永远年轻，永远热泪盈眶——2002迷笛音乐节纪事
颜峻
这标题来自杰克·克鲁亚克的自传体小说《达摩流浪者》。就在5月2号晚上，我把自己从迷笛学校外面庙会一般的摊点转移到散发着星星和香烟气息的学校草地上，眼前是不到
1000名闲散的青年，舞台上那支刚才还晦涩得可怕的乐队已经变了风格，他们不再像Grey那样玩无浪潮诗篇，或Meredith Monk加Philip Glass的微型音乐剧，他们现在像Henry Cow一样清淡、老实、别扭地弹起了民谣吉他，一个长得像学生会干事的主唱在一遍遍呼喊：“永远年轻，永远倔强，永远纯洁，没有人能够消灭我们！”
我的确感动了，好象天空突然打开。他们，来自上海的“顶楼马戏团”，刚才还是奇怪的和声、阁楼爵士式的黑管和仪式般的气氛，这时候，主唱握着拳头呼喊，让我理解了他们所有的怪异、荒诞和一意孤行的声音实验。一句通俗的口号，一支前卫的乐队——当然，“乐队”这个词不太合适他们——加上舞台下一群自己照顾自己的年轻人，构成了那一个感动的瞬间。不是什么世界大同的幻觉，不是伍德斯托克的和平与爱，更不是时代的晚上，我想我听到了我们作为群体，第一次表达出一个具体的愿望。发出这声音的，是构成迷笛音乐节的所有人；这个愿望，用三个极端的词，建筑了一个独立于唯物的成人社会的新世界。
这个关于永远年轻的理想，和关于“中国的伍德斯托克”的说法一样，传达出我们确立自身形象的冲动。作为青年，我们没有过伍德斯托克，这很遗憾，我们甚至也没有摇滚文化，我们甚至没有流行文化。在这一切跟青年亚文化有关的事情发生了半个多世纪——也有人认为当代群体文化的发生是随着资本主义发达起来而发展的，而青年，作为高速城市化的产物，已经诞生了100年以上——可我们生活在一个没有声音、没有语言、没有娱乐方式和生活方式更不要说价值观的世界里，青年作为群体，在摇滚乐和互联网改变生活方式之前，是不存在的。
那么谁是我们？
是那个穿西装的记者所说的、迷笛音乐节上“70%不正常的人”，还是广大适龄青年？或者说唱金属乐队歌词中普遍存在的“人民”？谁要求永远年轻、永远不被摧毁？换句话说，谁被我认同、进一步被我认同的人认同，愿意分享那种短暂的、含混和即兴的、不现实的、避世或对抗主流社会的快乐？
还是说说迷笛音乐节本身吧。这是第三届，迷笛音乐学校主办的免费音乐演出，也是第一次移到户外举办，也是第一次吸引了大量媒体和非铁托人群的参与，也是中国大陆的第一个音乐节——先别急着提喜力节拍，或者重庆万人摇滚乐演出，要说festival，还不能光有人气就够。
5月1号到3号，51支乐队参加了大约32个小时的露天演出，他们的风格以摇滚乐为主，但也有爵士乐、新民谣和其他被称做“新音乐”的品种；从整体上看，无论毫无新意但是区别于中国主流音乐的爵士、布鲁斯，还是无聊但是时尚的英式流行乐，或者同样模式化但是以激进社会态度为目标的说唱金属，都和极端、前卫得超出多数乐迷承受能力的无浪潮或即兴噪音音乐一样，符合“新音乐”这个大而化之的说法，在离大众文化数十公里远的远处提供娱乐，使迷笛音乐节变成了少数人的节日。
这少数人却已经不同于10年前的摇滚贵族。他们开始自我繁殖。他们来自学校、报社、公司、工厂、文艺行业或传统的无业愤青阵营，不再属于封闭的摇滚圈。他们在社会的各个角落制造不同的服饰或思想，率先公开同居或购买盗版的地下电影，他们制造、传播着一套自己的俚语和典故，有接近的价值观和审美倾向，他们可以在人群中彼此辨认、在小范围结成短暂的乌托邦。最重要的是，从生活方式决定文化的意义上看，他们已经不是少数人，他们的繁殖能力将超出精英论者的想象；他们也是第一代让摇滚乐真正存活在中国的土壤。
