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几天前的电视新闻上，赫然看见几个杭州姑娘肩上各挎着一台四个喇叭的双卡录音机神采飞扬走在大街上，竟恍然有今夕何夕之惑。
听到播音员的解说才知道，姑娘们挎的其实并非真正的录音机，而是录音机形状的背包。这种怀旧的设计，一时间竟在天堂杭州成为时尚之风。
我呆坐在充满了21世纪奇闻怪事的电视机前，思绪却穿越时空回到了上个世纪的80年代。那个年代就是四个剌叭录音机的年代。
对于今天在互联网、CD、MP3里长大的新生代人而言，可能不知四个喇叭录音机为何物。那种方方正正的大块头，现在已难得一见。所谓的四个喇叭，乃是那时人们还未对立体声有所认识时的最为形象的说法。录音机有单卡和双卡之分，双卡当然是最牛的，双卡的翻录磁带的功能像现在的盗版一样，让好听的歌曲得以广泛流传。拔掉交流电，录音机还可以使用8节1号电池，这一点也很重要，因为装上电池它就是一台20斤重的“WALKMAM”，走到哪里听到哪里。
当时还不谙世事的我对录音机价值的最初认识，是听到街坊邻居的大人们议论某家的姑娘出嫁，要求男方必须要有“72条腿”和四个喇叭。“72条腿”是家俱，四个喇叭就是录音机。
但我对录音机真正喜欢，是有一天看见一个男青年，骑着一辆自行车，一手扶把，一手提着录音机，在歌声中悠然地从我面前驶过，那种很拉风的派头，让我目送他的背影，心驰神往。自行车是“永久”牌28型加重自行车，在当时的地位相当于现在汽车中的“大奔”。车上的男青年长发及肩，上身穿着紧身T恤，现在看来那是一种廉价的尼龙类化纤织物，但那时前卫得很，大家叫它“港衫”，仿佛是从香港传来的。裤子是白色的，少见，和大腿以上部分的紧绷绷成鲜明对比的是，小腿部分迎风招展，像两面三角旗。多年以后，导演贾樟柯在他的电影《站台》中有一段父子关于裤子的对话：
“你那是啥裤子？”
“喇叭裤！”
“啥是喇叭裤？”
“喇叭裤就是剌叭裤。”
“你穿那裤子能蹲下吗？蹲一个我看看。”
“……”
当然，最让人心动的是男青年“手中”流淌出的音乐。在我故乡县城的穷街陋巷里，那个年代，没有汽车的噪音，没有人声鼎沸，所以歌声余音袅袅，久久不绝。我清楚地得那歌中唱着“梅兰、梅兰、梅兰，我爱你，你象兰花……”后来我知道，那唱歌的人叫吴涤清，我也有了他的盒带。
在80年代崛起的那一批内地歌手中，吴涤清可能不是最早出专辑的一个，却是我最早听到的一个。尽管后来又听到了周峰、张行、张蔷等一批歌手，但在我的心里吴涤清就成了最早，成了我对流行音乐的第一印象。以后我也知道了这些人都是翻唱港台的歌曲，还被称为“口水歌”，但我一直以为他们都是原唱者，因为我最先听到是他们唱的。我认为张行是《迟到》的原唱者，张蔷是《热情的沙漠》的首唱，陈汝佳第一个把《外面的世界》唱向了全国……我总以为，在那个时候，刚刚摆脱了长期的封闭，所有人在精神上都像是一只破壳而出的小鸡，第一眼看到什么，就永远地烙在了记忆里。我相信，那个年代的每个人都有每个人不同的第一印象，并且影响了他的一生。
单就《梅兰》这首歌而言，它在当年情窦初开的我心中形成的震憾在于，它是如此地直舒胸臆，好像和一个姑娘面对面地对她说：“我爱你！”在听到这首歌之前，我确定自己以前从未听到过这样的表达，课本里学到的只是爱祖国、爱人民、爱北京天安门。“梅兰，我爱你”让人顿时脸红心跳。但或许正是如此，这首歌一曲风行，终日飘荡在县城的大街小巷。多年后，我认为，在改革春风初拂华夏大地的时代，吴涤清等人对思想解放是做出过不小贡献的。
后来我家里也有了一台“红灯牌”录音机，牌子虽不如当时流行的“SANYO”牛，但总算是四个喇叭的。我也因此常常可以在梅兰的旋律中伴着遐想入眠。
许多年过去，家中的电器换了一茬又一茬，那台“红灯”早已不知去了何处。如今却是杭州的时尚，让我睹物思人。但复古不免让人生出不少物是人非的愁怅。一晃近20年，当年英姿勃发的吴涤清是否风采依然，我心中的梅兰又身在何方呢？(作者：五级钳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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