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本报参与主办的“相约北京--5.27大型演唱会”中，罗大佑将完成他对北京歌迷的承诺

　　1981年，内地歌迷最早开始听到一个叫“罗大佑”的人的歌，那一年他大约27岁；2001年，歌迷久盼20年之后，罗大佑终于可以直接面对热爱他的北京歌迷了，今年他将满47岁。在“相约北京”联欢活动的重头项目之一--由本报文化部参与主办的“5.27大型演唱会”中，罗大佑是最受瞩目的歌手。20年间，整个华语流行歌坛风流云散，而罗大佑在歌迷心中却仍然有至高的地位，对大多数25岁至35岁的歌迷而言，罗大佑代表着他们青春时代的挣扎、反思和对民族与社会的终极关怀，那样深深刻入生命的印记，不是岁月可以消磨的。

　　或许与北京的文化氛围有着某种天然的契合，罗大佑似乎与北京歌迷之间格外亲近。对于此次将到北京进行的演出，罗大佑称这是他对北京的一个承诺，因此为了赶到北京参加“5.27大型演唱会”的新闻发布会，前晚因误机而深夜抵达北京的罗大佑，不惜刚下飞机便赶到发布会现场，于凌晨之前与等待已久的媒体见面。昨天，记者终于与一大早就起来见媒体的他进行了一次愉快的访谈，智慧、幽默、冷静而圆熟的罗大佑展示出他与从前我们心目中那个罗大佑不太一样的一面，使得这次难得的独家专访名至实归。

　　-受访人　罗大佑

　　▲采访者本报记者　刘净植

　　晚节是创作人最大的问题

　　请放心，我一定不会做晚节不保的事

　　▲在很多歌迷记忆中你的固定形象是一袭黑衣、一副墨镜、一头乱发的“愤怒青年”，但后来我们逐渐看到你的变化，剪短了头发，摘掉了墨镜，尤其到今天，你看起来笑嘻嘻的，短发染成黄色，墨镜变透明了，一副很儒雅的样子，我觉得你的变化就是一个“光阴的故事”。

　　-这中间经历了太长的时间，如果从1982年算到今年就19个年头了，那时候出生的人现在也19岁了，是成人了，这段时间不可谓不长。这十几年可以说是人类几千年变化最大的几个年头，整个人类社会改变这么大，我不能没有改变。现在我老了、成熟了，也能更多接受别人好的东西，然后融入到我的音乐里去。

　　▲其实生命中这种历程的改变，也反映到你的音乐创作路线的变化。

　　-对，早期我在台湾写音乐，后来在香港住了10年左右，这个地方有好有坏，好的方面就是音乐制度化，很规范，不好的就是抄袭别人的音乐和翻唱国外的歌太多。我在纽约也住了很长的时间，主要是跟家人在一起。在纽约，父亲的去世对我影响很大，一个你以为会一辈子陪伴在你身边的人就这样过去了，后来家里也发生了一些事，这些都使我对人、对世界的看法产生了很大的改变。那一年对我来说是一个分水岭，而前两年一直到新千年、21世纪的变化对我来说也是一个分水岭。我一直在思考，自己在社会中可以扮演的角色是什么？跟《之乎者也》的那时候肯定不一样了。我觉得对身边的人来说，他们能因为我而感到开心，这也是很重要的贡献。

　　▲不过对于很多歌迷来说，你最早的专辑《之乎者也》、《未来的主人翁》那种带有较强批判性和愤怒的感觉更让他们留恋，因而你后来，尤其是90年代以后的作品总觉得你妥协了，变得温情与嘲讽，你怎么看待他们的反应呢？

　　-其实在《恋曲2000》专辑中，批判色彩的东西还是有的。以前在台湾就只考虑台湾的因素，而当我地域观念开阔后，必须面对更多层的东西。但是我音乐里原有的那些东西还是在的。不一样的时代就要换一种新的时代脉动，我写歌的时候就老在想，是成为当红罗大佑，写跟当初一模一样的东西，还是把握住自己的那种感觉。不过我还没有晚节不保，晚节是创作人最大的问题。如果我不写毁自己的东西，以前的东西还能留下来，如果为将就市场写，我不是把自己给毁了吗？请放心，我一定不会做晚节不保的事。

　　▲我曾经也和那些歌迷的想法一样，但隔了几年再听你后来的作品，事实上发现你以后的创作变得宽广了，也许内敛了一点，但内涵和音乐变得更丰富，有更多的包容性和人文色彩。

　　-这是不太容易听得出来的。特定的年代有特定年代的气氛，你很难在当时特定的时期里去讲是或非。我自己也有在特定时期里不能正确判定是非的时候。我不能担心人家对我作品的一时误解，我要走的路很长，大家会知道的，我不会没有自己的力量。

　　偶像和青年代言人，这不是我写音乐想要扮演的角色，歌迷这么多要求，我何德何能领导那么多人走向什么方向

　　▲前些天小虫在接受我们采访的时候说，台湾有三大音乐制作人的说法，即“大佑中(宗)盛小虫”，他说你的作品主题很大、很严肃，李宗盛的作品都很有企图，而他则是从小处着手，写小感觉，他甘当“老三”，这其实是对你们三人所代表的不同音乐风潮的总结，你怎么看呢？