他们就是我们，大约6000到8000人次(伍德斯托克的1%强)，来到位于北京西五环外、香山附近的迷笛音乐学校，喝啤酒、聊天、胡闹、购买地下出版物，同时用坐姿、站姿和剧烈冲撞的不同方式观看演出。其中有至少200人——我个人的估计——来自外地。
第一天的乐队普遍要差一点，但观众人数最多时大约有2500人。演出还没有开始，一道长长的砖墙就已经喷满了涂鸦，有些人已经迫不及待地喝醉了，没见过世面的记者到处乱跑，见到文身、眉环和鸡冠头就拍照，结果绝望地累趴下了。
演出下午3点多才开始，在沙子走台并引起小规模骚动之后，铁风筝第一个出场。他们是一支不大走运的乐队，不但再也没有创作出《这个夏天》那样的杰作，而且也没有像其他同代乐队那样获得实惠。音乐是日趋高难度的正统的摇滚乐，但是当然有技术和气质上的风格，这使他们耐听。在主唱虞洋挥手的时候，观众的手臂也挥成了一片，那么，让我们记住这首歌的名字——《鼓浪屿》。
便利商店，一支正在通过模仿Radiohead来学习音乐的有潜力的二流乐队，他们在过去的一年里获得了大量不利于成长的荣誉。主唱应观众的要求脱掉了上衣，但这没有挽救他们的表演——平淡、单调、毫无细节可言。
星期三的旅行有一个喜欢低调音乐的女主唱，他们的风格因此接近slowcore和后摇滚，但作品还不成熟，单薄。因为缺乏现场经验，乐队完全没有震住场子。他们被嘘，之后再也没有让观众恢复品尝朦胧嗓音的耐心——这是双方的遗憾。
沙子的出现带来了音乐节第一次高潮，两个性感的洋妞在人群后面挥动乐队的T-shirt，她们前面是数百双挥动的手。沙子的音乐味道很醇，但决不是纯——爵士、布鲁斯、funk、民谣摇滚，带着一点邪气和酒气组合在一起，而节奏是快乐的，吉他是轻松的。
当然，对于铁托来说，高潮是从扭曲的机器开始的。我记不住乐队的出场顺序，但肯定记得那蠢蠢欲动的人群是怎样突然爆炸的，上百人被卷入战团，舞台前是沸腾的。而音乐，他们已经不是当年的说唱金属乐队了，他们几乎放弃了hip-hop律动，让吉他响成了混浊的一片轰鸣，鼓和贝司领导着走向，这使得他们没有沦为荷尔蒙的盲目奴隶。
军械所，一支看来比扭机磨合得更好，但缺少风格的重金属乐队。他们也更年轻，流畅而富有弹性，在死亡金属的边缘表现出力度，在慢歌上暴露出缺陷。
AK47人多，设备也多，和去年一样，设备又出了问题，主唱因此抱怨起来，并遭到张帆校长的批评——后者在远处调音台上用手机、话筒和对讲机指挥着演出的各个细节——他们更工业化，音色也的确凌厉，但似乎从头到尾都是高潮，这是个问题。
相比之下，液氧罐头是1号最成功的重型乐队，他们的大汽油桶在恰当的时候发出了宏大宽厚的声音，整体声响因此得到拓宽，非常舒服。新来的主唱，病蛹乐队的主唱王珂擅长一种先抑后扬的递进法，这是积攒和点燃铁托情绪的秘诀——夜幕降临，灯光照亮了疯狂pogo的人群！
声音的碎片介于英国后摇滚和英式吉他乐队之间，尽管观众反应平淡——大家忙着排队打饭、买烤馒头片呢——我还是很喜欢。不管怎么说，这是一支有野心、敏感的乐队。
电子乐得到的待遇更差一些。我看到的网上文章里，几乎没有人提到FM3和孙大威。当然音响比较不利于他们，调音师恐怕不大习惯，但观众也是真的开始休息了，草地上躺下了更多的身体，学校外摆摊的农民更忙碌了。FM3的微妙被忽略了，他们在ambient的细节上做的努力，其实是值得倾听的；孙大威的效果要好一些，碎拍下面，ambient和起伏的噪音变得宏大，在迷笛上空飘扬，竟然非常迷幻。
