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于不少美国人来说，一年中至少有三个热闹时刻不该错过--格莱美之夜、奥斯卡之夜和大选之夜。

　　和美国大选一样，格莱美和奥斯卡在每年之初也会为很多人热烈谈论，却很少有人真正关心。它们与大选的差别仅在于，前两项的胜利者通常要发惊诧论，“呀，竟然是我？”后一项的胜利者一般则做自信态，“噢，当然是我！”

　　需要说明的是，新世纪伊始，美国娱乐与政治泾渭难分的窘境多少有所改观。最没有悬念的美国大选，将悬念延长到最后一刻，而以往多少还有些神秘感的格莱美与奥斯卡颁奖，却在几个月前就早无秘密可言了。你想竞猜格莱美吗，抄一份全美流行音乐排行榜寄出去吧，因为录音与艺术学会的数千评委中的大多数分不清何为“最佳”何为“最流行”；你要预测奥斯卡呀，看一眼全美电影票房吧，因为好莱坞的遗老遗少，动不动就把金奖念成金钱。

　　刚刚结束的格莱美奖不出所料地再次成为乐坛养老基金和过度曝光赔偿款。U2乐队以及艾米纳姆的大抢风头，似乎更得益于他们或经年累月出席格莱美的不厌其烦，或在投票前给自己在秀场、坊间、大报、小刊上囤积了足够的花边，总之与音乐无关。

　　去年8项大奖得主桑塔纳，和格莱美历届热门人物类似，作为著名音乐人，过去漫长的岁月中一直被评委们视而不见，而他获奖的专辑事实已发行7年，不知他和今年的U2是否一样会抱怨荣耀来得太晚。

　　除了不敢恭维的美国口味之外，格莱美与奥斯卡的问题更多可能缘于它们类似的评比制度上的诸多弊端。如果说十几个人评出的金熊难免偶尔会是一只糟糕的熊，那么由数千人选中的奥斯卡不会是最糟的，但也不会是最好的。美国娱乐在线曾列出十大被奥斯卡排挤的美国电影，那几乎就是对好莱坞质量问题的一次集体投诉。

　　美国人罗伯特-希尔伯思曾很认真地给格莱美评奖算过一笔账，身为职业乐评人，希尔伯思每年会花52周听流行音乐，但就是这样最多也听不完400个专辑。可作为格莱美的评委，他一年要对900张唱片做出正式的评判。按每个专辑1小时计算，仅聆听作品至少得用去117个工作日或者22个满周。

　　事实上，希尔伯思这样的评委已属少数，更多的评委在不得不寄出选票时可能根本无暇听完候选唱片，决定他们投票的主要因素就是歌手的名声了，而赢得名声的方法无非是排行榜、广告和绯闻不断。

　　于是我们发现，吉米-亨得里格斯———美国摇滚史上堪称最伟大的吉他手，在去世近三十年后才赢得一项终身成就奖，他的名字想必是评委们三十年后的某天从儿子或孙子的教科书读到的；饮誉歌坛十余载的英国民谣组合JethroTull1989年居然夺得格莱美重摇滚大奖，唯一的合理解释是，他们的名字听上去很“摇滚”而不怎么“民谣”；格莱美的另一个笑话是关于1990年最佳新人奖的，获奖的“二重唱”事实上根本不会唱，专辑是由人装腔，他们作势，评委们关注的显然不是声音而是名字。

　　这样，我们再次发现了格莱美、奥斯卡和美大选之夜的共同点———它们都不乏鲜花、喝彩、美元燃烧时的绚烂以及霓虹之后透着暧昧的黑暗。(文／邵延枫)

    短信发送，浪漫搞笑言语传情
    手机短信传送天气预报、演出信息、彩票号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