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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们不听你，不因为你做得不好，是他们不需要你
崔健：其实现在许多人想废我，就像当年我们毫不留情废了前代人一样。
记者手记
晚上10时，CD爵士俱乐部，戴着小帽的崔健很准时。他感冒了，说话挺辛苦，下午还为下个月进行的伍佰演唱会做了排练。访到中途，看他疲惫的样子，我们开始有点不忍心，他倒说“没关系，我会坚持。”在音乐的话题上，除了已超过了一周岁的全国上下沸沸扬扬的“真唱运动”，除了离不开的摇滚，我们把眼光更多地放在他的新动向上： 演唱会、音乐剧；我们聊他的近期偏爱：爵士和HIP-HOP；我们聊趋势，聊未来，还聊友情。他回答问题的思维偏向形而上，他的表情一如既往地严肃。然而渐渐地不拘谨了，漫无边际的爵士乐背景是种催化吧，崔健的坦诚放松让人觉得他面对的不是媒体。他的锋芒与棱角依然犀利，可泼皮的言语也不断透露他不动声色的“嬉皮”笑脸。
我觉得乐如其人
新京报：跟伍佰合作的事是怎么成型的？
崔健：主办单位邀请。当然还有其他条件，没必要在这里说。我觉得伍佰是个值得尊敬的一位台湾的音乐人。以前对他不是很熟悉，通过这次了解多了起来，我挺喜欢他。
新京报：指他的人还是音乐？
崔健：音乐与人的区别不会太大。我不相信我喜欢这个人不喜欢他(她)的音乐，或喜欢他(她)的音乐不喜欢这个人。
新京报：前几周你参与了重新以“七合板”组合为名义的演出，对这种怀旧聚会有什么感觉？看到你当时一直低着头，没说话。
崔健：既然不说就别说了，都过去了。我参加那个活动有另外的原因，并不是因为那场演出本身。我是“七合板”的成员，大家都愿意做的话，我也参与。
新京报：你是否一向不大愿意提过去的事？
崔健：在朋友之间聊，想起来挺有意思的，这些是属于私下的事，我觉得没必要在公众面前提，我不喜欢炒作。很多人因为信心的问题，好像觉得对未来的把握不如对过去的把握容易，他们更愿意炒作过去。我没有明确的态度去怀旧，只是觉得，工作的时间和压力和未来有关，而和过去没什么关系。
新京报：这么说会不会有点绝对？毕竟会有一个承前启后的过程吧？你有没有为自己的生活或音乐分阶段？
崔健：没分太清楚。《一无所有》跟《解决》比较早期，《红旗下的蛋》属于中期了，当时阶段性的标志是反对天上飞的感觉，而要回到陆地上，去细微地观察，强调音乐直接跟现在的关系。后来《无能的力量》就更多地接受现实了。
我喜欢有力量的东西
新京报：那现在你新的东西是什么？
崔健：现在还是一样延续着《无能的力量》的风格。新的东西很难用语言表达，里面包含有许多不同的风格。今天感冒了，说话的状态不大好。我觉得做音乐最重要还是让自己舒服，可这种感觉得在事情完成以后才知道。新专辑还没发，现在还很难讲。
新京报：新专辑里有说唱的成分，你是觉得这种形式适合自己，还是因为它是当今的国际潮流？
崔健：节奏性的东西不存在潮流不潮流，80年代中，说唱还不成潮流的时候，《不是我不明白》就是这风格了。
新京报：除了说唱，近来对你影响大的音乐风格还有哪些？
崔健：说唱是很过瘾的一种，我最喜欢HIP-HOP、爵士，有力量的东西。旋律只是阶段性的，不能永恒，但节奏就会不断持续和衍生下去。非洲的音乐文化真的没法比较，我相信人的区域布局是公平的，中国在文字上很发达，必然有另外一些比较弱的方面。
我在乎平等地交流
新京报：近来你看了不少别人的演出，也包括11月的北京国际电子音乐节。对其中哪些演出印象比较深？有没有一个总体的观感？
崔健：听了不少新音乐，有些听着听着就不想再听了。我比较喜欢源自身体上的，光来自想法，光想找一种实验性的刺激，我会觉得这音乐挺好，但不是我的。
新京报：那有哪些是属于你所说的“来自身体上”的？
崔健：在国外看了很多。国内的演出，(迟疑一阵)有几次摇滚和爵士音乐节吧。我本人比较喜欢爵士。电子舞曲不能代表音乐家的生活，只是体现了与观众的关系，更多的是一种音乐产品。国内的爵士集中在北京和上海，还没有形成商业气候。
新京报：你认为北京爵士乐的现状怎么样？