混合胶囊没有留下什么印象，有人说，他们很卖力，这使我感到惭愧。
一个叫洋娃娃七号的混乱的ska punk乐队倒是印象深刻。我很希望自己当时在排队买烤馒头片。主唱喊了大约30遍朋克万岁，可他每次都喊在节奏的腰眼上，还把“OI！”拖长了按重金属的方式喊出来。
野孩子上场的时候，音响效果变得完全不同——其后的爻释·子曰也一样，惟一的解释是，因为乐队的经验和素质——他们让全场安心、投入。融合了西北民间音乐的新民谣，反复的节奏效果、朴素感人的和声、清澈的旋律……他们唱了北岛的诗，但听起来也像取自民间……气氛终于融化了所有的人。
爻释·子曰则完全摆脱了某一时期的过度丰满，显得老辣而且完美，没有什么多余的音，和互相淹没的效果。“送礼就送，脑，白，金。”市井的智慧、小调和另类、幽默和讽刺、本土气质和新鲜摇滚，我想不出还有谁比他们更能说明摇滚乐的中国特色。他们土得如此高明、如此音乐，足够二手玫瑰和旺财等玩幽默和地方文化的乐队叹为观止。
和去年一样，附近居民报告了110，第一天演出到此结束。警察叔叔顺便问了问校长——海淀分局有一支警察乐队，是不是也一起耍耍？欧也，大家为此兴高采烈，觉得全世界都在摇滚，到处都有我们的人。
第二天可能是最好玩的一天，天气预报说的雨，提前在上午下完了，好乐队一个接一个，闻讯赶来的新的小吃摊和贪玩分子也多了。
头一天没能演出的舌头却不能参加演出了，因为他们要去外地。很多人为此感到遗憾，但重要的不是舌头，而是音乐，重要的也不是音乐，而是舞台下面的人群——这个意思，第三天被痛苦的信仰主唱高虎陈述为“我们不牛逼，你们牛逼”，去年则被舌头自己解释为“重要的不是摇滚乐，而是你们”。
第一个上场的似乎是青岛的黄粱公主，戏剧化的实验音乐，对哲学命题的有趣处理，包括采样、人声、歌曲和吉他贝司的片刻正常演奏。他们的现场没有录音听起来吸引人，这也不只是精致程度、调音效果和观众心境的问题，这的确需要乐队控制现场的能力。
鞍山的说唱金属乐队魑魅魍魉临时改名为透视-X。和去年8月我看过的样子相比，他们进步不是太大，主唱的问题尤其突出——应该说他口齿不清，缺乏节奏感。音乐也比较模式化。
和他们一起来的混血也是说唱金属，显然好得多。我想他们也明白，类型音乐要求更强大的技术支持，而创新，则是感觉的自然流动。
山人可能是昆明最好的乐队，良好的技术、民族元素和摇滚乐的巧妙结合、从容而让人舒服的旋律、开阔的空间。那天下午，人们为此放松下来，摇摆着身体。但他们后来暴露出一些陈旧的和声和一首实在过于糜烂的晚会弹唱曲，歌词中的“毛主席万岁”似乎也加得没有道理。
判决乐队的键盘手周晟可能是音乐节最忙碌的乐手，他同时还是黄粱公主的吉他手和卡西莫多的贝司手——在长达一个小时的停电之后，在美好药店主唱小河伙同其邻居、歌手万晓利打着手鼓弹着琴在台下玩到尽兴之后，穿着欧洲中世纪僧袍的判决终于开始演出。他们的阿拉伯女声伴唱穿梭在男声主唱的强力咆哮之中，当然后者有点缺乏节制，以至于为音乐整体上的古典、黑暗气氛带来了过多的火药味。
刚在京文发行第二张专辑的杭天戴上了牛仔帽、留起了小胡子、带来了一个炫技派的主音吉他手——在即兴段落，我们发现，这个人似乎不愿意放弃任何表现的机会，其结果是两把电吉他吵架一样地同时solo——他变得更节奏了一点，但还是布鲁斯着。他依然诚实，并找到了更根源的感觉，热情地让音乐而不是自己煽动着观众。
