走近崔健,使我这样一个痴迷摇滚乐的记者感到既兴奋,又羞涩。“摇滚之父”的头衔使内地乃至全球华语原创乐坛难有人能出其右,而他唯美尖锐的歌词更使记者的思维和文笔相形见绌。用任何华美、精妙的文字形容、剖析崔健这样的智者无疑是一件颇为可笑、滑稽的事,在“何夫人摇滚狂欢夜”新闻发布会之后,面对着演出的主角———自己年少轻狂时的惟一偶像,记者只能使出浑身解数,不停地———“拷问”老崔
当摇滚乐飘洋过海来到中国这方古老的土地上时,它义无反顾地选择了崔健。老崔以其理想主义、人文主义的色彩,叛逆不羁的音乐风格,生动批驳的诗化语言感动了整整一代听众,并将继续以他独特的个人魅力影响着后继的一代代人们。这是中国流行音乐发展过程中的不争事实,也是崔健面临焦渴、失落的一代青年顺理成章肩负起来的历史使命,在与他的对话中,你会发现崔健睿智的逻辑思维正像他所吟唱的一首首时代歌曲,桀骜不驯地折射着他朴素的情感和人性的光芒。
唱了半天,还是唱不干净,这城市的痛苦,可痛苦越多,越愿意想像,那明天的幸福……
———《北京故事》
记者:从在本市人民体育馆的连续三天“个唱”到去年体育中心的演出,再到这次情人节“何夫人摇滚狂欢夜”,你已经是第三次在天津演出了,请谈一谈前两次的感受和对天津歌迷的印象?
崔健:我愿意对歌迷听众倾诉我反思的痛苦,这是音乐人的乐趣和职责,天津的观众很热情,我们的交流很融洽。
记者:你曾说过“天津的观众是最棒的”,为什么呢?
崔健:那可能因为在人民体育馆演出时他们几乎全都穿上了绿军装,强调了我的音乐气氛。天津的学生很多,天下的学生都是一样的,对摇滚乐十分狂热。最让我放心的是每次在天津演出时的音响总是特别好,而且天津距离北京很近,很多设备可以直接拉过来。
记者:你这次会演唱哪些曲目?
崔健:我渴望在天津表演,展示摇滚乐的魅力,歌曲大概会是5首左右吧。新歌、老歌都会有,但这次不是我的个唱,希望其他乐队的歌迷也能喜欢我的作品。
多挣点钱,多挣点钱,钱儿要是挣够了事情自然就会变了,可是哪儿有个够,可是哪儿有个够,不知不觉挣晕了把什么都忘了……
———《混子》
记者:不久前互联网上“崔健为某地产楼盘倾力献唱”的消息您看了吗?是否这表明您对商业社会妥协了?
崔健:消息我知道,但是我认为做音乐应该与商业融合起来,只要不作无聊的“产品形象代言人”就不会对歌迷有什么伤害,没什么大不了的。利用我的知名度,商家要达到一些与音乐无关的目的我能理解,而我们也需要生存下去的物质资本。只要不是假唱,我觉得商演没什么,就像要不是有“何夫人”也不会有“2.14”的演出一样,这样的事情只能让我更加反感无聊娱记的炒作。
记者:不少人说你对记者态度不好,这与去年年初传出你不屑参加格莱美颁奖消息有关吗?
崔健:那是一件让人气愤的事情,本来我的朋友给了我两张格莱美颁奖典礼的入场券,我也准备去,但后来由于其他原因我又不想去了。当晚,一名四川女记者打来电话问我去美国的事,我告诉他我不去了。第二天她就编造出了我脚有伤,不屑参加格莱美颁奖典礼的谣言。我一直没为自己辩解,但我从那时开始便对无聊的记者很抵触。
人们的眼神都像是烟雾,它们四周乱转,但不让人在乎,我分不清楚方向也看不清楚路,我开始怀疑自己是不是糊涂……
———《飞了》
记者:在不久前出版面市的《自由风格》一书中,你觉得自己的前卫激情和周国平的理性思维合拍吗?
崔健:我自己开始也有一些怀疑,但合作之后我发现我们之间非常默契。我俩的合作不是人们想像中的一拍即合、心领神会。我与周国平是多年的朋友,打一个比方:这本书是一辆车,要找一条路,而这条路就是出版商,周国平是车上的司机,我是车中的货物,我们之间就是这样一种关系。但是,司机要开向哪里,走什么样的道路,谁也说不好。我觉得这本单纯的对话记录没有什么本身的意义,如果有的人把《自由风格》上升到一种学术分析的角度更是没有必要。读者是什么样的人,有多大年纪,多少阅历,就能从书中找到什么样的东西。
记者:你会出版自己的文字作品吗?
崔健:不会,至少近期没有出书的打算。
烟盒中的云彩,那酒杯中的大海,统统装进我空空的胸怀,我越来越会胡说,我越来越会沉默……
———《从头再来》
记者:去年的舞剧《给你一点颜色》,让人们看到了你诠释摇滚作品的另外一个层面,能否介绍一下?
崔健:《给你一点颜色》应该是我一种沉默的表示,在里面我没有演唱,主要用音乐描绘了三种色彩。蓝色是电子音乐,红色是摇滚乐,黄色是流行音乐,我想在这三种颜色中表达一种真实的生存状态。编成舞蹈后,我的设想有了一点淡化,不像我预想中的那样。但基本吻合的是红色表达热情和心脏;黄色抒发的是自然和身体;蓝色注重的是智慧和头脑。我不想把这三种音乐分出主次、好坏,它们都是真实美好的。
记者:有报道说你讨厌表演,但不少人都喜欢你在《我的兄弟姐妹》中的表演,为什么呢?
