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月15日，罗大佑来了，罗大佑迟到了。由于误机，原定19点的记者见面会被推迟到23：30。罗大佑比等他的记者还着急，他打电话过来说：“请北京的记者等一下，只要飞机不掉下来，我今天一定要见到你们。”于是北京的记者耐心等待，等了那么多年，何妨这点时间。

　　罗大佑来了，北京记者甚至没有去年他去上海、杭州演出时那么激动，也并没有太多时间的提问和采访。但似乎总要有这么一个见面仪式，大家平静如常，没有焦躁，静静等待这一时刻，这意味着——罗大佑终于可以登陆北京舞台了。

　　15日晚的记者见面会太过匆匆，好在16日上午终于等到了专访的机会，既是记者与歌手之间的采访，也像是歌迷与偶像间的聊天，更像是很久的一个约定。

　　记者(以下简称记)：去年大批北京歌迷追随你去了上海、杭州看你的演唱会，还笑谈：大佑老了，我们也老了，去和大佑与青春作一个告别。

　　罗大佑(以下简称罗)：大佑47岁了，当然老了。但我觉得我们心中怀着美好怀着希望，就不会觉得老，真的，我要告诉这些朋友，我们都不老。

　　记：我想也许这些35岁上下的人，听你的演唱会是去寻找一些不变的东西，过去的美好的东西。

　　罗：你发现没有，进入新的世纪好像氛围都变了，全都网络化了，我反而觉得更孤独一点。我28岁时很难想像2001年是什么样子。你十几岁交女朋友了吗？过去的恋人都结婚了吧，生的孩子不是你的(笑)，但有一种情感总是不变，是怀念，但我们又损失了单纯，很多人就是寻找这个。在这个饭店里(大佑指着一片树叶)，这个比较重要(大佑又从提包里拿出一大块水晶)，这个也比较重要，因为它是自然的东西，这块水晶我一直带着，它让我与自然和天然比较近。

　　记：在社会变化发展中，你最大的变化是什么？愤怒是不是少了。

　　罗：我不希望变得太厉害，你听我的下一张唱片就会知道。不平则鸣，死不改悔，愤怒似乎也没少。

　　记：这张唱片准备得如何？有没有新的音乐元素？

　　罗：这张唱片名字叫《罗大佑2》，有20首歌，想用很多的电子音乐，但人声与电子关系还没有找到很好的结合点。现在重点还不在这张专辑，先写一个组曲《明天要更好》，是为台北金曲奖写的，有四首歌，有《明天会更好》中的两段，大约有10分钟长度。写完这个再去专心做下一张专辑。

　　记：你对这张专辑有什么期待吗？

　　罗：这专辑中有大胆的歌词，比如把人比作狗的东西，我希望今年它出来后，会把主流的价值观推翻掉。

　　记：你对目前自己的创作还满意吗？活力够不够？

　　罗：创作活力是大问题，我总是担心的，所以要不断学习、不断听新的音乐。我的创作其实不多，到现在也就150首歌，每年也就6首歌的样子。《童年》一首就写了5年。但我最担心的是怕晚节不保，搞出一个主流市场的东西，就完蛋了。

　　记：你对内地、香港、台湾的音乐现状怎么看，有没有你看好和喜欢的歌手乐队？

　　罗：以前我很讨厌香港抄日本美国的东西，抄别的民族的东西是可耻的。但现在香港好多了，有一些自己的东西，香港音乐会变得越来越成熟。台湾以前是过多强调本土化，向上拓展的空间就比较小了，现在意识到这一点，也在逐渐改变。相比，北京摇滚比较不将就市场，很有活力。

　　记：此次参加北京“5.27演唱会”，有没有新歌给大家听？

　　罗：我正在考虑，可能会有一首，而且把音乐和舞蹈结合起来的。

　　记：据说你在演唱会上只唱5首歌，北京歌迷估计不会答应。

　　罗：我也想过，我会跟他们争取，争取唱到8首。要不然，我也可以不跟他们说，到时候死皮赖脸就是不下去了。(本报记者 杭程)