爵士乐就没那么热情了，它比较闲适——我是说主流爵士乐——迷笛学校的老师，夏佳三重奏的成员全都是北京爵士界的高手，他们的演奏很见功底，准确、默契、有深度，优美而富于回味，但我想不出什么值得我激动的理由，这是一个口味问题。
橘子五重奏就更适合当作背景音乐了。事实上我也是那样做的，阳光、草地、啤酒、烧烤、爵士乐，标准的闲适生活。为什么不呢，当音乐闲适起来的时候。
一个叫做“麻音乐”的组织在学校门口创造了销售记录，他们出售自己做的CD和T-shirt，三天达RMB 4000多。他们是木推瓜、美好药店和废墟；CD是刚出炉的合辑《被侮辱的姿势》。美好药店出场较早，天光正亮，但我记得清楚，当他们唱起那首献给张慧生——一位自杀的吉他手——的歌时，感觉中突然黄昏降临。的确很感人，古怪的喉音、不可预测的旋律、阴郁或者暴戾的萨克斯，以及分明是民族节奏的手鼓和分明不是摇滚节奏的架子鼓，以及同样不常规的吉他贝司，前卫但是和谐地组织在一起，那些暧昧的歌词就更不用说了。木推瓜有很强的戏剧性，演唱也恶毒地模仿了歌剧美声，大开大阖，高潮时过激的噪音让人发疯，悲剧情结也因此得到突出。他们是不多的几个不按四四拍游戏规则玩，也能让观众折服的乐队之一。废墟是麻音乐中最常规的一支，开阔、颓美、迷离，但并不深入于此，他们的音乐基于英式吉他摇滚传统，曲式结构却自由得多，演唱也时常爆发，尖利地持续，把抒情旋律推向一个扭曲境地。
暗夜公爵一样涉及着噪音、痛苦和悲剧，他们甚至更无所顾忌。他们临时邀请了原微乐队贝司手刘小宁做伴唱——也就是嚎叫——新加入的键盘手是歌特乐队李莲英的魏国。早期工业噪音和近年兴起的后歌特，狂野的噪音、丰富的吉他音色把原本悲壮的气氛变得混沌，古典性被破坏，仍然沉重但更加不安，T. G.式的潜意识攻击，还有诗化的歌词。主唱眉头紧皱，一再要求关灯，他最后举着风衣跳下了舞台。我知道很多人受不了这个。
整个音乐节最大的惊喜也出现在这一天，上海的Junkyard和顶楼马戏团先后出场，遭到起哄，并坚决地压住阵脚，事后则倍受好评。加上3号出场的戈多，上海乐队一役功成，有如中国地下摇滚的不列颠入侵。Junkyard有很重的大坂无浪潮倾向，素质惊人，急起急落的能量爆发、噪音收放自如、声音层次也出奇合理，无论作品的短促或是漫长，都准确而直接地轰击着观众的神经。在观众要求他们下去之际，三支乐队的领队孙孟晋踱上舞台，以不亚于山冢爱和Alan Vega的痉挛嗓音加入——或者说，以他一贯的奋不顾身的激情——补上了类似次中音萨克斯短促吹奏的效果。毫无疑问，他们成功了。晚上的顶楼马戏团走得更远、更艺术、更高明，尽管他们的确不适合音乐节的气氛，但反过来，也为音乐节树立了一个了不起的高度。
当天的重型乐队明星，夜叉和病蛹，当然照例掀起了pogo巨浪。电子化的夜叉经过一年的整合，显然更加成熟，说唱风格减弱，音乐性更强，应该说他们终于有了自己的风格并且为气势找到了扎实的背景。王珂在病蛹的表现也比在液氧罐头更好，尽管风格相近，但编曲显然更细更合理，对于台下pogo的身体来说，那煽动也来得更加自然。
而最为郁闷的，又是电子乐。虎子原本要配合赵亮的多媒体视像作品，但场地换了，未遂。他在舞台上埋头忙碌，观众照样散步聊天，偶尔扭头看看侧面调音台外面的多媒体投影。郁闷啊。
第三天，观众少了许多。想必是扛不住了，计划中的班车接送计划取消后，每天晚上都有近千人为打车回家犯愁。那些卡车上拉着手高歌的陌生人，那些睡在礼堂里的人，那些挤在迷笛学生宿舍里的外地乐手，那些走几个小时夜路第二天继续再来的人，显然并不是全部。
