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是e龙网站的题目：比比崔健和朴树，也比比生于60年代与生于70年代两代人的不同。拿崔健与朴树作为60和70年代的代表，不是很恰当。他们都处在两个年代的起点上，更接近于他的前一代而不是后一代。从气质上看，崔健身上的某些东西更接近于50年代出生的一代，朴树则接近于60年代。

　　当然，他们身上也有一些东西，可分别对生于60年代和生于70年代作出印证。就拿能体现共性的情况看吧———崔健《无能的力量》和朴树《我去2000年》，都使用了最时尚的音乐语言———崔健拥抱了电子舞曲，而朴树拥抱了英伦新音乐，也可以从象征意义上说，这是对“新时代”的拥抱。但崔健的拥抱是一只手的，是有保留的；朴树的拥抱却是全情全义：他曾对我说，他觉得与张亚东在一起的每一分钟，都是在创造。

　　我没有觉得那是在创造，恰恰相反，我觉得那更多的是一种创造的幻觉，创造中处处暗藏时尚的陷阱，因为我是60年代人，所以我有足够的警觉。但是70年代人不会有这种警觉，他们是“新生活”的彻底的拥护者，即使如朴树这般的新人类的逆子，也会毫无防备地被时尚击中，被DepecheMode、Radiohead所俘虏。60年代人也可能会被击中，但不会被俘虏，不会一心一意。你看崔健是怎么做的：那么时尚的音乐类型，但你感觉到时尚了吗？你能把它当作新生活的舞曲欣赏吗？可能有一点点，但依然有一种很硬的东西，一种不容易被时代融化的东西梗在里面，我们可以把它叫做“崔健情结”，在任一种形式中，它不一定是成功的，但永远顽固地存在，是一种崔健味、土性味、中国味，是“这一个人”的根性，反正它不会随随便便地变形和消失。

　　就是在这里，崔健与朴树暴露出了最根本的相同和不同。他们都是理想主义者，虽然理想主义已不是70年代人的主题词，但朴树是。崔健的理想主义永远有历史和现实的背景，朴树的理想主义已经抽离了背景，变成更普遍更纯粹的个人式忧伤。曾经，崔健是红色时代的“遗民”；现在，崔健是现实中国不能忘情的情种，扯不断，理还乱，拔不出，离不开，历史和现实、社会与个人总在他身上交汇、纠缠、缠绕；而朴树的歌是没有历史的，理想和现实的矛盾仅仅是青年和成年、抽象的个人与众人之间的矛盾，历史甚至社会的根系都没有太深地刺入他的内心，成为其人性纠葛的一部分。

　　因此无论是音乐结构还是思想结构，崔健都显示出一种多维性，崔健的世界有多种维度，过去、现在、未来，个人、社会、国家，比较复杂，比较立体，比较难于解说，时间和环境根茎丛生。朴树则更像一种单晶体，只有现在，现在不是一条线，而是一种点状的现在，时间的作用力消失了，仅仅只是这一刻的矛盾集聚。如果朴树再次出现，很可能会是一个全部置换了面目的朴树。当然，朴树也矛盾，但他的矛盾是一种缺乏历史背景的矛盾，是一种基于年龄基于生命本真冲动的无理由的冲撞对立。如果说崔健展示的还是一种历史命运，朴树展示的则是个人命运，是成长和生存过程中更纯化的自我关注、自我怜悯、自我迷恋和自我消耗。同是作为族群中的优秀者，这两种不同的命运决定了，崔健音乐的技术难度更大，音乐成就(或可能的成就)更高；而朴树音乐的生成速度更快，音乐更纯净、更直接，但其未来也更危险，他很可能会被冲走，一不小心就可能被卷进时代(潮流同化)和世界(西方同化)的洪流中，泯然如新人类的众人。(南方周末 李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