崔健:我的本行是做音乐,而且我不喜欢做秀,大家喜欢我演的片子可能因为我比较本色吧,我可能会把《给你一点颜色》拍成电影。
周围到处传出的声音真叫人腻味,让我感到一种亲切和无奈,周围到处传出的声音真叫人腻味,软绵绵酸溜溜却实实在在……
———《缓冲》
记者:从早期的《新长征路上的摇滚》中的HardRock到《解决》的Punk说唱,直至《无能的力量》中的电子曲风,你的音乐风格总在不停地变化,今后的风格是否还会改变?
崔健:我做音乐完全是出于一种乐趣,不同时期我会有不同的音乐喜好,我做音乐的每一次转变对我来讲也是一件乐事。以后的风格肯定会有变化,因为我对生活还有乐趣。
记者:新专辑的曲风会有所变化吗?你依然选择在家中制作完成吗?
崔健:新碟的歌曲基本做完了,原本打算去年年底发片,但由于其他事务给耽误了。现在我正在缩混,新曲风格还会有电子的元素,其余的歌曲是《给你一点颜色》中的作品,被我填上了歌词。
记者:姜文的《鬼子来了》中你完成了音乐部分的创作,请问你给该片写了哪几段音乐?
崔健;我为《鬼子来了》做了许多实验性的音乐,它主要是配合片中主人公后代在现实生活中的场景,但后来这一部分现代戏被砍掉了。现在成品中“包饺子”和姜文拿斧子砍日本人的片段用的是我的音乐。
突然来了一个机会,空空的没有目的,就像当初姑娘生了我们我们没有说愿意……
———《投机分子》
记者:时下很多摇滚乐人背离了初衷,堂而皇之地融入主流社会,频频出现在各大晚会之上,你如何看待这种现象?
崔健:形式上的东西不应该过于在意,不管他是嬉皮、雅皮、另类还是主流,是否能上晚会,主要在于他是否能坦然地表达自己的真实思想,并在现场真唱。包括春节联欢晚会,只要歌手真唱,就应该上,我讨厌那些虚伪的东西,如今晚会盛行假唱,这是对观众的践踏和污辱,也是对他自己、对音乐本身的不负责任。
记者:你认为摇滚乐有可能进入央视一套春节联欢晚会吗?
崔健:我个人认为能上春节联欢晚会象征不了什么,有传统观众爱看它,但更多的年轻人渴望在晚会中见到新鲜的表演形式,现在摇滚乐进入央视春节晚会基本不可能。我从来没指望过,因此也从未努力过。去年湖南卫视的一个晚会我上了,扩大自己的影响没有错误,我会尽力抓住每一个机会。就像我的那首歌《投机分子》,它原来的名字叫《摇滚游击队》,表现的是一种随时随地展示自己的精神。
这不是问题,这样才简单,趁着年轻能够干的就得赶紧干,这不是爱情,这是激情,这是身体,给予腐朽灵魂的一次震撼……
———《新鲜摇滚Rock&Roll》
记者:你曾无数次地提出“音乐人的生命应该在现场演出中度过”,你如何评价如今的内地演出情况?
崔健:歌手的实力就应该在现场的演唱中表现,中国的现场应该是具有世界水准的,它原本具有这种实力,但这几年很多人盲目地拷贝香港、台湾的演出形式,把“演唱会”变成了假唱为主的“见面会”。它强调了一种歌手与歌迷的“亲密接触”,而忽略了音乐本身的魅力。由于商演的风头兴起,演出方为节省开支大量裁减灯光、舞美等专业工作人员,这样无形中,演出的规格、质量大打折扣。随着中国加入WTO,大量专业人员会随之涌入中国,有才华的乐人、现场工作人员将会艰难地生存,也许5年里中国的现场音乐就会死掉!
我希望舞台上消失卡拉OK,艺术家能真实地生存,现在做Live的场地很少,北京只有两三个,天津恐怕都没有吧?如果有,今儿晚上我就去看一看,我每年的演出机会只有不到30场,而二线流行歌手都能在100场以上。
记者:你如何解释上次天津演唱会上观众只认可老歌而不认同你新作品的现象。
崔健:这些观众不能算是老歌迷,他们是老资历的歌迷,却是新的现场观众。我相信初三、初四的演出还会有多半观众是第一次来到现场。喜欢听老歌是他们满足回忆过去的一种手段,唱老歌是我的责任,就像是工作一样。什么叫责任?责任就是做你不喜欢做的事情,这不是兴趣。唱新作品是我的兴趣,观众不听就不能全面地了解我。这样就不能完全认识我,不能享受音乐带给我们的欢乐。其实这是观众的遗憾,他们真的亏了。
虽然机会到了,可胆量还是太小,我们的个性都是圆的,像红旗下的蛋……
———《红旗下的蛋》
记者:目前Rock&Roll处于一种什么样的生存状态?
崔健:摇滚乐在内地就像绑着沙袋跑步,必须要有外界的援助。我希望能有更多像“何夫人”这样的企业看好摇滚乐的号召力和影响力。
记者:你已经年过40了,能否像米克.贾格(“滚石”主唱)一样摇滚一辈子?
崔健:只要体力能达到,我一点问题都没有。我听说还有比他更老的歌手能在舞台上连续唱4个小时。年龄不是问题,重要的是一种心态和一种激情。
记者:当年你借亚运会的东风搞了内地最大规模的摇滚巡演,中国队首次冲进世界杯和2008年的北京奥运会能不能成为你再次巡演的契机呢?
崔健:不太好说,如果有“何夫人”这样的企业策划一次中国的“伍德斯托克”,我一定参加。翟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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