当然，摊贩更多了，连卖布老虎的、磨菜刀的都来了。庙会一样的场景中，也多了不少得知消息而终于赶来的新血，包括摇滚老炮、各界顽主，也包括更多全副武装的记者。到了晚上，人数居然猛增到2000左右，星光照耀迷笛，一幅无形的旗帜飘扬起来了。
下午第一支乐队是弑君，集体蒙面，怒吼并铿锵。当然他们并不成熟，但音乐似乎还聪明，至少有一个清晰的重型音乐结构。
CMCB来得很猛。作为两岸三地眼下最好的说唱乐队，他们还保留着摇滚乐的热情和轰响，但那又完全服从于律动，一种痞劲被发挥得淋漓尽致，煽动着、愉悦着未来的主人翁。他们改编了任天堂游戏音乐，堪称经典，也翻唱了Nirvana，勉强过关。
他们的同胞乐队Tookoo，不但有乐手和CMCB重合，风格也只是更不摇滚一些。他们平均年龄20，敬业而且更接近hip-hop气质。但比较起来，音乐就显得缺乏想象力了。
三个大头针是惟一上了台却没能演出的乐队。据说是鼓手的监听出了问题，在时间飞逝的压力下，校长急噪地要求他们凑合或下去，他们下去了。到底还是没有向大家展示，他们到底是一支酷似Primus的另类，还是更加前卫的异类。
在下午的阳光下我开始紧张、昏昏欲睡，因为我在等待兰州噪音协会。
在等待中连续上去两支爵士乐队，迷笛学生组成的fusion爵士“什么”，和来讲学的Ray Blue。如果这个世界上没有Albert Ayler也没有日野皓正，那我还宁肯听夏佳三重奏而不是什么的练习，或者Ray Blue的教学。虽然后者的确好听，尤其是钢琴的行云流水和零敲碎打。
我的上场是兰州噪音协会临时邀请的，我制造一些起过渡或填音作用的人声，同时也是对一本书的朗诵——《当代无政府主义》。这样的传统即兴噪音向来缺少乐迷，但是我们没有遭到驱逐，这仅仅是因为观众认识我。但我要说这是一个优秀的乐队，尤其是正在读高二的鼓手柿子，他知道什么叫感觉。后来听说有人当场泪如泉涌，这是因为这种音乐的特性——喜欢与否，需要与否，全都泾渭分明。
后面是石家庄的旺财，“音乐讲究说学逗唱”，方言搞笑版的拼贴音乐，搞笑成功，但实验的野心落空了，一些好的动机也没有得到发挥。
老张叫Jon Zatkin，老张的乡村是他的临时乐队，玩票性质，但玩得很有味道，好象家常聚会。作品都是老张的老朋友在30多年前写的，老张每唱一首，都要解释半天。
比较接近老张的，本来应该是布衣，但他们已经越来越摇滚了。我不能肯定究竟是什么原因让我不曾看好布衣——是过分中轨中矩，还是不够有激情？或者旋律毫无新意？不管怎么说，他们比两年前是判然有别了。再多点灵气，应该不比瘦人什么的差。
漏看了西安的梵瑞与3。
但是终于看到了太原的凡言与冥乐队。凡言已经做了8张个人专辑，我听过其中5张，以为浓缩成一张会非常精彩。夜幕降临之后他和冥乐队展开了黑暗浪潮和黑暗金属的仪式，看来现场经验不足，编曲也有点空，但无论如何他们可以更好，如果关心细节的话。
卡西莫多比他们少一点古典情怀，多一点电子工业的沉和重，分属两种黑暗、两派大气。他们的作品不大稳定，有时候会被草率的低音、盲目的节奏破坏那种难得的感染力。
不能不说丰江舟，他又一次出乎我意料。他玩起了techno。原来复杂的ambient和碎拍大厦被明朗的节奏接管，转折之处却也依然峰回路转、暗藏乾坤，带着噪音的鸣叫和ambient的背景。姜还是老的辣，他是三天里惟一吸引住观众的电子乐手。
