脑袋。在法国和西班牙之间，相貌的差异已经很小，但你还是可以感受到这上面的压力。也许正是如此，我对个体身份、封闭、社会标签等概念特别敏感。

　　新浪娱乐：粗看影片的故事梗概，有关兄弟友人各自为警匪效命的故事已经不少，可是看完电影，却很喜欢这个故事的写实，它有新意的东西，无论是讲述毒贩生活、暴力、还是家庭成员间的温情。可不可以再详细讲讲你的创作过程？

　　达维德·厄洛芬：之前我已经讲到一些，首先，我觉得将角色颠倒过来，让勒布扮演警察，奈修尔扮演毒贩才有趣。我的关注点不在于面对法律，而是毒贩之间的竞争。所有这些元素加到一起，感觉有意思才决定做下去。有些时候某个项目会很快被抛弃，因为你发现其中一些元素太肤浅太分散，有时候你又知道，围绕着个体身份的探知、社群主义的封闭、资本主义的野蛮可以有很好的故事讲述。而且开始以为是讲述这个主题，最后却发现是另外的内容。在剧本创作阶段，我很少有特别清晰的想法，能够在一开始就明确知道我要讲什么，结局又会是怎样，而是要任由它自然发展。拍摄也是同样的道理，我不是一字一句按照剧本来拍的导演，而是很看重演员的临场发挥，给他们很大的自由，经常会根据现场情况修改对白，甚至是一些场景。如果说你看片的时候可以感受到这些人物的特别和鲜活，那是因为演员贡献了很多他们的创意。

　　新浪娱乐：影片中有一场汽车追逐戏很精彩，我们被吸引，感觉一切都是自然而然的，这是临场发挥拍摄的一场？

　　达维德·厄洛芬：我和演员一样，也是既相信直觉，也会理性做事。因为有的戏需要特别精确去拍，这场追车戏正是如此，我们不能随便发挥，拍摄前做了故事板，而另外一些场景我们则完全不需要这些，也没有事前排练过。所以说，影片中的追车戏需要严格依照设计演员没有太多自由，而当剧情聚焦到人物上时，他们又有很大的发挥空间。

　　新浪娱乐：我在综艺上读到一则新闻，介绍您接下来将会投入两个颇有野心的大制作中，可以介绍一下吗？

　　达维德·厄洛芬：是的。其中一个是战争片，由雅克·贝汉制片，（笑）里面的主角还是男性，有关法国外籍军团的30多名士兵的求生故事。他们都是外国人，为法国而战斗，1945年却被法国抛弃。其中的政治、社会思考，以及普通人的塑造，也许可以和《近敌》关联上。（刘敏/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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