　　-我同意，我是思考得太多、太严肃，至于主题有多大我不知道，这和我是客家人有关，客家人到处流离迁徙，经历的苦难比较多，但很团结，有点像犹太人，大概因为这个原因，他们天生比较注重对人的本质、民族、国家的关注。

　　▲总是在思考这样的大问题，在今天的普通人看来，这是件很累的事情。

　　-很累，但没办法，这是我根深蒂固的东西。这可能和我做医生的训练有关，医生就是关注事物的本质，比如病是如何发生的、什么病菌等等，看到本质的一面很重要，因为它影响后来发生的事情，毛泽东说过一句话：“历史有其必然性，也有它的偶然性。”做医生是看事物的必然性，结成什么果，要求防止出现恶果的原因。

　　▲不知你有没有感觉，现在这个时代的人们似乎更自我一些，注重小情小调，音乐的娱乐功能越来越被强调，这对你的音乐创作有没有影响？

　　-会有一些影响，造成这种原因跟电脑的发展有关系，它使人变得很个人化，网络啊、手机啊，似乎到处都能联系到人。但这是虚拟的，不代表人跟人之间的直接接触。

　　▲你似乎总是在思考，并被称做“××代言人”和“先知”的人……

　　-我老是有很多称呼、“帽子”，比如“什么代言人”、“黑色旋风”、“抗议歌手”等等，我觉得一个创作人，不在乎别人用什么样的牌子来称呼你。一张唱片出了要面对下一张唱片的出版，歌词如何表达音乐的内容等等。如果享受过去的光荣，就说明你不行了，无能为力了。到我这个年纪，47岁，要享受那些荣誉的话，我就完了。

　　▲我的意思是说，做这样的人是不是会很孤独？

　　-对，我一向很孤独，这是命，没有办法的矛盾。但我的孤独是工作，很多工作要靠很大的孤独和寂寞来完成，因为没有别人可以帮得了我。

　　▲我记得你说过开始做音乐是在上大学以后开始思考很多东西，你觉得青年人的责任感、面对社会变化的困惑和思索需要表达出来。表达这种思考情绪的手段很多，你为何单单选择音乐呢？

　　-这跟我小时候接受音乐教育有关，就有兴趣。另外我觉得音乐是一种抽象的艺术，看不见、摸不着，但听得到，它的扩散能力很强，可以扩散到很远很广泛的地方，只要旋律够清楚，线条够清晰，人家听10分钟就学会，扩散到很大的范围。我比较注重感情，好的感情需要扩散来完成，另外，音乐本身有一种善念，如果它是一种让人类和谐的因素的话，我愿意终生用音乐来做这件事。

　　▲音乐本身是一种自我的表达，但在你的音乐为大众接受后，被奉为偶像和青年代言人，这个歌迷的群体会理所当然地认为你有责任说出他们想说的话，指点他们的方向，这是不是给你很大的压力和束缚？

　　-太对了，我1985年9月离开台湾就是这个因素，这不是我写音乐想要扮演的角色，歌迷这么多要求，我何德何能领导那么多人走向什么方向。

　　人承认自己的脆弱，人就像人了

　　▲不过尽管你那些批判性的作品被很多人奉为经典，但似乎你较柔情的一些作品流传得更广一些。

　　-对，像《恋曲1990》、《野百合也有春天》等等的情歌，我是受了鲁迅的一些影响的，鲁迅写作的方式绝对是独树一帜的，他第一次把人的尊严清清楚楚地写了出来，但是鲁迅是很有感情的，就像他写的《伤逝》，那样关注一个女孩子的命运。我觉得有柔情才会伟大，才是一个人。如果你总是硬邦邦的，总是在批评，那不像一个真实的人。情歌是我生命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如果总是在批判、愤怒，就变成一个革命者，这个社会只有革命者的话是很可怕的，人性有脆弱的一面，人承认自己的脆弱，人就像人了。

　　▲我个人觉得你的歌词读起来会是很好的诗句，但放在歌里其实是不太好记的，句子又长，甚至有些地方拗口，这对于一般的流行歌曲来说是大忌。但在你唱来就十分自在，而且旋律好听易记，别人唱你的歌怎么都感觉不对，这是为什么呢？

　　-我的有些歌曲也很简单，像《童年》，很上口，但也有些所谓艰涩的歌。我在音乐性结构上比较严谨一点，这是我给自己的挑战。如果只是写简单好记的东西，我就没有成长了，我觉得那种所谓艰涩的歌我比较喜欢，这说明我把自己从自己的框框中脱出来了，这很满足音乐家完成一个阶段性成长的感觉。

　　▲你已成为影响不只是一代人的标志性人物，不知你青春的时候有没有过影响你很深的人和音乐？

　　-有，要说音乐其实很多，我听过的音乐非常多和杂，什么日本的、英国的、美国的，布鲁斯、摇滚、爵士，还有很多古典音乐，这些都是养料，我不是天才，一定要从别人的养料中滋养自己。对我影响比较深的人是鲍勃.迪伦，还有日本的吉田拓郎，对我影响都很大。在做一个创作者的时候，感觉他们那么多年那种对自己的坚持非常好，如果放弃坚持的时候表示真的不能再做下去了，那种坚持燃烧光了。本报记者　刘净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