戈多，上海的资深噪音乐队，现在是后摇滚乐队。从愤青转向雅皮，是更高明了还是更保守了？他们变得非常有耐心，漫长、灵活而忧郁，在取消了吉他的表现力之后，维护了整体氛围和其他所有乐器的平等。
那么脑浊呢？还需要再说吗？有他们就有朋克和DIY文化，有他们就有跳跃、舞蹈和活力，有他们就有年轻人的自信——我是说，脱离了主流生活方式的大城市青年。在一个批判、独立和纯正朋克乐激情的基础上，他们带来了欢乐。
3号的两个赏心悦目的高潮，属于两个完全不同的女孩子——幸福大街的主唱吴虹飞、与异星乐队合作的张浅潜。吴虹飞是幸福大街乐队的灵魂人物，她的乐手已经摆脱了过去的单薄和生涩，音色和技巧都更加丰富、时尚，但我想他们并不理解主唱独一无二的乖张和自恋，他们丢掉了两年前的爆发力，也削弱了人声的撕裂感和精神打击能量，这是他们没有更感人的原因。异星则是张浅潜合作过的最好的乐队，他们衬托着她微笑、煽情、翻唱《花房姑娘》、撩起短裙和观众的心跳。有人为幸福大街哭，更多的人为张浅潜欢笑。
压轴的是痛苦的信仰，这好象理所当然，因为他们不但是最热门的摇滚乐流派——说唱金属中最出色的一支，也同时是中国低层城市青年正义感的唤起者。音乐节的尾声到了，人们在呼喊、观望或莫名激动，上百人齐唱着，跳动着，pogo又开始了，不断有人往两米高的舞台上爬，然后被工作人员抬走。如果说，说唱金属的歌词多数都像口号，那么痛苦的信仰是最能用音乐和姿态充实这些口号的一支，我不得不为没有看过现场的观众感到遗憾，因为有些东西，的确仅仅属于现场，比如说人格的力量。
三天的演出顺利结束了，喝醉了的瘦人主唱戴秦冲上台向大家致敬，草地边上，一群金属死党围着蜡烛和“METAL NO DEATH”的字样一遍遍呼喊“金属不死”——我相信他们至少持续了一个小时，直到嗓子完全哑掉，热情完全燃尽。
歌中唱道：天下没有不散的筵席。那个在pogo之后和我拥抱的陌生人，那个在喝醉之后裸奔的长发小伙，那个问崔健“可是我还不知道您的名字呢”的rap少年，那个从密云来、住在礼堂里的义务工作者，他们都消失了。
这是一次完全非商业的活动，和一次半正规的操作。迷笛学校承担了所有的费用，提供了5块钱的份饭和两块钱的啤酒，北大在线新青年文化传播部组织了数十名大学生义务工作者、负担了网络宣传，所有乐队义务演出甚至自费从远方赶来。没有需要反对的越战，也没有需要插进鲜花的国民警卫队的枪管，没有黑豹党和白豹党的辩论，没有一个可以激起集体抗议和觉醒以及进一步进行自我身份确认的社会政治背景，伍德斯托克作为遥远的神话，尽管无关，但却印证着同样的热情、理想主义和寻找归属的渴望。
并且，也同样和必将统治世界的资本规则毗邻着。如果主办人没有得到一笔遗产，伍德斯托克可能就无法激发出传奇的光环，如果没有迷笛学校对非商业性的坚持和良好的地理环境——在整个大环境中，这是偶然的——我们也很难避免像喜力节拍那样的上班族周末聚会场面。而一套以另类或青少年为市场目标的商业游戏，或迟或早，也要从伍德斯托克30周年演出现场挥师至迷笛学校门口。梦想的脆弱，和它的美联系在一起，对梦想的信心最终成为理想和理想主义，尽管这不能改变100年来逐渐成为地球运行法则的资本主义，但正因为有一个可供超越的对立面，美才更美。
音乐节的操办，在以下方面显得匆忙和掣肘：A，调音师缺乏专业团队配合，调音师本人面对如此多的乐队、如此庞杂的风格，缺乏必要的音乐素养和准备工作(仔细分析全部小样)；B，乐队接待方面，没有提供必要的交通便利和统一的食宿管理；C，服务能力不足，原定的班车接送没能实现，原定的纪念品、音像制品统一销售也未能实现，等等；D，乐队演出安排缺乏预见性，临时变动过多；E，宣传周期短、资料不足，也没有举办专门针对媒体的新闻发布和解释活动；F，环保宣传不力，任凭观众随地乱扔垃圾，应该说是我们集体破坏了本该由我们来保护的环境；G，筹备工作缺乏足够的时间和条理，导致以上问题的出现，也导致赞助落空，资金紧张……
