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方网讯：在去年的一场罗大佑演唱会上，有一群歌迷打出了“等待千年就是为了见到你”的横幅，期盼情绪之激越溢于言表。好在期待终于有了结果、罗大佑的演唱会来到了深圳。在8月13日举行的演唱会新闻发布会上，本报记者向罗大佑提出了大家最关心的问题。

　　有人说罗大佑是“圣人”，又有人说罗大佑是“剩人”。在我面前这位不停挥舞着双手，为自己的演出鼓弄唇舌的中年男人就是我们曾经掬于掌心的偶像吗？是精神已不在的躯体的弥留吗？我害怕去想，不愿去想。见面又能如何呢？难道你想看到“精神”从脑顶喷涌吗？不要说“相见不如怀念”，罗大佑说：“我并没有浪费掉我的岁月，我并没有失掉我自己。”这就够了。--严明

　　记者：现在都说很多人都有一种“罗大佑情结”，你对此怎么看？你对自己也有“罗大佑情结”吗？

　　罗大佑：我的那些老歌陪着人们走过了很长一段的路。每个人思索自己吧，都会有个对自己的“情结”，年轻的时候可能更多一点。我觉得一个人最难看清楚的就是自己，其次是父母、子女———因为距离太近了嘛。我就不太相信一个人可以看清、看透自己。我对所谓的“艺人罗大佑”、“作曲家罗大佑”、“歌星罗大佑”没有什么情结。我现在已经是个47岁的老男人了，已过了“不惑”的年龄，如果我还想着罗大佑有什么了不起的地方的话，那是一件很愚蠢的事情！因为情结只表示你有“解不开”或不够了解自己的地方。

　　记者：你曾坦言自己是孤独的，那么是孤独让你选择了音乐，还是音乐造就了你的孤独？

　　罗大佑：两者都有。最初的创作者通过写歌完成对生命的历练的过程，当他取得创作上的成功，受到认可、关注、追捧，然后又要去摆脱这些干扰继续寻求单独的创作空间。但要创作还是要回到人群中去，我喜欢在人群中保持“透明”，我不喜欢“明星的罗大佑”毁掉我的创作，我情愿不要这个“名”、这个“利”。

　　记者：你完全是靠音乐活吗？音乐在你的生活中同十年、二十年前相比重要性有没有在逐渐减少？

　　罗大佑：我花的每一分钱都来自音乐或和音乐相关的事情。我打理得还不错，没钱的时候就去找钱，有钱的时候就慢慢花啦，生活还不至于匮乏。音乐在我生活中始终是最重要的，永远是第一位的。

　　记者：有很多人说你已经不再像以前那样愤世嫉俗了，说现在的你已经不是以前的你了，你对此有何看法？

　　罗大佑：现在的我当然不是以前的我，我每天都在长大。如果现在的我和以前的我一样，那岂不是白活了？“白活”是人生最可怕的事情了。我并不觉得愤世疾俗是多好或不好的事情，它只是成长中一个必经的过程。

　　记者：有人说你是“教父级”的人物，会不会有“高处不胜寒”的感觉，会不会“急流勇退”？

　　罗大佑：(笑)不对，教父都在教堂里。我认为“高处不胜寒”、“急流勇退”两件事情没有必然的联系。我其实是一个蛮孤单的人，我很享受这种一个人的生活，可以给花浇浇水、弄弄鱼缸，摆弄我的石头水晶。所以我并不觉得“高处不胜寒”。也不一定要“急流勇退”，歌写得出来就写，写了烂歌就不要发表嘛。我已经好久没出唱片了，我现在把累积的东西发表出来，希望不会让喜欢我的歌的人失望。

　　记者：人们说你是作曲家、歌手、诗人，你自己认为哪一个更贴近你？很多艺人都以被人认出为荣，但你却说自己最骄傲的是走在街上没人找你要签名，能解释一下吗？

　　罗大佑：我对自己的定位重点还是一个作曲家。我可以藉写曲谋生、表达自己的感觉、跟大家沟通，观察生活、投射生活而已。我相信现在天才型的音乐家已经不多了，有几人能像莫扎特那样一挥笔就会是几百年不可动摇的呢。像我们这样的最多说是“有天份”的音乐人，只能说是在尽量感觉生活中的每一点、每一滴。一个作曲家一定要深入人群中去生活，我有自己巧妙的办法“混”在人群中去观察人、思考人。我觉得一个歌手如果成天忙碌于是否会被人认出上，那他也就再也没有资格创作了！

　　记者：你的歌词很“文学”，你的音乐很“中国”，说说对你影响最深的人和事。

　　罗大佑：我生下来以后所有的点点滴滴都会影响我，父母、兄弟、同学、同事，还有我在医学院解剖过的尸体，每一个“顽固”的病人……而且我也看过很多书和电影，听过很多音乐，这些都对我有影响。英文有一句话是“You are，what you eat”就是说“你吃什么你就是什么”，所有你经历过的东西都会成为了“你”。像我今天的早餐是三文治，吃下去的有鸡蛋、番茄，它们经过我的身体就变成了一些不同的属于我的东西。我听到的、看到的、摸到的、感觉到的都会影响到我。

　　记者：对你来说什么样的日子才是“闪亮的日子”？

　　罗大佑：对有些人来说，当他站在舞台上灯光一闪，当所有的观众开始失控、尖叫、掌声雷动的时候，就是他“闪亮的日子”。不过对我来讲，“闪亮的日子”主要在回忆里面，它不在未来也不在现在，它是在成就了那么长岁月的回忆里面凝聚下来的：我并没有浪费掉我的岁月，我并没有失掉我自己，我并没有去隐瞒自己真实和虚伪的一面，“闪亮的日子”是一种慢慢浮现的东西，而不是一种刺眼的东西。