崔健：许多人说爵士现状不好，要取缔掉。我说正因为现状不好，才要支持。音乐的最高境界就是即兴。爵士乐受到正统音乐的挤压，造成其“地下式”，似乎是反正统音乐教育的，是对音乐审美观念的摧毁。音乐的多元化，不需要有关部门去认可。
新京报：跟摇滚乐的现状对比呢？
崔健：爵士方面已经比摇滚所有的不公平少点了。但其实国外的摇滚乐手也有同样的问题：成功以前，需要以别的职业养活自己；但成功了以后，经济上的回报能成为他们不断创作音乐的驱动力。
新京报：其实你在乎听的人对你的音乐的反应吗？
崔健：在乎。这种在乎不是需要介意他们的反应而去应付去迎合，我不在乎商业利益。我的在乎是换一个角度看自己，能站在另一个角度看自己很不容易。我在乎跟对方一种平等的交流，认可我的人才会有交流。不喜欢我音乐的人，肯定跟我没什么关系。
新京报：你会去选择这个“对方”吗？
崔健：我更应该用“尊重”而不是“在乎”。如果这个“对方”是选择的话，好像我是高高在上的，已经存在不尊重性了。
更重要的是多表现
新京报：今年9月你曾跟德国家喻户晓的巨星U?鄄DO LINDENBERG有过一场演出。
崔健：在中国，跟非内地和外国的音乐家合作，本身已经超出了音乐之外，多少有点外交气氛在其中。要真正选择音乐家合作的话，应该由第三方去安排。有这样的机会让国外的音乐家到中国来展示才技，是中国的荣幸，再有别的收获，是锦上添花。
新京报：你明年会在UDO的音乐剧里做客串？
崔健：时间还不知道，具体的东西还没谈。UDO的音乐很诚恳，他一直坚持这条路，一定有他的道理。
新京报：你认为中国音乐发展的趋势是什么？
崔健：中国音乐的发展方向谁也说不准，更重要还是应该多表现，多交流，多看，开放一些。电子音乐非常时尚，有一种自由度，不用刻苦练习，没有许多演奏上的压力。在台上做，在台下听，做完就完了。不过它的特点在于现场的魅力，是活的，要是发展得好，前景会很好。
音乐的力量所在
新京报：现在跟你合作的人都固定吗？
崔健：他(指正在一边下棋的刘元)，还有另外四个人。刘元跟我的合作久了，当中也有很多变化，这些变化使我们对彼此的才华都有重新的认识。任何好的音乐家总会不满意自己，总是否定自己，之后会发现有的否定是对的，有的错了。
还有一个方面是关于朋友。真正的朋友并不是“君子之交淡如水”，那样只限于互相欣赏。朋友应该在一块儿打打闹闹，互相指出和容忍对方的缺点。
新京报：你如何看待你跟乐队的关系？
崔健：一个乐队必须像一个人完整的肌体，音乐虽然也很强调灵魂上的东西，但衣服也少不了，不然就赤裸裸的了。为什么诗人不能成为音乐家？只有知识分子才能欣赏诗人？大部分人不是知识分子，音乐的力量所在，其中一方面就是能表达实在的东西，因此不隔代。
就算过去再怎么流行，到我这儿没用。其实现在许多人想废我，就像当年我们毫不留情废了前代人一样。音乐就是那么残酷。人们不听你，不因为你做得不好，是他们不需要你，而要他们这一代的音乐。
新京报：今年国内外演出多吗？
崔健：国外今年就去过一趟德国，明年2月还会去一次。就要去东莞。
新京报：不是上周才到过广州吗？怎么老往广东跑啊？
崔健：广东热情啊，老邀请我去。广州要是缺了王磊挺没劲儿。还有高架桥其实也挺好，楼顶上，车在飞。北京也需要这东西。你要是带着对音乐的失望，就看不到它的许多优点。广州姑娘也挺好，性格好，不大闹。
批判最重要
新京报：你会如何描述你现在的状态？
崔健：现在正感冒。其实状态要是去描述的话，会有脱离感。什么东西客观地去下定义，都变得文字化了。我现在特别不愿意陈述自己的状态，等以后再说吧。有一点最重要：批判。还是继续批判吧。批判自己的快感比批判现实来得容易点，好听点，因为人们会觉得你谦逊。
但我指的批判是：我不要客客气气地隐藏自己的锋芒，批判大潮流还是比批判小气候过瘾。什么叫力量？所有的力量都因为有另一股方向的力量作为比较、去称量，大棒打蚊子、大刀霍霍杀空气不叫力量。即使批判自己，若感觉自己很强大地去批判，也会很过瘾，但更多的时候，我要鼓励自己去批判自己曾经不敢批判的。本报记者 张璐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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