如果说明年的音乐节必然能够解决这些问题，如果说其他时间和地点的其他音乐节必然能够引进正规的操作和充足的资金，那么，我们是宁肯要一个事必躬亲的张帆校长，还是一个严密得不近人情的“另类商业”体制？我们是要一种个人的、即兴的、用感情和相同志趣实施的操作，还是要一种科学的、制度化的、用法规合同和利润驱动的操作？
或者就像摇滚乐本身，从来就没有一劳永逸地解决个性和商业之间关系的模式，让每一个案例都是新的，让不确定的人性在无政府主义的平等主义、团结友爱和立即行动的理想原则上站稳脚跟，然后再和这个世界的冰冷有效的规则做一接轨？
51支乐队，他们基本代表了中国当代摇滚乐及其亲属的真实水平。他们的现场经验普遍不足，有的乐手还没有听说过舞台站位和监听音箱之间的关系，很多乐队不知道怎样和调音师沟通，现场表演也暴露出控制气氛、配合方面的问题。他们多数强调与众不同的形式和思想，并在长期被资讯和市场所孤立的情况下纵容了才华，创造出一些杰出的声音；如果不是这样，也至少踩在前辈音乐家的肩膀上，获得了相对稳定的观众群。他们的风格跨度之大，超过了国外音乐节的包容能力——这也说明中国新音乐场景和大众文化之间的距离，倘若音乐真的成了青少年大众的生活方式，那么它的先锋性和多样性就必然要在音乐节上丧失——愤怒有其社会根源，闲适有其小资理由，电子有其时尚和前卫双重阴谋，实验则吻合了乐评人、资深乐迷的口味，以及一种道德上的优势。惟有欢乐，无处不在，把不同类型音乐的听众纠合在一起，分享这些不属于现存社会的秘密。
音乐制造了欢乐，但不是通过聆听。而是文化。是被称之为现场，并进一步称之为节日(festival，一个既是音乐节，又是节日的词，一个既属于美国青年，又属于全世界青年的词)的一切所创造的。如果说摇滚乐曾经需要少数掌握表达能力和媒体关系的人代言，需要他们向社会转述——自80年代以来，转述通常是歪曲，例如被先后强加的启蒙主义和人文主义，例如被赋予拯救心灵的使命，例如追星渴望和知识分子贫血病导致的摇滚乐被纯洁化、神话的局面——那么，我们在音乐节上看到的，就是一群不需要被转述，而是自己开始表达的人；他们本身就是BBS常客，认识摇滚乐手或者收集了相当数量的打口唱片，拥有关于音乐及其文化的知识，也能够顺利地和社会沟通。而他们的生活方式，使得他们发明了自身的符号和语法，从发型、服饰，到地下厂牌的logo，从俚语和术语，到行为方式甚至思维方式。
这一切最终自我繁殖，不再需要培育。
当我们说永远的时候，我们就选择了与现存社会不同的价值观；当我们在迷笛音乐节的垃圾、醉汉、冲突、失望或狂喜间穿行的时候，我们就把自己加入到了一个集体当中；当我们把摇滚乐，这种以反叛和创新为道德低线的娱乐方式融入生活，并且把娱乐、思考、爱、自由自在视为人生大事的时候，我们就不可避免的年轻了。
让我再回忆一遍，杰克·克鲁亚克在告别孤凉峰的时刻这样说：“愿主赐福所有身在酒吧、滑稽剧和含沙的爱之中的人，赐福给那倒悬在虚空中的一切。不过，贾非，我们知道，我们俩是永永远远不变的——永远的年轻，永远的热泪盈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