　　记者：你的听众都是上了点年纪的人，你是否觉得现在的年轻人缺乏与你一致的历史认同感？

　　罗大佑：我的听众不是年轻人，我不会扮年轻，染金头发，穿金戴银的去讨他们欢心。我是一个47岁的老男人(笑)，我不追求16岁少女的青睐。我想我和自己的歌迷在音乐中共享光阴历程才是最重要的。到处都是排行榜，到处都会有第一名，这么多第一名来来去去，十年后有多少人记得？所以我永远不会放弃老歌就像永远不会放弃我自己。年轻人有他必经的成长过程，我想我十六七岁的时候也没有太多的社会使命感。我相信哪天他们毕业了、结婚、生子了，开始要背负一定的社会责任时就会想得多一些。可能那时他们就会来听我的歌了吧(笑)。

　　多年以前，孩子们都在狂奔，不知道自己该往哪儿跑。罗大佑从老远的地方来，把他们捉住了，收容了这一群“孤儿”。好多年过去了，孩子们都长大了，罗大佑取下墨镜、开口说话了。他的声音早已洞穿了岁月化为一个苍凉而美丽的手势……

　　别人的音乐

　　记者：你怎么看韩国与日本音乐的流行？你是否觉得华语乐坛正在没落？

　　罗大佑：我知道现在竟然出现了什么“哈日”、“哈韩”族，我觉得这与整个的国际经济有关，像现在的台湾，由于一些经济等方面的问题导致人心浮躁，所以音乐也不会有优美的形态。人心对未来并不清楚，音乐也并不容易创作。像我自己，从1983到1987年是全盛时期，而以前的韩国、日本音乐是很难打入台湾的。

　　记者：你了解大陆音乐人做的摇滚乐吗？你怎么看中国的摇滚乐？

　　罗大佑：北京的摇滚乐其实蛮多的，乐器虽然是西方的形态，但是中国有很长的历史，所以他们的摇滚乐更多地感受到一种历史观，这与西方是不一样的。中国有五十多个少数民族，那么多的民族文化融合起来，音乐上应该有很大的创作养分和空间，中国的摇滚乐应该走民族化的道路。

　　记者：听说你很喜欢《麦田里的守望者》，你是不是在潜意识里希望做一个乐坛“守望者”的角色？

　　罗大佑：你这个问题非常好。是的，我不仅关注音乐也关怀社会。“关怀”有柔情式的也有愤怒式的，我把自己走过一段比较艰难的路的经验和年轻一辈的音乐人共享，让他们的音乐之路更平坦一点、公平一点，收入稳定，劳动会取得报酬，这样的创作环境其实非常重要。我愿意做音乐的“麦田守望者”！

　　记者：如果让你推荐一位大陆歌手去台湾开演唱会，你会推荐谁？

　　罗大佑：崔健和窦唯。虽然他们两人的音乐形态相差蛮大的，但都让我非常欣赏。

　　自己的音乐

　　记者：你在演唱会中唱起哪些歌时会最有感觉？

　　罗大佑：《未来的主人翁》、《爱人同志》、《你的样子》、《恋曲1990》这样很流行很“老土”的歌，唱起来觉得还是很舒服的。这些歌会让我和观众有历史的空间感和共鸣感。

　　记者：你曾经说过“十年一阕恋曲”，80、90写到2000似乎已是一个极致，有没有打算在新世纪再谱恋曲？

　　罗大佑：有，快发表出来了。深圳演唱会上就会演唱，还会以现场录音的形式记录下来，收录到我的新专辑中去。

　　记者：人们对你的新专辑的期待值比较高，失望的可能性也就很大，会不会担心这张新专辑让你“晚节不保”？

　　罗大佑：(笑)“晚节”很重要！我熬了那么久，6年没有出唱片了，这张唱片12首歌平均半年才写一首。花了那么长时间来做，已经完成了75%，目前看来应该不会“晚节不保”。

　　记者：你从去年开始才来内地演出，会不会觉得太晚了？你觉得内地歌迷的反应怎样？

　　罗大佑：这怎么会太晚呢？这是我二十一世纪的第一场演唱会，2001年是新千年的开头。我相信热情来自于期盼，只要有期盼、有热情的话，就永远不会晚。内地歌迷给我的感觉更直接和震撼些，感到他们内心的火花出来了。谭咏麟、张国荣一开个唱就是三、四十场，香港特别注重“纪律”，这样的演出能够感动内心的东西就不多了，而台湾则主要是以宣传唱片形式进行。我在北京录制《实话实说》时，看到有的歌迷说话时眼中有泪光，我想这是真实的。

　　愤怒与爱

　　记者：你认为音乐是愤怒重要还是爱重要？

　　罗大佑：愤怒和爱对我来讲是同一种东西。就像男女之间，有时候吵架吵得那么厉害，分手的时候伤痛那么强烈，其实都是来源于爱，只是表现的方式不一样而已。

　　记者：经历了感情的风风雨雨，你还相信爱情吗？

　　罗大佑：当然相信爱情！我还是相信人需要爱情、需要异性，讲小一点，需要肉体的满足和沟通。同性和异性的沟通是不一样的，男人永远需要女人，女人永远需要男人，这是永远不变的真理。

　　记者：你会等待新的缘分还是去追求缘分？

　　罗大佑：缘分是可遇不可求的。(记者严明实习生李海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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